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國的改革之路及其阻力，這是我最關心的議題，卻也是明知自己無力做出系統討論的難題。不過，我決定把自己的初步想法寫出來，即使引來各方的譏嘲、咒罵，應該也值得。所謂“拋磚引玉”，這可能就是一種具體的做法。

中國的改革之路，化繁為簡，我以為或許可以歸結為三個大方向：一、，敞開心胸，深刻反省內在思維、價值觀與性格的可能問題，自我批判，也接納批判，並且積極調整；二、穩步走向民主化；三、提倡人道主義思想。

當然，上面所列的這三項只是大概的方向，裡面可包含許多層次與細節，彼此盤根錯節，不容易捋清。不過，本文僅限於做簡略鋪陳，絕難周全，更難及於細節。上述三個議題大體是依照我心中所認為的重要順序來排列。不過，以下的討論並不打算按照這個順序來進行。我打算先談民主化這個議題。因為民主化其實是最常被廣泛討論的議題，也比較有前人的具體做法與經驗可供參考；而且，民主化也比較是可以被制度化操作的項目，也就是可操作性較高的問題環節。如果繞著民主化等較具體議題來討論，相關的改革思考可能會更顯得具體、容易聚焦。

上面的第一項議題的指涉相對較模糊、抽象、複雜。雖然我認為至關重要，但絕不容易處理，而實際的操作也很可能會比走向民主化更困難。簡單說，這是涉及最深處的問題，是有些人會使用“民族根性”這類詞語來表述的問題。雖然民族根性的說法我認為並不適切，但由此或可窺見問題的重要性、根本性。它不但可能牽涉到最深層的問題，而且針對議題提出的看法與批評意見也最可能會遭到嚴厲駁斥，因為這很可能也正是很多人的執著所在，或者說是價值分歧的關鍵所在。聰明的討論者很可能會避開這些議題，或者是盡量順著主流的價值觀來發揮，朝著“正能量”的方向提出期許願景，而避免揭開瘡疤，更不願意碰觸問題的關節處，以免直接進行價值對決。只是，如此的討論很可能也永遠不會讓一般人深刻意識到（自身）問題的存在及其與現實生活問題的關聯。所以此處無意循繞道而行的策略，而寧可直面問題，即使曝露我的淺陋與粗糙，甚至引來咒罵也值得。不過，在前述的三個議題中，這個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層面不妨最後再做處理。順著民主化議題開展關於思維、觀念、習性問題的討論，很可能會更容易讓大家掌握、意會我的思路。

至於人道主義的議題，可能會被認為是一個社會達到行有餘力境界後才需要關注的議題，所以重要性與討論次序均排在民主化議題之後。不過，對於現在的中國社會，這個議題絕不是可有可無，而應該是事關文明昇華的重大議題，是中國社會能否自我提昇的重要發展門檻。我以為，中國社會因為普遍欠缺人道精神而讓各種問題變得更災難性，社會的各種矛盾也更顯得尖銳、難解，而可能轉化為集體危機。就這個意義來說，對這個議題的討論並不是可有可無的部分。後面將嘗試解釋並闡述我的相關看法。

二、穩步走向民主化

以下大體循著民主化的意義、中國的民主化運動及反民主的勢力，及可能的民主化途徑等三方面議題依序開展討論。

（一）民主化的意義

為什麼要追求民主化？民主是一種普世價值嗎？相關的討論早已經汗牛充棟，我無能提出突破性的闡釋意見。不過，我確實對民主制是持擁抱的態度。從我的觀點來看，民主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功能：一、它的基本精神是強調對“人”的尊重，要盡可能讓每個人或最多數的人得到起碼的自由與尊嚴。二、民主制可提供社會安全閥的機制，有利於整體社會穩定，避免社會因為過度壓抑而出現爆發性的暴亂災難。三、可提供較大的個人自由空間與多元性，而有利於社會整體的創新性與活力，乃至對大環境的適應力。

上面所列的第一項，有可能被視為是康德所謂的道德“定言律令”，是絕對義務，是國家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所以，就這個意義來說，國家必須選擇民主體制。何況民主制還有另外兩個在集體功利方面的重大優點。如果還有問題，可能是有如下的問題：雖然民主制追求讓每個人或最多數的人得到起碼的自由與尊嚴，但實際上卻未必能夠實現。這就好像社會主義想要追求人人平等，消除階級剝削，而實際上也未必能夠實現一樣。不過，我們畢竟更難以想像如下的情況：制度設計不考慮要讓每個人或最多數的人得到起碼的自由與尊嚴，但實際結果卻讓每個人或最多數的人得到了起碼的自由與尊嚴。這種歪打正著的集體效益在歷史上未曾出現。顯然，缺少對自由、尊嚴的價值意識，自由與尊嚴是極不可能得到體現的。

撇開自由、尊嚴的抽象價值議題，關於民主制的另外兩種效益，包括一些較實際可測量的自由概念，倒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經驗數據得到支持。以下我就列出四項數據資料，世界人均所得排名、世界民主指數排名、世界幸福指數排名、生活品質排名。前三項都是2022年的資料，最後一項是2021年的資料。

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資料為準，2022年世界人均所得排名前十四名如下：盧森堡、挪威、愛爾蘭、瑞士、卡達、新加坡、美國、冰島、澳洲、丹麥、加拿大、瑞典、荷蘭、以色列。而其他重要參考國家/地區排名如下：台灣27、日本28、南韓30、中國65、北韓182、阿富汗183。

