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連自己的日常生活都處理不好，搞得自己昏頭轉向，有些無力關注劉曉波的事。不過，終究覺得，不為他說幾句話，作為知識份子將良心難安。當然，話說了，又能怎麼樣？想想也實在很無奈。不過，終究該說的話還是要說出來才好。）

我曾在網上談過幾次劉曉波。簡單說，對他的一些文化主張，我有不盡相同的意見。不過，我還是要對他表示極高的敬意。我認為他是一位可敬的思想家，是對中國文化有深度反省能力的思想家。

他因為提出零八憲章草案而被逮捕，現在被判刑11年。

嚴格說，我不知道他的憲章草案內容與提出時機是否合宜。對我而言，中國的事太難。胡主席說，中國將在2050年成為富強而民主的國度。有人批評認為民主化的時間點太遲。悲觀如我的人則認為，如果真能如胡主席所說，中國在2050年時確實能成為穩固的富強而民主的國度，我就已經覺得那是極偉大的成就，也已經太讓人欣慰了。

我之所以會覺得這已經是極偉大的成就，因為我覺得那是極艱難的工程，要經過極大的努力奮鬥。

為什麼是極困難的工程？因為如果不難，中國應該早已經實現這些願望。我與許多朋友的一個不同看法在於：我認為已經有許多人曾經為使中國進步而努力。但是，中國卻是遲遲難有令人滿意的進步。中國進步遲緩，不是因為大家沒有要進步的意願，也不是大家不願意為進步而努力。對我而言，一個古老而龐大的中國要改變，而且是朝著「正確」的方向改變，難度本來就非常高，高到超出許多人的想像。

我認為，許多人太把中國進步的遲緩歸咎於少數政治領導者，認為是他們腐敗、無能、自私、貪婪...。

這是不是問題的一部分呢？也許是。但是我認為那不是真正的重點所在。我認為政治領導人比我們一般人都要有能力，甚至有道德、有理想。而且，他們也確實都曾為中國的進步做出努力。包括許多人曾經痛罵、痛恨的一些政治領導人，包括像老蔣、老毛等人，我都認為他們確實曾經為此做出努力。我甚至認為，像汪精衛、陳炯明這種被正史所嚴厲批判的人，也都曾為中國付出心力。即使是四人幫，也未必不曾為中國的進步而努力。把問題歸結為政治領導人的問題，我以為是人民大眾自己的卸責行為，並且使真正應有的改革施力方向被偏離、誤導。

那麼，問題究竟何在呢？我試將問題歸結到兩方面，一是傳統中國社會（包括政治、經濟...等在內）結構性質的問題，一是對中國問題性質與應改革方向與程序的認知問題。兩個問題都不易釐清。我其實也無力釐清。一時間也無法做比較詳細的縷述。我此刻只能簡單指出，僅僅是由於人們對問題性質與應改革方向、程序的認知的差異，就造成了彼此嚴重的衝突與因此而導致的進步遲緩。

想到這一點，就讓我至感痛心、遺憾。

中國人必須有更多的理性與更多的包容。尋找出路是件艱難的工作，不是簡單就有答案的。也因此，別人提出的不同的出路答案，我們要給予更多的尊重，盡量避免直接的否定與攻擊，避免情緒化地堅持自己認定的模式。網路上的討論，就已經顯示了這種否定與攻擊的反應模式。這種模式，當然不只是出現在網路的討論上，網路上的爭吵所反映的思維與價值的歧異、矛盾、對立，實際上就是中國近代的政治衝突形式的一面。

劉曉波提出憲章草案，因為他認為這有利於中國的進步。

從方向上說，我高度同意他的主張，我比較不確定的，是程序面的問題。因為我也知道，維持中國目前政權的穩定，對於中國的持續發展（包括經濟的發展，與主要因經濟而衍生的其他面向的發展）非常重要。如果因為像台灣這樣搞自由、民主，導致政治失去穩定性，影響其他各方面的發展，對中國未必是好事。

當然，上述說法隱含一種判斷，就是中國目前仍然難以承受比較高度的民主化、自由化。這個判斷正確嗎？這恐怕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只有不斷在實踐中試誤、摸索、尋找。

嚴格說，中國必須不斷嘗試走向民主化與自由化。這種努力不能真正停頓，真停頓了，中國恐怕就糟了。比較好的情況是：中國能穩健而微幅地朝向民主化與自由化走下去。不僅是微幅，當然也要審慎、理性。不是所有的自由化、民主化都是好的改變。這應該是具備顯微手術的精準度的改變。因為錯誤的代價太大。

中國不要再有革命烈士。中國社會要內在的生發出改革的力量。改革的力量與中國的主流勢力要能統合，主流勢力常與改革勢力對衝，這是近代中國的不幸。

回到對劉曉波個人的對待。我誠懇盼望，中國社會能包容他，能肯定他的用心與努力。11年的徒刑絕對不是他該得到的對待。他應該得到的是普遍中國人對他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