長期投身民主活動、觀察人權現狀的美國人艾琳達女士最近出版了自傳《美麗的探險─艾琳達的一生》。

我有興趣談談她，不過，我對她的認識其實有限，若要評論艾琳達，其實很危險。我只說說對她的一些片段感想。如果因為我認識不足而有所偏頗，還請大家指正。

第一次聽到艾琳達這個名字，是在高雄美麗島事件後不久。艾琳達作為在台的美國人，似乎很關心這次事件。最後，她與事件中的英雄人物施明德結婚，特別引起大家注意。當時的揣測，都認為這是一場政治婚姻，是艾為救施免於國民黨政府迫害而以其美國人身分來保護施。

不過，許多年後，又聽說其實當時艾本人也可能遭到國府驅逐出境，所以與施結婚，同時可以免於被驅逐出境的命運。

無論如何，許多人並不看好艾與施的這場婚姻。特別是因為施的風流個性已經為人所知，大家不認為施會對這個婚姻太認真。後來的事情發展似乎也如此。不過，可能讓許多人意外的倒是艾似乎很在乎這件事，多少年後還在抱怨施當年的劈腿行為。由此看來，艾當年嫁給施並非完全沒有感情基礎。

有人說，艾琳達比台灣人還要台灣人。不過，她自己對這種說法並不喜歡，她強調她就是她自己。她顯然是個敢愛敢恨的人，她年輕時曾拋夫棄子來到台灣。她顯然有豐富的情史，不過，最後仍然回歸為一個單身女子。

艾琳達究竟是怎麼樣的人呢？我沒有資格多談她的生平，而且，網路上有很多相關資訊。我特別在乎的是她對台灣政治的看法。

艾琳達顯然對老蔣的專制、獨裁極度反感，而主張追求台灣民主化，她也實際參與許多台灣的民主抗爭運動。此外，她顯然也積極支持台獨運動。

艾琳達應該是個值得注意的人物，但我還真難以對她做出簡單的褒貶。我想，她不可能會符合傳統中國婦德的標準。但是，她確實很勇敢，敢於做自己、敢於追求自己所要、敢於表達自己的想法、敢於承擔這種因為敢於行動而帶給自己的人生—多彩多姿，但又多坎坷的人生。

她對台灣的奉獻，應該也值得肯定，台灣能夠走向民主化，應該有她的一份貢獻在其中。

但是，我也還是對她的想法與行動有部分的不同意見。

譬如艾琳達曾描述，在六十年代初，她來到台灣，看到坦克車走在羅斯福路上，她就質疑：這是什麼「自由中國」？

當時的台灣距離自由化確實還很遙遠。所以，她的批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當時台灣的處境似乎不是艾琳達所能充分理解。即使對岸的中國大陸未必有能力渡海來攻，但是，那並不表示台灣沒有被統一、赤化的可能。總之，台灣確實面對著強大的安全威脅。

我願意相信，老蔣在對待台灣內部民眾的時候，有過度管控、甚至強暴的嫌疑。但是，當時的台灣確實處於緊張的處境下。試想，就在不久前的1949年左右，國軍才在大陸的殺戮戰場上浴血作戰，即使來到台灣，大家也還是驚魂未定。這時候，國軍老兵們就能接受一種歌舞昇平、自由自在的生活嗎？如果當時的台灣像現在這樣，政府給予一般人極大的自由空間，我估計會有很大一群人反而覺得不能適應。

我的意思是，「過度管控」未必只是出於特定少數人的瘋狂或自私心理，而更多是出於集體的心理狀態，而且在客觀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必要性。以先前大陸丟失的速度來看，台灣並沒有絕對的理由不會也面對易幟的風險。當年台灣能不赤化，一種高度的隔離、管控可能是重要的條件。而隔離性不完全是地理空間上的意義，也包括心理上的隔離。而心理上的隔離可能需要通過強力的政治管控。

在艾琳達的論述裡，也許她是為了表示她並不是那種狹隘的台獨主張者，所以她對台灣的外省老兵也表示了高度的同情。但是，她對老兵與老蔣間的關係的看法恐怕過於簡單化，甚至偏離事實。在她眼中，外省老兵們似乎完全是被老蔣（及其身邊的一小群人）所挾持、欺騙與壓迫。但我認為事情的性質應該不是這麼簡單。我認為軍隊與老蔣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共生關係，而不是單純片面的宰制關係。

就像A. Gramsci所說，統治總是不能完全憑藉武力，而需要思想、意識型態的輔助。老蔣固然可能憑藉大中國認同的意識型態來維護其統治的正當性，但是，至少這種意識型態不會是國府來到台灣以後才由老蔣片面塑造，而是老蔣與軍隊共同的集體心理。如果老蔣要繼續駕馭軍隊，就必須共守集體的意識型態。如果老蔣拋棄這種意識型態，如果老蔣對老兵們說：我們不反攻大陸了，我們不準備回故鄉了，我們就來努力建立美好的台灣國吧，我估計在台灣內部立即就會有軍隊「起義」（就像1945-1949年間，許多國軍「起義」那樣），然後，台灣很快就會升起紅色五星旗。我的推論是：如果老蔣主動搞台獨，台灣很可能因此而更早就已經被中共統一。不管原因為何，國府初到台灣，當時軍人的意識裡不會有多少人想搞台灣獨立，而有許多人非常堅持中國認同，並期盼早日反攻大陸。在當時，即使是本省人，想來也沒有太多人有台獨的想法。