另外， “世界幸福指數”（World Happiness Index）是根據世界蓋洛普調查資料所計算出的一項指數，計分項目包括GDP、平均餘命、自由度、清廉度、慷慨度與社會支持度等六項指標（GDP Level, Expectancy of Life, Freedom, Corruption, Generosity, and Social Support）。根據已經公開發布的2022年的排名，前十名依序是芬蘭、丹麥、瑞士、冰島、荷蘭、挪威、瑞典、盧森堡、紐西蘭、奧地利。台灣排名26，在亞洲次於以色列（12）、巴林（22），而優於新加坡（32）、日本（55）、韓國（61）、香港（75）、中國大陸（82）。（2023年的排名部分已經透露，台灣列名24。以色列則進入前十）

在全部146個受測國家/地區中，阿富汗排名最後。一些非洲小國大體也排在末端。

再則，英國「經濟學人資訊社」（EIU）近日也公佈了2022年全球民主指數報告（Democracy Index 2022 report），依照「選舉過程與多元化」、「政府運作」、「政治參與」、「民主政治文化」以及「公民自由」5個項目進行評比，在167國家/地區中，前10個最民主的國家分別為挪威、紐西蘭、冰島、瑞典、芬蘭、丹麥、瑞士、愛爾蘭、荷蘭和台灣；至於全球最不民主的前5個國家，則分別是阿富汗、緬甸、北韓、中非共和國和敘利亞。

台灣在167個國家中排名第10，也是全亞洲唯一擠進前10的「全面民主」（Full democracy）的國家。其他主要參考國家如下：日本16、英國18、南韓24、 美國30、新加坡70、香港88、中國大陸156、北韓165。

最後，我們再參考全球資料庫《Numbeo》的一項排名，該資料庫綜合各項指數，列出了2021年各國生活品質排名，台灣排在第35名，而在醫療健保指數這部分，台灣則位居第一。在83個國家中，2021年生活品質前10名依序為瑞士、丹麥、荷蘭、芬蘭、奧地利、澳大利亞、冰島、德國、紐西蘭、挪威。美國位居15、日本位居17、南韓位居42、中國大陸位居65。這項排名和前述的幸福度排名應該可以互相對照。

我想指出的是，上面的四項排名（註一）之間明顯存在正相關，大體是越民主就越富裕，也越幸福，或者說生活品質越高。我當然無法就此直接結論說其間存在因果關係或互為因果的關係。但是，彼此間可能存在因果關係，這麼說應該不為過。當然，我們也可以試著論證彼此間的可能因果機制。譬如，在民主國家中，最多數人可得到較大的個人尊重與自由度；而且也可能經濟較充裕。而經濟充裕的理由，也可能和自由度相關。譬如北韓的人民很可能自由度低，而且非常貧窮。後者至少部分是因為一般人民往往不能自由採取認為對自己最有利的營生方式；而且，他們在各方面的創意與活力也難以充分發揮。當然，政策的合理性也會影響到幸福度及經濟成長與否，我相信，在民主制下，政策的合理性較高，而惠及經濟成長。而政策的合理性則可能來自理性共識的形成。民主制可能容易出現爭議，甚至出現混亂，但只要時間稍微拉長，還是較可能產生理性共識，並且由此惠及經濟與人民幸福度及生活品質。

事實上，中國在百餘年前的五四運動中，就曾經大力提倡民主，稱之為“德先生”；並且將德先生與賽先生（科學）並舉為促進文明進步的核心價值。當時會有這樣的口號，顯然是基於當時中國知識菁英的某種覺醒，認識到民主制是西方文明進步的重要基礎條件，而近代中國的文明進步遲緩則恰是因為長期的君主專制體制使然，所以中國亟需走向民主化。

現實中的中國並沒有因此就走向民主化之路。民主一詞只是名義上存在在憲法裡。1948年的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就規定：中華民國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而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而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雖然“人民民主專政”語義難明，終究是保留了“民主”一詞。另外，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會議中還決議提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戰略任務，主張“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作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其中，”民主“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的第二項，排在”富強“之後。這表示，至少在名義上、在憲法框架裡，當代中國政府還是得高舉民主一詞作為遵奉原則。只是，所謂民主，也就僅此而已。

民主被束之高閣，中國政府並沒有真正實踐民主制。民主化運動幾經周折，始終難以真正實現。統治者長期打壓民主化運動，而反民主的勢力也一直籠罩在中國大地上。

（二）中國的民主化運動及反民主的勢力

近代中國民主化運動大體始自19世紀末。它的發展經歷了多個階段，但最終以失敗告終。19世紀末，中國開始面臨來自外部和內部的各種壓力。外部壓力來自歐洲列強和日本的入侵，內部壓力則來自清朝政府的腐敗和不作為，乃至人口快速成長、農業生產不足以因應所需而生的壓力。這些壓力使得許多中國人意識到必須進行政治改革，包括民主化改革。

但是，民國的建立並沒有實現民主和自由。前期的革命主旨在推翻滿清與北洋勢力，稍後則力圖以武力維護革命黨的存續及實現國家統一目標。而之後的國共鬥爭，雙方也都無暇顧及民主化的目標。抗日戰爭爆發，民主化運動更幾乎完全停擺。抗戰結束後又爆發了國共內戰，民主只流為在野勢力批判執政國民黨的口號工具。等到中共建政，中國的民主化運動就幾乎完全偃旗息鼓。只有等到八九民運才再度靈光一現，然後就又銷聲匿跡了。只在台灣一隅，民主化運動因時際會，得到了相當的發展。另外就是海外的中國異議份子繼續在為中國的民主化運動發聲，只是迄今成效有限。

