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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22 20:26:15瀏覽1807｜回應9｜推薦6 | |
| 據中央社4/22報導稱：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的孔子雕像昨天突然被移走…。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說，孔子思想與中國共產黨推崇的馬列主義不一致，孔子像放置天安門附近，與官方意識形態衝突。…當初大陸設孔子像，是因當前道德滑坡、思想真空，需要核心思想來引導思潮，但儒家思想不一定適合中國的未來價值。…孔子思想與中共推崇的馬列主義不一致，孔子宣導的是和諧、仁義，馬列主義主張鬥爭、暴力革命。將孔子像放置天安門附近，意含恢復傳統價值，這與官方意識形態衝突…。 上述報導應係推測性的說法，移走孔子像的真正理由仍有待進一步確定。不過，不論孔子像的遷移理由為何，中共一貫秉持的「馬列」思想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鑿枘不合，卻應該屬實，而我認為這一點必須要深入檢討，因為它事關重大，事關中國社會的長遠發展。 我將「馬列」思想加上引號，意思是，這其實是中國版的馬克思（與列寧）思想。馬克思思想後續的發展，有人將之分成四個不同派別：第二國際（恩格斯）、第三國際（列寧）、結構主義（阿杜塞Althusser）與人本主義馬克思（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等。當然，四個派別的說法應該只是一種可能的分類方式。總之，中國所繼承的馬克思思想，比較是第三國際的馬克思思想，所以會馬列並稱。換言之，它比較不同於其他所謂第二國際、結構主義與人本主義。相對而言，一般會認為第三國際的馬克思思想與人本主義馬克思思想之間的差別可能最大。譬如，人本主義馬克思思想很強調「異化」(alienation)與「人性解放」等概念，而第三國際馬克思思想卻很強調階級鬥爭與暴力革命，殺伐之氣(militant)甚重。而中國傳承的馬克思思想似乎正是這一類型。 中國傳承第三國際的馬克思思想流派，實非偶然，而有著歷史發展的脈絡可尋。甚至於還有社會結構的條件因緣。就歷史脈絡來說，1917年俄國共產革命成功，鼓舞了中國人的革命期待。俄國又宣稱要扶助弱國爭取平等地位，甚至還點名將助中國發展，而斯時又恰逢一戰後各國簽署凡爾賽和約，中國被英美法擺了一道，空自幫助協約國（英、美、法等國）抗德，卻什麼好處也沒撈到（山東省由德國人之手轉由日本掌控）。於是中國知識分子對俄國的援助更加銘感於心。 總之，結果是中國的改革派知識分子因此接受了俄國的援助，也接受了俄國傳來的馬列主義思想，中國共產黨由此崛起，勢力急速膨脹。 社會結構的條件因緣比較複雜、微妙，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以下分從物質的、經濟的結構，以及思想與行為習性的結構等幾面來說。 就物質的、經濟的結構來說，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社會，農村經濟已經是近於全面崩潰的狀態，農民，特別是貧農，生計已經困苦至極。而階級間的矛盾也到達無可緩解的地步。可說是處於非鬥爭無以解困的窘境。 這裡，說是階級間的矛盾到達無可緩解的地步，我認為未必意味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物質條件差距擴大到極限，而更重要的可能是，從無產階級的主觀感覺來說，他們已經陷入絕望的狀態，所以與資產階級的主觀差距極大。即使資產階級的整體處境未必多麼好，但是無產階級的「相對匱乏感」卻非常嚴重，可能嚴重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所以很容易爆發革命，而且還是抱著強烈仇恨心理的革命行動。經濟的、物質條件的結構造成了促成暴力革命的形勢。 當然，資產階級的確在這個時候也有些邊際利益，他們可以藉著無產階級的困苦處境而更加剝削無產階級。譬如，無產階級因為無以為生，可能賣子賣女或者賣自己，而資產階級則可便宜買得無產階級的勞力。只是，能大量購買勞動力的人士，其實並沒有想像的或被描述的那麼多。