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民主制的討論，有各種不同的回響。以下是兩種和緩但有力的質疑，我試著提出我的回應。

一位網友說：中國憲政道路探索先驅曾有一句話「制無美惡，期於適時； 變無遲速，要在當可」。

以下是我對他的回應。

首先，我覺得上面引的這句話深具智慧，頗足啟發。

之前我讀到梁啟超的大文「中國存亡一大問題」，就深有感觸。梁在清末變法失敗後，逃亡日本，與主張共和制的同盟會成員辯論，寫了這篇長文，歷述逕行共和制的弊端，其中提到軍閥與強人等可能發生的問題，均不幸而言中。可惜在當時，改革派聽不下，還罵他是保皇黨。歷史遺憾難扭轉重來。讀史者只能三嘆。

不過，我曾一再思考梁的意見。他當時的說法是：中國尚無條件進入君主立憲，只能暫行開明專制。

那麼，中國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開始立憲制呢？又什麼時候才開始民主化呢？到那時候，豈不還是可能要經過一番慘烈鬥爭的過程？

最後，我能得到的答案還是與梁很接近：既然已經實施了共和制，那就不要再走回頭路。再走回頭路，革命烈士可就白白犧牲了。也就是說，中間有些過程並不是我們所樂見，我們不宜在先前主張這麼做（革命犧牲）。但是我們接受革命後的現狀，既然已經走到這一步，已經做了這麼多犧牲，即使前路坎坷，也不宜再回頭走君主制。我們不妨享受前人的犧牲，並繼續向前努力。

這些話是有所感而發。不過，對於上面所提出的見解，我也還有補充意見。

即使我們是要摸著石頭過河，至少，我們要知道我們的目的是要過河。我們如果根本不知道要何去何從，那摸著石頭也沒有用，石頭又能告訴我們什麼呢？這時候問題才大。

更嚴謹地說，我們在講求務實、彈性之餘，還是要有更遠期的大目標或更寬廣的評價框架。否則，我們甚至不知道究竟什麼是「適時」，什麼是「當可」。

好比說像文革這種事，就當時的人的感覺來說，很可能覺得不適時或不當可。也就是說，如果人們預知過程如此慘痛，大多數人都會反對文革。但是，因此就能確定文革錯了嗎？或者， 1911 年的革命錯了嗎？或者， 1949 年的「解放」錯了嗎？那些過程可都令不少人痛苦不堪啊。

這個遠期目標或評價框架還是可能回到民主制的取捨問題來。我們要不要每個人得到最大可能的尊重？如果要，那該是什麼樣的政治體制？中國人究竟要民主？還是要專制？

另一位網友說：各位民主大師們，不用捨近求遠了，就談談台灣的民主成果吧。各位覺得台灣現行的民主制度及實踐情形好嗎？切身感受如何？

對此，我嘗試回應如下。

網上許多討論，都對台灣現行的民主體制表達了或多或少的質疑。反之，中共的體制，則有不少人表示肯定。對於這種事態，我頗感憂心，我覺得這是民主的危機時刻。

網友提議：「談談台灣的民主成果吧。各位覺得台灣現行的民主制度及實踐情形好嗎？」雖然這裡並沒有明確表示對台灣實施民主的否定看法，但是裡面的暗喻其實還是可以體會。

台灣的民主制走得絕不平順，一搖三擺晃，眼前也還是危機重重。馬總統的信任危機，在我來看，其中部分也是反映對台灣民主制的不耐與失望。

對台灣近二十年間發展遲緩的失望，特別是對扁與馬執政的不滿，最後歸結為對民主制的不滿。再者，由於民主化與言論自由化，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常必須忍受異議者的「奇怪」、「悖逆」的言論，精神上也許受到不斷的「荼毒」。從而，人們也更加懷疑民主制的「優越」。

行政效率不佳、各項建設緩慢，又必須忍受異議的聲音，這其實是兩千年前亞里斯多德已經預見的民主制的問題，並不真讓人意外。

但重點是我們要在什麼樣的框架下審視這些令人失望的現象。最簡單、常見的比喻就是所謂半空或半滿 (”half empty or half full?”) 的觀點問題。不過，這個說法大概此刻不能讓人感動，而會覺得這是狡辯。尤其相對於中國大陸晚近各方面的表現，對台灣的狀況不免深深失望。

不過，我還是希望大家注意到，因為台灣的民主化，台灣躲開了什麼問題；又因為台灣的民主化，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又得到什麼益處。

容我做個最簡單而大膽的推論：如果不是民主化，台灣外省人現在的處境將非常困難。這種情形就好像滿人在民國後的處境。當外省人不再能掌控軍隊，（因此）又不能壟斷政府的時候，處境可能非常惡劣。不過，這個問題並沒有發生，至少沒有形成嚴重問題。雖然有類似「范蘭欽」這種人的不滿心理，但是多數外省人還是平靜地生活著。因為台灣已經先一步民主化。也因為已經民主化（而不只是有了普選制），所以馬英九還有機會當選總統，讓藍營還能有些指望。雖然許多人因為馬宣稱要做全民總統而不悅，但他們至少不必忍受再一個綠營總統。

總之，台灣內部的和諧度比我們主觀感覺到的要好得多，台灣沒有走向內亂，也沒有嚴重的族群衝突。而主觀感覺，因為是相對於我們的主觀期望，失望感總是比較強。尤其外省人，因為處境改變幅度比較大，所以可能有更多的失落感與失望。

再說，我們一些行政措施常因為藍綠對立而進展遲緩，甚至形成浪費（譬如核四）。但是很難確定如果進展不遲緩就一定好。有時候，表面的成功容易掩蓋潛在的問題。核四的攻防戰至少讓民眾有機會深思核能與其他能源及環保的問題。如果不是有這些爭議過程，我們不會這麼深入去思考問題。

總之，民主的重要優點之一就是讓我們多數人的主體性、反省力有機會獲得提升。

其實，有時候我走在台北街頭（ 雖然依戶籍來說，我不是台北市民），特別是像仁愛路、敦化路，或是東區等地，感覺是很舒暢的，偶而飄來的咖啡香，更是讓我心曠神怡。那種舒暢感是多重條件的結果。如果我很窮困，如果街道髒亂，如果有一大群乞討者，如果有人在監視我或隨時準備逮捕我，我不可能覺得這麼心曠神怡。

我知道，說這些話還是可能被人嗤之以鼻，因為被認為沒有意義，因為人們會覺得事情本當如此，不值得誇耀。但我認為不是這樣的。這得來不易。中國人只有極少的時候能享有這種生活。為什麼呢？因為受物質條件與制度條件所限。

就像有網友說：如果違反群體利益，就該失去權利。這種思維潛在意味著某些人如果被認為違反群體利益，就會失去享受我上述的那種舒暢生活的權利。但是，在某些體制下，人們可能動輒得咎，動輒就被認為違反群體利益。簡單說，早前的台灣就可能是如此。今天，我們享受到更自由、民主的空氣，是許多人的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們應該要珍惜這種成果。只是，人們卻很快就淡忘了這一段的苦澀，也忽略了再出現這種情境的可能性。

當有許多人覺得民主的弊害比較大，而某種開明專制更有利時，我們就有可能再回到那種不民主的、動輒得咎的情境中。

所以，我們實際上還是在一種必須做抉擇的處境中：最終，我們要選擇民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