中國民主化運動的失敗有諸多原因。不過，一個最簡單的理由是，其實民主化可能只是少數知識菁英的理想。作為統治政黨的國、共兩黨，更急於實現統一與建設，以及掌握、穩固權力，民主原則大體被無視，甚至被視為達到這些目標的破壞因素。從而，從統治者的立場出發，民主原則被強力壓抑。事實上，許多既有的社會文化“結構”都不利於中國的民主化發展，因為這些結構早已經與傳統專制體制相磨合，達到了一定的契合度。人們不只是有意識地反民主，或不積極挺民主制，而且可能在不完全有意識的情況下參與了那個不利於民主化的結構的運作。“結構”之所以不只是諸人“行動”的總合，就因為行動的“非意圖後果”可以以結構的性質起重要作用。人們不甚了然結構的存在與作用，甚至不太能意識到自己參與了結構運作的事實。好比說，軍隊、警察、安全部門及其背後意識形態的存在，乃至一些法規的內容，很可能就已經意味著會對民主化起阻抗作用。但是，人們在參與這些機構，或與之互動的過程中人們的配合行動也就無形中成為了民主化的阻力。所以相關機構的拆解或改制，及改變其精神風貌，是民主化成功與否非常重要的影響環節。不過，此處擬針對人們的心態、意識層面進行討論。機構、制度層面的改革，不妨留給專研學者去思考。

廣大中國民眾中，很多人雖然未必了解民主制，卻可能因為習於擁護威權宰制式的統治，而直接、間接支持反民主的勢力。而且，即使在知識菁英中，真正由衷擁護民主化的人可能也只是一部分人。作為革命黨的國、共兩黨，雖然可能曾經以追求民主化為目標，實際上卻在革命過程中，漸漸忘卻民主目標。總之，民主價值並沒有成為一般中國人的共識；而某些可能支撐民主價值的觀念，如人本主義、人權觀念，乃至某種平等主義思想也未能真正普及；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惡劣結構條件，中國的民主化運動要能夠成功倒是奇蹟了。

對民主化運動來說，所謂惡劣的結構條件，主要不外是長期專制體制傳統所塑造的社會結構，特別是其中的那種多層級且尊卑分明的人際關係網絡，法律層面的民主化，譬如廣泛授予民眾選舉權，並不能立即打破或扭轉這種關係網，反而極可能被這種人際關係網絡藉著選舉繼續發威。這種尊卑分明的人際關係網絡很可能滲透到多種不同的社會網絡中，而且互相支援，變成堅韌的大網，主導事務的發展，讓民主制變成不關緊要的儀式。

話說回來，人們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理性”地主張反民主。人要說服自己相信專制體制優於民主體制，完全可以找到一些主觀上認為充足的理由。譬如：

1、民主依賴大眾做重大政策決定，而大眾卻往往愚蠢、無知，會導致政府無能或腐敗。

2、民主制下，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常常會爭權奪利而導致混亂、無序，或政策肆意變革，或者是重大價值取向的改變；而屬於少數族群民眾則可能因此被壓迫或不公平對待。

3、較信賴英明領導或特定意識形態領導，認為其效能較卓越，而認為民主制會阻礙其發揮效能。

4、認為民主制下的個人自由原則可能會縱容犯罪，從而危害到他人，尤其是危害到弱勢族群。

5、認為民主制是屬於西方文明的事物，和本地文化傳統不相契合，甚至會傷害文化傳統。

“理性”地主張反民主的理由中通常包含如下的某種因果邏輯：民主容易使社會走向失序、無效能，乃至敗壞。民國初年，袁世凱及其部分附從者就以這類的理由走向了洪憲帝制。但是，這裡所提到的失序、敗壞的可能性，恐怕主要是臆想的情況，未必有充分論據；或者，它比較是細部的或短期性的問題。在前述引用的幾項全球性排名的資料中，幾乎所有在民主化指數上排名靠前的國家，在其他人均所得、幸福度、生活品質上的排名也都比較靠前；反之，民主化指數靠後的國家，人均所得、幸福度、生活品質上的排名也都比較靠後。這種相關現象，其實絕不只是2022/ 2021這個單一年度如此，而是長期的現象。近代西方文明讓人艷羨，其實是一種綜合比較產生的感覺，絕不只是任何單一層面的差異使然。

認為民主化會導致社會失序、敗壞，部分可能是源於有偏誤的主觀認知。針對這一點，我們不妨拿如下的具體議題來插入討論，一個是關於認為台灣是“鬼島”的一種敘事；另外一種論述是“一放就亂”說，以及相關的“大國轉型困境”論述。最後，還有針對“開明專制”議題的討論。

台灣是鬼島？

台灣是“鬼島”，這大致是由藍營人士郭冠英先生提出的說法。之後持續被部分藍營人士沿用。台灣是“鬼島”的說法一般是可以不予理會的，因為那顯然不是一種嚴肅論述的用語。但是，它其實是對民主化對台灣社會發展影響的某種（負面）評價，雖然明顯過分，但從後續還是有人沿用，就反映出有一定比例的人也抱持類似的看法，所以值得作為一種群體認知偏誤的案例來進行討論。“鬼島”論可說是類似負面評價的極端代表。應予正視的理由是因為它恰是對台灣民主化對社會發展影響的某種（負面）評價；而這種評價不但會影響到對民主化本身的評價，甚至還會影響對統獨等重大立場的抉擇。

按照最近的日媒報導，台灣有許多退伍軍人向中共販賣台灣方面的（軍事）情報。這種情況影響重大，攸關台灣存亡。而“鬼島”論則可能給予其洩密行徑以正當性。問題其實不止於此，鬼島論也可能影響到民眾對其他政策的支持與否的抉擇。

