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網友推崇日本的高橋敷與台灣作家柏楊，認為社會需要這樣的自我反省者。

我也說說我對這兩位作者作品的感想。先說說我對柏楊「醜陋的中國人」一書的感想。

基本上我佩服柏楊的反省精神與敢於冒大不諱的勇氣。但是，對於他的基本論述，我有頗多不以為然之處。

對我來說，柏楊所見中國人的醜陋面，偏於皮相，不及魯迅所見深刻。或許說，柏楊的心靈不及魯迅冷辣，也不及魯迅的透視力。

但是，我真正在意的不是這一面，不是他說「中國人的壞」說得不夠透徹，而是他見不到中國人之所以如此（就說是這麼壞吧）的成因。從而，他也見不到中國社會的生機所在。這樣的反省，我認為意義有限。

我推崇德國社會學先驅大師韋伯(Max Weber)的「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一書的分析，我覺得那遠比柏楊的分析要來得深刻、有力。我個人則希望在韋伯的討論基礎上，能再往前推進，對於中國社會文化之所以然，有更深刻的透視。不過，我承認，我資質不足，雖然自認為愚者千慮，亦有一得，終是難得讀者青睞。

再說日本。說實話，我也不是那麼推崇高橋敷所寫的「醜陋的日本人」。簡言之，其嚴謹度也不是很高。我認為裡面頗多恨鐵不成鋼的心理，而且偏向一種右派思維。換言之，作者本身帶有保守的心態。

日本是很進步，但我認為主要的理由可簡分兩方面，一是集體紀律，一是願意吸納、學習外來強勢文化的心態。反之，與日本人的反省能力關係極淺。我甚至認為，日本人是個很不懂得反省的國家。至今，日本也未曾深刻反省、承認他們在二戰時所犯的錯誤。

日本的集體紀律，我認為主要有兩方面的成因。一是武士領主制與相關的武士道精神，一是日本社會的族群單一性（不是真正的單一，但是終究是高度同源性）與少受外侮的歷史經驗。

武士領主制，相對於中國的文官郡縣制，有遠較強大的集體控制力，同時又有較強的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認同感。文官在郡縣中所不能做的強勢措施，武士領主卻有足夠的控制力可以去做。後者要形塑集體規範，遠較前者要容易。武士道作為武士統治狀態的副產品，也比中國文人的所謂「人文精神」更能強有力地形塑紀律精神。

有了集體紀律，也就易於建立集體內部的「信任」(trust)，並從而獲得福山教授(Francis Fukuyama)所說的信任社會的諸多好處。

順便說明一點，對我來說，集體紀律與個人自律雖然並不是同一個概念，但是，長期來說，它們還是相通的，也就是說，有集體紀律的社會，就有比較強的普遍自律習性。反之則否。（對於這一點，我和台灣主張人本教育的人的看法迥異。他們偏向認為：他律阻礙自律的發展。所以他們較傾向反對他律。而我認為：他律是發展自律的必要條件。集體紀律很可能是他律與自律的混雜產物。只是，我同意，如果不經某種轉折或昇華過程，他律最後的確可能限制自律走向道德的最高境界。我認為日本人在這裡是會遇到道德發展的瓶頸的。）

日本社會的族群單一性，也許也是個迷思。換言之，他們並不是真的只有單一族群。但是，很明顯，日本人並沒有像中國這樣，幾番受到異族殘酷統治的經驗。這種殘酷的異族統治，最可能的壞處就是帶來疏離感、冷漠感，或者，對道德的無意義感。總之，我認為，經過異族的幾番殘酷統治，使中國社會的整體道德水準下降。而日本則幸運的沒有這樣的問題。（二戰後的歷史此處暫不討論）

我甚至懷疑，部分是因為日本不曾受異族統治的歷史經驗，使他們更能接受外來文化，特別是強勢的外來文化。而中國則可能因為天朝的心態，以及歷次異族統治的痛苦經驗，使中國人抗拒接受外來文化，而在現代化過程中發展格外遲緩。

我這麼分析，當然未必正確。但是，我最後想歸納兩點，一是中國人的反省能力未必不如日本，而反省能力也未必是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崛起的主要原因。再者，中國終究還是有其根柢，未來發展未必總是不如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