以我自己的祖父輩來說，他們屬於地主、鄉紳階級，但是家裡根本沒有僱請任何長工。我懷疑所謂土豪、地主的生活富裕程度，在階級鬥爭過程中被誇大、渲染了。 從行為習性來說，歷代中國其實都有暴力革命的傳統。朝代的末期，社會秩序遭到破壞，暴力革命相踵而至。一直要到一個有力量的政權再度穩定了社會秩序，一個新的時代才能來到。也就是說，暴力革命的某些外在行為模式，倒是傳統中國已有的。 我這裡真正關心的議題，是馬列思想與傳統思想究竟是侔合或是抵觸的問題。或者說，是什麼地方侔合，而又在什麼地方有抵觸？ 佛、道勿論，因為他們與馬列思想迥不相侔。前者太出世，太少對現世的批判與改造精神。那麼，儒家思想呢？ 儒家思想與馬列思想的確有些思想接近的地方。最基本的面向包括儒家強調「均富」，而馬列的社會主義思想也強調均富。儒家思想有可能使批判階級不平等的論述獲得正當性。此外，儒家強調入世實踐精神，馬列亦然。終極來說，我認為馬列思想與儒家思想都有某種程度的人本主義色彩，這是兩種思想之間可以相通的基礎。 這裡無法做出完整的比較討論，但是，簡單說，儒家思想與馬列思想確有某種程度的親合性。這種思想的親合性在近代中國共產黨的崛起中究竟扮演多重要的角色，我難以推知，不過，想來並不是沒有作用。 但是，儒家思想終究不同於馬列思想。儒家思想提倡和平，反對暴力。儒家思想雖然反對階級剝削，但是絕不主張階級鬥爭。儒家顯然偏向接受階級差別。大體上，儒家思想偏向當代所謂「結構功能論」，而非「衝突論」。儒家希望在肯定人性的基礎上，通過合理角色安排，發展和諧社會。總之，儒家思想比較是接受一種階層化了的社會，並欲調節使之更融洽、祥和。強行打破階級差異，並非儒家所願。此外，儒家重視家庭與家庭倫理，欲以家庭倫理為基礎，建構社會倫理。 再者，儒家強調人的道德主體性，相信在任何（惡劣）處境下，人都可以在道德上自我挺立，而不依賴外在的結構條件支撐。如此，人生足矣！馬列則關心人的階級存在條件，欲改善社會下層階級的存在條件，甚至不惜出之以暴力。而馬克思的不斷革命論在中國的實踐，更帶來長期的社會動盪與不安。 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更推展人民公社制度，欲以之部分取代家庭，作為建構整體社會的基本單位。這與中國的家族主義傳統更是相違背，也帶給中共建政後的中國人極大的痛苦。這個實驗性的做法，時間不長，負面效果顯著。帶來了所謂「三年自然災害」(1960-1962)，據稱中國人口死亡數在這三年中較正常死亡多出約三千萬人。毛亦因此退居二線。人民公社制度背離中國家族主義傳統，這可能是中共路線背離中國（儒家）傳統最鮮明的一項。很可能，會有許多中國人因此對共產主義制度心生恐懼、厭惡。也很可能，這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能如此受到中國人廣大歡迎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改革的高潮，但也是中共路線改變的重要契機。文化大革命也反映出共產主義路線與中國文化傳統間的巨大歧異。很微妙的事是，如果中共不搞文革，那他們可能永遠會覺得革命還差了一口氣；但是等到推動了文革，他們很多人卻可能憬悟到這種巨大而持續的社會衝突並不是他們內心真正所想要。他們可能因此從內心深處開始棄絕共產主義。只是，這種想法未必公開而系統地被表露。但是，改革開放的受到廣大歡迎，其實已經反映出這種心聲。問題是，那麼，接下來究竟中國要走什麼路？這個問題其實還未得到充分解答。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社會，需要深切的改革。但是，改革路線究竟應該為何，恐怕沒有人真正知道答案，雖然很多人可能自認為知道。馬列思想主導的共產主義路線，在政治權力的競奪上是成功了，現在更顯現出耀眼的改革成績。但是，共產主義路線真能在中國社會生根嗎？能與中國社會水乳交融嗎？恐怕還是個大問號。其間矛盾是鮮明的。顯然還有調整的空間，甚至是必須調整、調和，而且是需要開展新的思想架構以調和彼此，否則終有爆發某種形式衝突的可能。孔子像的移走，或許只是這種衝突的一個不太引人注目的開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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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