說台灣是鬼島，大體就否定了前述台灣人人均所得、幸福度指數、生活品質等方面的表現。但是，前述全球排名大體是基於研究而得的結果，是立基於客觀統計數據及調查資料；而鬼島之說，大體只是少數人基於激情、憤慨而做出的敘事。何者較具效度、較為可信，判然分明。但是，鬼島之說仍然長期流傳，並不自行消失，並且也繼續影響一些人的立場選擇。它反映的是一群人對台灣現狀的情緒化反應。

我試著來解釋關於“鬼島”的說法。首先，會說台灣是鬼島的人除了可能是來自台灣的敵對勢力外，大概主要是出自台灣的部分深藍人士。深藍人士很可能是在綠營執政中最感覺沮喪的一群。一則，他們可能失去之前因為和國民黨的親近關係而獲得的就業、升遷、退休金等方面的優勢。再者，綠營對中國的疏離的國家認同態度讓他們難以接受。不僅如此，綠營因為之前和一些較前衛主張的團體之間的結盟促使綠營在執政後必須選擇一些較前衛的政策路線，譬如同婚政策，以及主張廢死等。前者涉及實質經濟利益的損失，後者涉及價值觀念的衝突，加在一起，就讓一些深藍人士難以忍受。所以會出現“鬼島”一說。

台灣的民主化當然也不是沒有問題。綠營執政，確實也出現許多弊端。而且，綠營高層似乎也未能展現心胸開闊、高瞻遠矚的風範。台灣的整體發展速度，似乎沒有國民黨執政時期來得快速。尤其從經濟成長層面來看，發展似乎趨於停滯。特別是相對於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後的迅猛發展，台灣的情況就特別讓人感覺失望。而因此也讓人質疑台灣的民主化效益。

我認為，台灣近20年的經濟成長緩慢，其實並不奇怪。一則高經濟成長本來就是會有其階段性，不可能永遠持續。再者，台灣後期的經濟成長緩慢，部分是因為著力於政治改革。雖然台灣的所謂“轉型正義”被嚴重詬病，但不能說轉型正義完全沒有實質進展。比較適合的說法是過於急切，而且明顯有偏執。但是，僅僅是綠營得以執政，其實就已經具有重大積極意義。對促進台灣社會的潛在和諧有深遠的助益。比較遺憾的是，這種助益大體是看不見的，只能憑想像。我們無法像兩組實驗設計那樣，拿實驗組和對照組進行比較觀察，看理論上的唯一自變項究竟有沒有起作用。

台灣沒有爆發革命，而且幾乎連革命的影子都不明顯。所以，誰也沒法證明說，台灣已經因為開放政策與轉型正義（這並不完全是綠營執政後的作為，也應該包括國民黨執政時期的一些作為。甚至後者更重要）而躲過了可能的革命風暴。不過，這個道理其實並不難理解。重要的是我們願不願意拋開主觀成見去想像，去做韋伯所謂的”心理式實驗”（mental experiment）。有些人可能堅決否認之前的國民政府曾經有什麼暴虐行徑，也就完全無法接受所謂“轉型正義”的正義性。或者，即使有也認為微不足道，所以沒道理搞什麼轉型正義。持著這種想法，也就難以想像轉型正義可能的積極意義。

台灣內部現在感受不到什麼革命情緒（如果有，倒比較可能是來自藍營。藍營比較急切要改變台灣現在的一些基本政策路線）。這種內部平和氣氛，很多人會認為是理所當然。但是，我們如果大膽想像，當初如果蔣經國沒有讓李登輝接班，而且國民黨沒有那一系列的開放政策，特別是總統直選，今天台灣的政治氣氛很不可能是現在這麼平和，而有可能是醞釀著革命風暴的。而如果真出現了大動盪，台灣的經濟還能夠獨好嗎？

不能夠體會到上述這種風險，就比較不能夠忍受綠營執政帶來的種種改變。綠營執政是國民黨政治改革的代價。只是在免於風暴的同時，卻得面對因為綠營執政而出現的“問題”。有些“問題”可能其實是藍營主觀的認知所致，或者是藍營因為立場不同而誇大了問題性。譬如說綠營的貪腐問題，我大膽地說，如果是國民黨繼續長期執政，貪腐問題絕不會比較輕微。

總之，說台灣是鬼島，很可能是出於特定立場的主觀偏見。而且，不排除這種說法背後有中共介入操作。中共很有理由要借題發揮、煽風點火。作為外宣，鬼島論可以分化台灣藍綠，有利於反獨促統。作為內宣，鬼島論可以消減大陸民眾對民主化的嚮往、對台灣的嚮往，乃至對中共統治的不滿。

如果台灣是鬼島，那麼台灣的民主化的後果就無從給予肯定。從而，對中國大陸的不民主也就無從挑刺。何況，看看，中國大陸的進步多麼快速，中國已經再度偉大，有什麼理由不去擁抱？

這裡涉及一些重要的立場選擇，而“鬼島”說或類似的負面評價則可能是立場選擇時的重要參考依據。只是，這個說法其實並不堅確，主要是帶有情緒性的主觀判斷。問題是，它還是照樣起著重大作用。

“一放就亂”與“大國轉型困境”論述

大陸順口溜有“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說法，認為這是一種惡性循環怪圈，而且甚至被一些人認為是中國大陸社會的特有現象，甚至是某種民族根性的表現。

我相信，上述這個順口溜大體符合近百餘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實況”。但是，我不認為這是由於中國的“民族根性”。台灣的民主化發展就足以作為有力否證。許多移往西方國家的華人在西方民主政治下的卓越表現，同樣足以作為民族根性說的否證。我認為重要的是“結構”的作用。不只是“制度”結構的作用，也包括“非制度”結構的作用，譬如某些不屬於制度內涵卻可能影響制度運作的普遍思維模式與普遍行為習性。

