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獨爭議是當前台灣最主要的爭議議題，也是影響台灣發展最為深遠的一項爭議。爭議中不免也含藏著因果推論。但是，是什麼樣的因果推論呢？推論的嚴謹性究竟如何呢？

台灣統獨爭議裡包含著的因果推論，其實牽涉甚廣，其中主要涉及的當然是統或獨對台灣的總體禍福影響。籠統地說，統派偏向認為統一帶給整體台灣淨利益，而獨派偏向認為台灣獨立帶給整體台灣淨利益。（我所謂「淨利益」，意思是說，總體正效益減總體負效益，所剩下的總體效益為正。）

但是，上述雙方的論述中當然都包含因果推論。然而真正的結果還未顯現，關於結果的計算必然要依因果推論而得。我們的因果推論究竟是否正確，我們其實通常並未深究，因為我們直覺相信自己的因果推論正確；另外，部分也可能是因為我們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論述中包含著因果推論，我們可能認為自己只是做出「事實」陳述。

我們的統獨主張裡，一般包含或隱含著如下的因果推論：如果統（或獨），台灣就會怎麼樣；既然後果會是這樣，所以你們主張獨（或統）就會帶給台灣災難；從而，你們的主張是錯的。

在我們的是非價值判斷裡，因果推論佔據重要的位置。當我們認為統一（或統一的主張）會給台灣帶來被宰制、被污染、被貧窮化的後果時，我們就否定了統派的主張。反之，我們推論獨立（或獨立的主張）會給台灣帶來被武力強行統一的後果，或使台灣損失可能的未來發展前景時，我們就否定獨派的主張。

但是，我們的推論究竟是否正確，其實是可疑的。因為我們的因果推論很可能太過粗糙、簡單，而邏輯欠嚴謹。

一則，事實的情況千變萬化，我們拿籠統、簡單的因果推論去套用在萬變的經驗現象上，因果的適用性與推論的準確性都可能有問題。嚴格說來，我們需要的是一長串的因果推論，而不只是一個簡單的、籠統的因果推論。或許，簡單的、籠統的因果推論就足可作為抉擇的依據，但是，這時候事情往往會有解釋的模糊空間，這個空間可能大到完全模糊掉最後的理性抉擇。

簡單、籠統的因果推論，容許我們主觀的情感、意向淆亂我們的思考。我們太容易去找到符合自己論述的支持論據，反正不需要嚴格檢驗論述的正確性。

這種不太負責任的推論模式，在我們的社會裡非常常見，即使是學者，即使是法界人士，情況似乎也好不到哪裡去。

以阿扁的貪污案來說，至今仍然有大批的綠營人士相信，那是國民黨對扁家的政治打壓。「政治打壓」是個很好用的理由。現在的蘇嘉全的農舍豪宅事件，他也宣稱是出於藍營的政治打壓。兩件事的思考邏輯是類似的。

重要的是，一旦宣稱是被異己的一方政治打壓，己方的支持群很願意相信，有部分人真的就這麼相信了。當然，也可能有部分的過去經驗可支持這樣的推論。

回到關於統獨的因果推論。問題的困難，部分可能涉及價值判斷與因果推論摻混的情形。我們不是純粹在做因果推論，而同時也在做價值的判斷與抉擇，兩者間的權重或主從關係究竟該如何配置，也很少有人願意去思考，可能是因為沒有人能完全弄清楚。

譬如，有些人可能想：不管統一會有怎麼樣的後果，為了中華民族的發展，沒有別的選擇，就只能選擇統一。或者，反過來，有些人想的是：不論結果如何，我們台灣人絕不要被外來者宰制，我們只能選擇獨立。

這時候，我們的態度看來不是被因果推論所影響，而是被（絕對的）價值所決定。所以，因果推論好像是不相干的事情。但我要強調，即使如此，因果推論其實仍然滲透在這樣的整套論述之中，只是隱藏得更深。

作為統一論述基礎的民族主義價值，其實不只是與自決論有所扞格，而民族概念的「建構」性，也可能未得到正視。從「建構主義」來理解民族概念，其實就是對民族「成因」的新觀點，也可以說是不同的因果推論模式。

作為台獨論述基礎的「台灣新民族」概念，同樣也忽略民族的「建構」性質。從而，被「外來者」宰制的說法，在定義上其實有問題。再者，是否必然有宰制的問題？被誰宰制？誰被宰制？這其實都涉及因果推論。理論上，也可能不存在宰制的問題。關於宰制的推論，涉及對中國人或中共政府性質的理解與推論。注意，後者不僅涉及理解，也涉及推論。我們並不能完整認識中國人或中共政府的性質，即便是那些自認為自己就是中國人，或曾經受中國人的「迫害」的人亦然。認為中共政府一定會對台灣如何如何的論述，終究只是推論，而推論中必包含因果的推論。

再者，長遠的未來，宰制是否會結束，是否會轉型，台灣又會因為統、獨而有何種後果，這些更需賴推論。

獨派的因果推論，顯然認為：朝向獨立的努力，最能使台灣擺脫被中國宰制的後果。而這樣的推論能否成立，其實需要再做深入的檢討。簡單說，台灣要主體性、不要被宰制，所以台灣要獨立，然而也許事情會有更微妙的發展，獨立未必能擺脫宰制，甚且可能加速、加深被宰制。這也牽涉到因果推論。