艾琳達似乎假定，如果不是老蔣欺騙、壓迫，那些老兵才不會想要搞什麼反攻大陸，他們當然會寧願老死台灣，而不想回到大陸去。

如果她是這麼想，坦白說，我不認為符合當時的實情，符合多數老兵當時內心的想法。我可以確定，愈是回到國府剛來台灣的時候，這種說法符合實情的可能性愈小。也就是說，至少在1950年代，甚至在1960年代之初，多數老兵們是心心念念要回故鄉去的。

總之，我與艾琳達對當時軍人的心情、想法，有不同的判斷。

也有一些獨派人士表示，如果老蔣早先就讓台灣獨立，今天就不會還和中國大陸糾纏不清了。有些傳聞說，在中華民國政府將要退出聯合國的時候，美國方面曾有人提議以獨立的台灣續留聯合國。傳聞並表示嘆惋台灣當初未能接受美方這樣的提議，並因此怨怪老蔣。

但是，我認為這樣的提案不可能在聯合國通過，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絕不可能接受這種條件。再者，我同樣認為，不肯接受台灣獨立的並不只是老蔣，或老蔣身邊的所謂外省「親貴」。總之，我認為，如果老蔣接受台獨主張，台灣內部先就會陷入混亂中，很可能會有軍隊與中共裡應外合，然後兩岸很快就統一了。

簡單說，艾琳達太低估當時台灣內部的統派的心聲與力量。她太相信那只是老蔣的獨裁決定，出於老蔣（與一小群人）的主觀執念或私人利益考慮。

我或許會承認，現在，即使是許多外省人，即使是所謂泛藍，想要統一的人也並非多數。但是，在國府來台之初，在老蔣的那個時代，事情並非如此。

當然，艾琳達可能會說，那是老蔣的思想灌輸的結果。對此，我依舊不以為然。

我強調，如果老蔣的確過於堅持大中國思想，那並不是他純出於私利考慮下的手段性行為，也不只是他個人的執念，而是他與許多其他人的共同心理。譬如，直到今天，我也還是堅持我是中國人。這和什麼私利無關，那是「意義」的抉擇，而且是一群人的共同抉擇。老蔣與當年的許多統派，都共享著這種集體意義感。我寧願說，是這種集體意義感束縛了老蔣與其他統派，而不會說是老蔣一人或一小群人用中國認同這種理由來壓迫其他老兵以及廣大的台灣人。如果有宰制，毋寧是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宰制更甚於老蔣的個人權力宰制。

在此，我與艾琳達（還有高格孚、家博…等西方來台人士）看法有極大的出入。集體意義感不是西方人用工具理性的眼光所能充分理解的，也不是西方人用普世價值的標準就能簡單否定掉的。集體意義感未必不會改變，但不是說改變就立即能改變，即使是威權如老蔣也不能隨意改變集體意義感，特別是在當下常必須高度順從集體意義感來行動。甚至必須去維繫這種集體意義感，以便維繫集體的凝聚力與士氣。就這樣的考慮來說，我不但認為那些「浪漫的西方拯救者」的評價觀點過於西方中心主義的自以為是，以為從某種（工具？）「理性」的標準或是普世價值的標準就可以衡量他人的行為的對與錯、好與壞。

這些浪漫的西方拯救者來到台灣，要對抗或打擊像老蔣、國民黨政府這樣的獨裁、專制的「惡人」、「惡勢力」，然後拯救在台灣的人民大眾。這種想法其實多少有些類似唐吉訶德，誤把風車當巨人來鬥，很浪漫，卻未必真能促進正義實現。

我不是說老蔣與國民黨沒有任何可議的或不當的作為，也不是說台灣的民主化運動沒有任何積極意義。但是，直接從西方人的觀點對老蔣與國民黨做整體的否定性評價卻會有很大的爭議。問題其實遠比他們所想像的要複雜得多。就算國民黨整個是個共犯結構，這個共犯結構也有它自己的意義追求，也是在某種特定歷史文化脈絡下的集體行動抉擇。

艾琳達表示她喜歡台灣，而且不知道究竟是為什麼。讓我來嘗試替她回答她為什麼喜歡台灣，因為她在這裡的行動獲得了「意義」，屬於她的生命意義。她作為「拯救者」，的確會活得很有意義。

但是，別人也有他們想要實現的集體意義，別人的集體意義是否被忽視、甚至被踐踏了呢？

最後，讓我們把思考的對象稍做轉移。當我強調集體意義感的時候，有些人可能會質疑說：你怎麼不考慮本省人與獨派的集體意義感呢？他們想要的，難道不是被忽視、壓抑，甚至被踐踏嗎？其實我並不否認這一點。我同意也應該考慮問題的這一面。但是，本文的主旨是在討論艾琳達對「當年」老蔣與國府行動的評價。我的推論是：如果沒有當年老蔣的行動與堅持，可能今天台灣已經完全失去討論統獨的空間。艾琳達作為一位浪漫俠客，或許在她想像的故事劇情裡，她與惡勢力的鬥爭構成故事的主軸。但是，如果依照我的看法，她與其他台灣民運人士是在與被他們視為惡勢力的國民黨的共同努力演出下，合作實現了台灣的今日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