大陸學者金觀濤、劉青峰提出所謂“超穩定結構”的概念來表述傳統中國社會追求現代化進步之所以困難的原因。他們認為傳統中國社會是一種“超穩定結構”，各結構部分會去支援、恢復其他因故被改變、被破壞了的結構層面。最後，總體結構傾向恢復穩定舊貌。從而，結構的基本框架會顯得非常穩定。

如果傳統中國的政治結構大體是“秦制”模式的君主專制制度，它大體是長期和小農經濟與某幾種思想系統（如儒釋道法）相配適的一套政治結構。要改變這個政治結構，特別是要從專制走向民主化，結構的拉扯效果必然強大無比。不但是人們在觀念上難以適應民主化，而各種既存的社會勢力也會下意識地進行抵制。如此，中國要順利走向民主化，難度當然極高。

這裡面，講究“尊卑差序”的人際關係模式可能格外重要。這是一種與專制體制長期相適應的人際關係模式，人與人互動，基本上都要先分清楚尊卑，然後，卑者應該服從尊者。如此，事情就容易搞定，比較不會彼此爭執不下。儒家思想中大體也依循這種人際關係模式。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體也就是這種尊卑差序格局下的具體原則。人們既普遍習慣於這種人際關係模式，一旦被要求改變為彼此盡量平等相待，就會非常不習慣，甚至覺得不知所措，以致影響互動的順暢及行動的效能。尤其當在面對異議群體時還被要求與之平等互動，就會特別感覺困擾，無所適從，而很容易惱怒，產生情緒化反應。當然也就影響事情的整體發展。所謂“一放就亂”之說，未必是因為中國人不肯遵守紀律、秩序，而可能更多是不習慣民主秩序，不適應平等互動，以及法規不明。當然還有一部分是因為對權力執迷，不同勢力各自追求權力，而且缺乏共同規則，於是就形成了集體的混亂。而會執迷於權力，其實也根源於不慣於平等互動，秩序必須依賴權力。於是權力也就愈發顯得有誘惑力。

這裡也可以引申到關於“大國轉型困境”的討論。“大國”意味著結構體量龐大而且有更複雜的關係網絡；“超穩定結構”也因此容易形成，因為會有更多互相拉扯或支援的勢力。這也可能正是百餘年前的中國民主化失敗的根本原因。

近代中國固然是政治制度轉型失敗的案例。其實，在歐洲，英國與法國之間的對照也很有討論意義。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的發展相對平順，特別是從1688年光榮革命以後，民主化的發展特別穩健。而法國在1789年爆發大革命以後，又幾經更迭、反覆，現在的共和政府號稱是“第五共和”，可見其更迭之頻繁。為什麼呢？一個最簡單的說法是，英國比較是孤懸海外，自成體系（美國更是如此）；而法國卻置身歐陸，與歐陸其他國家、勢力更容易有千絲萬縷的糾纏關係。從而也容易被其他勢力拉扯，而難以進行思想與制度的改革。

我以為“大國轉型困境”很可能是真實的。所以，中國要從專制體制走向民主化就可能比日本、台灣有更多阻力，或說拉扯力量。不過，這應該不是中國反民主的充分理由。如果拉扯力量大就乾脆反對民主化，那麼，當初革命又是為什麼？革命帶來的犧牲與傷害有何意義？革命不就是因為改革的拉扯力量大，所以不得不以可能造成傷害的方式來推動改變嗎？反民主論述豈不是根本否定了革命的意義？

再者，美國也是個大國，但美國民主化大體很成功，並不因為是大國就無法和民主制相適應。可見，問題主要是在轉變的過程，而不是在民主制本身與大國之間存在先天扞格。反之，就如胡適早期關於民主制的說法，他認為民主制比較是庸人政治，比較不必要由菁英來管理。即使是平庸之輩，也足以讓民主制下的國家運作順暢，因為民主制本來就不強調由上而下的管制或宰制。中國作為一個龐大國家，如果事情都要由上而下層層管制，恐怕很難有誰足以勝任管理。不勝任管理卻偏要管，結果可能更糟糕。中國政治要穩定，民主化恐怕是必要的改革途徑。

事實上，現在的歐盟，如果視為一個國家，它也是一個高度民主化、分權化了的國家，而不是集權的統治型態。而之前納粹德國欲以集權方式統治歐洲，結果卻是一場大悲劇。現在的大英國協也是比較寬鬆、分權、民主的體制，而得以運作良好。如果大英國協要變成專制體制，很可能反而會很快解體。可見大國其實並不適合採專制政治體制。如果中國堅持專制體制，恐怕難免要再度陷入治亂相循、合久必分的循環。而且更迭過程通常是動亂悲劇。

至於中國作為大國，民主化轉型較困難，可以嘗試分階段改革的模式。步驟固然要力求穩健，但是觀念轉變不妨先行。更不宜宣傳反民主的觀念，而應該是深邃化對民主制的認識，讓民主觀念與理性行動習性相結合。

關於開明專制的迷思

兩岸現在都有些人喜歡以中共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的建設成就而肯定專制體制，甚至譏嘲民主制度下的美國近年的施政績效，特別是對槍擊案等犯罪現象的管制無力。