即使是立基於絕對價值所做出的抉擇論述，其中也幾乎必然含藏因果推論。何況，論述如果要說服大眾，要使論述有更多的合理性，那就更不能不牽涉到因果推論，特別是關於禍福的因果推論。但是，嚴謹的因果推論何其困難，豈是一種隱含式的因果推論能做到完善？

因果推論中的陷阱何其多。從事學術研究者較能有體會。好比實驗研究的設計，通常被認為是最嚴謹的方法。但是，實驗研究做到今天，特別是在社會現象的部分，教科書已經羅列出來許多實驗設計上的困難與陷阱，讀來簡直就會使人放棄對實驗研究的期待。

實驗研究中有許多種可能干擾研究結果的效應，像什麼「實驗者效應」、「霍桑效應」、「強亨利效應」、「前測與處理的交互作用效應」…等。光是實驗應該分幾組，兩組或四組，就已經爭論不休。總之，本來期望實驗能得到最嚴謹、有效的研究結果，但是實際看來問題多多，根本不能保證研究結果的效度。研究者為了講究研究的效度，做出了各種的努力，甚且最後還不能很確定地說已經知道問題的答案。

一般人當然不會像研究者那樣，花那麼多力氣去確定研究的效度，但是他們卻常常好像能很確定地知道問題的答案，並且基於所知道的答案堅決行動。需知，在現實生活裡，問題很可能比研究議題還要複雜得多。就像統獨議題，那比一般研究者所定的研究問題要複雜百倍。但是，人們在統獨議題上卻很少需要做研究、做細部論述，倒好像都已經知道答案一樣。

即使我們確定統獨與整體禍福間的因果關係，但是，如何操作統獨，統獨帶給個人的禍福又如何，這些仍然會衍生出進一步的爭議，也牽連進一步的因果推論。

譬如，獨派人士可能說：馬總統「明明」是賣台，「明明」是親中。對他們來說，他們好像純粹在描述「事實」。但是，與大陸簽署ECFA，兩岸進行了三通，就已經把台灣賣給中共或中國大陸了嗎？這裡面其實隱含有因果推論。獨派的思維會認為，三通與簽約終將給中共機會，使他們最後能控制台灣（而ECFA與三通給予中共這種機會）。這其實也是因果推論。

我不是說所有的因果推論都會使我們的事實判斷或價值判斷發生錯誤。但是，問題可能是在於我們不曾很有意識地去檢討我們的因果推論究竟是否能成立，以及所適用的因果推論與我們的主題是否真正邏輯相關。

我們的因果推論可能出差錯（譬如事物間其實並不存在我們所以為有的因果關係），也可能因果推論本身沒有錯，但是其「適用性」卻有疑。就像檢察官或法官對犯行的引用條文失當。

總之，我們其實常常缺少對現象的確切因果的把握。統一了究竟會怎麼樣？或獨立了會怎麼樣？嚴格說來，我們無法確切知道。我們所有的是基於許多籠統因果推論所做出的論述。這樣的推論，要適用在特定的情境下，究竟推論準不準，很難能打包票。就像我的朋友事前預測2000年宋楚瑜定能當選總統。事後，宋落選了，他並不認為他的推論有錯，而強調他的各區得票數估計仍然是高度精準的。許多算命者，也可能做出類似的解釋。當事情並沒有如其預言發生時，他可能說，那是因為出了什麼特殊狀況，以致與先前的預言發生出入。我們拿籠統的因果推論去套用在萬變的經驗現象上，究竟推論準確與否，本身就有解釋的模糊空間。

英國的經驗論大師休姆(D. Hume)曾表示，「我們無從得知因果之間的關係，只能得知某些事物總是會連結在一起，而這些事物在過去的經驗裡又是從不曾分開過的。我們並不能看透連結這些事物背後的理性為何，我們只能觀察到這些事物的本身，並且發現這些事物總是透過一種經常的連結而被我們在想像中歸類。」休姆甚至因此陷入懷疑論中。

日後，康德強調需賴「理性」能力才能把握因果關係的存在，僅賴感官經驗，是無法確定因果關係的。

但是，人雖然是有推理的能力，而人的推理能力是否完全可靠，卻難以確定。人們可能很任意地想像出某種因果關係，好比有人相信禍福、生死是取決於命運。但是，有人認為根本沒有命運這回事。

總之，當我們想要獲得確切的因果推論時，我們卻發現很難找到保證正確的做法。

然而，如果因果推論很難確定其正確性，依賴此推論的「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又如何確定呢？

面對因果推論的困難，我們首先能做的，恐怕是態度的調整。我們可以表示自己的想法，但是，對自己想法的正確性，恐怕隨時要有幾分保留。我們可以嘗試尋求一些方法、原則，使推論趨向正確。但是，恐怕並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先驗地保證結論的正確性。

我並不想暗示一種不可知論。我認為我們可以得到值得我們堅信的結論。但是，對所有的方法都存疑，每一次的推論所得結論都只是暫試性的，而最後答案更多依賴知識社群的漸進共識，這應該是比較合理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