民主確實並不是最有效率的政府型態。開明專制常常表現得比民主制更有效率。許多人也因為看到開明專制的成就而肯定專制體制。

其實，清朝末年，梁啟超先生就曾經提倡過開明專制體制。他認為中國如果直接走向共和是非常危險的。他還提到“軍閥割據”、“強人政治”等可能的問題。日後果然也都發生了。不過，必須指出，當中國已然走向共和以後，袁世凱再想要搞君主立憲政治，梁啟超先生卻極力反對。顯然，梁啟超主張開明專制是權宜性的：既然犧牲已經犧牲了，也已經共和了，就沒有理由再回到君主制。

開明專制終究還是專制體制，就很難免於專制體制的弊病。在專制體制下，開明不開明由不得人民，而取決於上層統治階級的權力角逐結果。當獨裁野心家贏得統治權的時候，人民照樣無權置喙。再者，一個曾經開明的專制統治者也可能變成暴虐統治者，人民也束手無策。唐玄宗後期似乎開始墮落，人民是毫無置喙權利的。當萬曆皇帝不再上朝處理政務時，人民也是毫無辦法。

進一步說，即使是開明專制，其實也潛在有如下的問題：人民很可能會被塑造成缺少創造力與活力的一群。近代中國文明發展停滯，很可能就是長期專制統治帶來的結果。專制體制往往犧牲個人創造力，而要求服從、秩序。不僅如此，專制體制是人治，法規常常不明確，有很大的主觀解釋空間，由有權力者說了算，行動者無法預測自己的行動究竟是不是違法。從而，人們不敢於創新行動，久而久之，創造力也就被消磨盡淨。

這裡，也許需要釐清“創造力”和“生產力”的區別。缺乏創造力，未必沒有生產力。生產力可以來自集體的勤勞、節儉與廉價勞動。所以，這可能比較是屬於低利潤的生產型態。在專制體制下，雖然創造力可能會下降，但是，集體生產力可能因故得以維持，甚至是有進步。

改革開放的中國能夠有大幅進步，我以為除了是因為經濟面獲得較大自由外，也因為有集體痛定思痛的心境加持，才能夠締造那樣的進步成果，特別是在經濟方面的成長。但是，往後卻未必能夠一直持續同樣的成長速率，因為那種痛定思痛的心境未必能夠持續。而政治方面未同步調整、開放，可能久之也會對經濟發展形成阻礙。習近平近期對經濟的干預，其實就是政治因素對經濟產生阻礙的具體實例。另外，改革開放的進步中難免也包含一些不盡理想的成分，譬如貪腐與貧富差距加大，以及可能失去精神價值等。

經濟與政治的發展失衡，其實具有關鍵意義。政治不改革，難免成為經濟發展的天花板、緊箍咒，到了一定程度就會開始限制經濟的繼續發展。此刻的中國大陸，很可能就正面臨這樣的問題。更糟糕的是，當遇到問題時，中共選擇了反向操作，想要往老路上走，要往左轉。不是民主化、不是政治自由化，而是加大政治管控。貪腐問題本來應該藉加強法治化來改善，結果卻是想以統治者的霹靂手段來解決問題。這是朝向人治邁進，而與法治化背道而馳。而且很可能與經濟理性相違，總體的結果很可能是更糟糕。馬雲的個人衰運，其實恐怕預示著中國經濟的衰頹。不僅如此，可能還會激發政治反對勢力的集結。

從大處看，政治民主化才是正路。不此之圖，難免有禍，很可能會出現類似古代王朝末期的亂象。

要朝向民主化，不妨訂出較明確的推動時程，如此，人民可以有確定的盼望，也就比較不會因為抱怨進度遲緩而打亂民主化的步伐。

當然，一個關鍵考慮是，作為執政者的中共，要誠意接受民主化可能帶來的失去政權的後果。如果統治政黨堅持必須永遠掌握執政權，民主化就根本不可能。而這樣的執政黨最終也還是會被逼著下台，而且下場只會更悲慘。所以，中共必須做出智慧的抉擇。中國的福祉，主要寄託於中共的這一智慧。

(三)推動民主化的可能做法

考慮到中國大陸可能存在反民主的結構性傾向，要推動中國大陸走向民主化是一項非常複雜而艱鉅的任務。但是，如果有人願意來推動中國的民主化，也許可以考慮朝著以下的幾個方向來努力：

1.     推動民主教育、改變政治相關的價值觀與思維模式：要推廣民主意識和相關的價值觀，鼓勵公民參與政治和公共事務；要培養尊重他人意見和權利的態度。

2.     推動司法獨立：司法如果是由統治權力操控，就背離民主精神。應保障司法獨立，包括法官的獨立性；要加強司法體系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以防止權力濫用和腐敗。

3.     保障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政府應該放寬對新聞媒體的控制，允許多樣化的聲音和意見的表達。此外，政府應該停止審查互聯網內容，並鼓勵公民自由表達和討論政治議題。

4.     加強公民社會組織：強大的公民社會是穩健民主制的基礎。應該鼓勵並支援公民社會組織的發展，例如非政府組織、媒體和獨立的工會等。這些組織可以促進民主、言論自由和法治的理念，同時也可以提供公共服務和制衡政府的權力。

5.     逐步開放政治參與：政治參與是民主的核心。政府應該逐步放寬政治參與的限制，例如放寬選舉的限制、保護候選人和選民的權利，以及鼓勵公民參與政治決策。

6.     提出可拆解反民主的價值觀、思維模式的大論述：民主化的相關論述很多，但針對中國大陸實際情況去拆解其反民主的價值觀、思維模式的論述卻未必充分、透徹、有說服力。有心人可多在這方面著力。

如果是由中國政府主動，穩健有序推動民主化，其實應該會是最有效的途徑。成功機會最大。代價可能是原來的統治政權可能在民主選舉中敗選而失去執政權。更糟的可能是人民含怨報復下台了的前朝統治政府，並且造成新的傷害與動盪。不過，如果真是由現在的統治政府來推動民主化，他們下台以後的命運其實會是可能的命運中最好的一種。就好像蔣經國及其後人現在在台灣人民心中的地位與待遇。 

三、提倡人道主義思想

關於“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思想，一般是指一種強調人類生命價值，並且希望消除或減少人生痛苦的哲學，其核心內涵包括提升人類福祉、保護人性尊嚴，並且不因為社會、政治、經濟上的差別而有異。人道主義者強調行動應該立基於同理心與同情心，並且相信每個人都應該被尊重，被同情。

在相當程度上，人道主義與人本主義(humanism)思想有重疊性，都是從人性出發，表現對人的關注，以及對人的價值的肯定。人本主義的核心是強調人的主體性，並且基於對主體性的強調，也強調自由、尊嚴原則，乃至強調思想，因為思想幾乎是人類獨有的創造。但是，人本主義有可能本於“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而人道主義卻可能本於“神本”思想，而與“人類中心主義”有某種扞格；人本主義更傾向強調人的理性、人的自由，而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思想有淵源。人道主義則強調感性與付出，甚至不惜自我犧牲。

從人本主義出發，有可能導出人道主義，但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可能對其他生物並不仁慈，甚至也可能對其他人也不仁慈。而基督教的人道主義思想和“神本”思想淵源較深，而和人類中心主義卻始終格格不入。而基督教的人道主義表現為積極參與傳教、慈善、救濟活動，願意自我犧牲，而對人的“主體性”問題，如果不是忽視，也可能是另闢蹊徑去體現。基督教徒自認為是上帝的奴僕，這個自我人設，大體已經是一種去主體性的設定，就已經和一般所謂的人本主義思想有出入。但是，也藉著與上帝之間的約定，或者上帝賦予人的價值，人又成為了萬物之靈，成為了相對於萬物的主體。

值得強調的是，人道主義與人本主義可能都帶有“反奴役”的精神。前者可能主要是出於悲憫或同理心，因為感同身受被奴役的痛苦，而願意為反奴役而奮鬥。耶穌的福音，一般認為是為那些受到奴役者的痛苦所發出的呼聲。聖經詩篇裡說上帝一定會看顧那些因為被冤屈而入監受苦的人，上帝必定會垂聽他們呻吟的聲音；而耶穌曾引用先知以賽亞的信息，說要讓「被擄的，得釋放」，讓「受欺壓的，得自由」。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求，也被認為是代世人受苦所發出的呼聲。

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傳教初期，受到帝國的鎮壓、迫害。但是，它卻吸引了眾多城市底層民眾成為信徒。最後，基督教卻成為了羅馬帝國國教。而它的初期痛苦經歷及與底層民眾的特殊聯繫，乃至聖經中多處關於人民痛苦哀嚎的記錄，使基督教長期帶有反奴役的色彩。而基督教教義中的人道主義思想也成為其反奴役思想的立論基礎。

西方的人本主義思想可能共享上述基督教的反奴役論述。不過，作為獨立發展脈絡下的人本主義思想，會出於對人的主體性的強調而傾向反奴役：被奴役下的人是處於“異化”（alienation）的狀態，是失去主體性的人。而這與人本主義的基本宗旨相違背。

但是，狹隘的人本主義者對於他人被奴役的處境未必心存憐憫，至少是比較不會以自我犧牲的方式來拯救。人本主義者可能只是強調一己的主體地位，至於他人，固然應該擁有主體性，但實際上是否擁有主體性，可以是各自爭取的事情：我沒有義務犧牲自己去拯救他人。而人道主義者則更願意通過自我犧牲來幫助他人、拯救他人。

基督教人道主義精神的展現，是對“愛”這個概念的詮釋與宣揚。“愛”是基督教人道主義的重要核心概念。“神愛世人”固然好像是事實性陳述，卻也是一種對信徒的期許，因為信徒要依循神的旨意行動。所以，“愛人”也是信徒的使命，至少教義鼓勵這樣的行動。

基督教的愛，包含一種“設身處地”式的同理心，耶穌就是典範。通過對受苦者的同理心，讓人從根源處對造成苦難的凌虐、殘殺、奴役行動產生否定態度。這種對受苦者同理心的展現，在古代的政治事務中非常罕見。勾心鬥角、權謀術數、鎮壓殺戮遠比表現對受苦者的同理心要來得常見。

宗教裡面有比較多的同理心的展現。但是，以中國佛教為例，雖然也對殺戮行徑持否定態度，但是他們比較不是去同理體會受苦者的痛苦，而是讓受苦者自己重新詮釋“苦”的意義，譬如去體會事物的“空”性。從而，對殺戮、奴役行徑本身的批判性就少了。

中國傳統儒家思想講仁，“仁”與基督教的“愛”當有重疊處。儒家思想中也有人道主義、人本主義的精神，毋庸置疑。但是，儒家思想中相對缺少“平等”精神，也少了幾分設身處地的同理心。君子始終站在精神上的優越地位審視世界。更遺憾的是，“秦制”為基準的專制體制下，法家思想實際上在政治領域裡比儒家思想滲透更深。而法家的人本主義、人道主義色彩卻極度稀薄。法家明顯重視的是集體功利、國家富強。

總之，相對於基督教對人道主義的強調，傳統中國文化中的人道主義色彩大體較淡薄。而近代的共產主義運動恐怕讓中國社會的人道主義精神進一步被淡化。

其實，共產主義與人本主義、人道主義的關係非常微妙。中共尊奉馬克思思想，哲學家佛洛姆也推崇馬克思，認為他是偉大的人本主義者（有中譯為“偉大的人道主義者”）。馬克思對無產階級的痛苦處境顯然非常同情，所以倡導階級鬥爭，以消除異化與階級剝削。所謂“解放”就是要恢復人的主體性與自由，特別是讓無產階級大眾獲得自由、平等。

問題是，中共所繼承的共產主義思想大體是列寧、史大林傳承的共產主義。此一傳承下的共產主義強調唯物論、鬥爭論，並且依靠權威層級（會hierarchy of authority）式的嚴密組織體系，乃至對黨的“集體”意志的極端崇拜。其革命行動中多的是鬥爭與殺伐，而幾乎已看不到人道主義精神。配合著此時匱乏、戰亂的中國社會的澆薄人心，讓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充滿血腥、暴戾。“解放”云云，幾乎意同征服與宰制。毛澤東很直白地表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不講溫良恭儉讓”的。所以，它在非常根本的層次上就已經排除了對溫情與人道精神的講究。

要從經驗層面比較近代西方與中國文化中何者較具人道主義精神，這種整體性的比較很難。不過，確實有不少的歷史經驗可凸顯出中西方在這些面向的不同。

我們不妨先就以下兩場戰爭的情況略做比較：清末太平天國之亂（1851-1864）與美國的南北戰爭（1861-1864）。整個太平天國戰爭造成的死亡大約是2千萬至3千萬，但也有人推測全中國與此亂事相關的死亡人數近億；而美國南北戰爭的死亡人數約60萬。撇開絕對數字，從相對於總人口的死亡率來說，中國方面的死亡率也高出美國甚多。另外，太平天國戰敗以後，主要將領幾乎都死絕了，陳玉成、石達開等人甚至是被凌遲處死。反之，美國南軍指揮官李將軍，在戰敗後還被請去擔任大學校長。

從以上的死亡數，以及對戰敗者的待遇，或可反映出19世紀中期時中、美雙方的人道主義精神水準的差異。

雖然這種殘酷悲劇的發生很可能和中國物質條件惡劣有關，但人道精神不足顯然還是造成悲劇程度懸殊非常關鍵的因素。舉例來說，凌遲處死，殘忍而無必要；另外，清軍攻入南京城，曾國藩下令屠城。這顯然也沒有必要。也就是說，這些行徑不但不符合人道意義的價值理性，也不符合工具理性講究效益的思考。它們反映的是傳統、是仇恨情緒。而人道主義絕不鼓勵過度的仇恨情緒及由仇恨情緒激發的殘忍行動。

在台灣作家柏楊寫的“醜陋的中國人”一書中記載了一段故事，描寫唐將高仙芝的部隊如何屠殺塔什干的城民，以及因此激起的民族仇恨。我猜想，柏楊是故意用了煽情的筆法，讓讀者強烈感受到那場屠殺的恐怖與不義。柏楊顯然有意藉這個故事來反映中國人性格上的缺失，具體來說，主要就是缺乏人道主義精神。

在20世紀初荷蘭人類學者、漢學家De Groot，曾經推崇中國文化，但是在親臨中國進行其人類學研究後，卻認為中國人還是半野蠻人。其實，西方學者對中國的批評意見非常多，只是在中國社會往往忌諱提到。

民國初年的作家魯迅，在其“吶喊”文集的序言中，以極度沉重的口吻，暗示中國人就好像鐵屋裡昏死過去的人，要不要叫醒他們，都還讓人猶豫。他還假借狂人之口暗示，中國古書裡充斥著“吃人”兩個字。

魯迅更藉著解釋自己當初棄醫從文的理由，速寫出他眼中清末中國人的性格特質。其中提到他在日本的老師在課堂上放映幻燈片，裡面有日本人在中國東北對中國人執行死刑的畫面，而旁觀的一些中國人卻好像是在看熱鬧一般，甚至還會露出笑容。魯迅因此認為中國人首先需要的是心靈治療，而不是生理上的治療。他於是寫了一系列批評中國人性格問題的文章。

近代中國災難頻頻，悲劇相循，而且創巨痛深。這樣的歷史固然和巨變過程有關，與西力東漸有關，也與長期經濟匱乏有關，但是缺乏人道主義精神顯然也扮演一定角色。如果人道主義精神充分，一些悲劇可能不發生，或者造成的災害會小很多。

19世紀中期以後，一直到20世紀中期，中國可能達到最匱乏的境地，人心澆薄恐怕也達到極點。這或許可以幫助解釋大躍進會飢餓死亡3千萬人，而文革會造成如許浩劫的理由。可憐的處境與可惡的人心常常互為因果，也難分因果。

據文獻指出，在大躍進已經造成飢餓的情況下，許多地方官員仍然在謊報生產量，隱瞞飢餓事實。中共甚至也還在繼續援助外國，包括糧食援助。至於在大躍進期間，各地官員謊稱什麼畝產萬斤（甚至兩萬斤），這些行徑反映的是對權力的嚮往與屈從，而看不到對人民的體恤、看不到人道主義精神何在。

文革搞鬥爭，許多人未經司法程序就受到殘酷鬥爭，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鬥爭致死。也有許多人憤而自殺。鬥爭到最烈的時候，不同武鬥團體甚至以槍砲相向。1970年間，安徽小紅衛兵張紅兵向組織舉報自己的親生母親反革命，因為她為劉少奇辯護，並且責備毛澤東搞個人崇拜。稍後，他母親就在群眾集會場合被公開槍決。這當然是個極端案例，但也可反映文革過程的慘烈與不人道。

改革開放為許多人帶來希望。但是，卻又爆發了八九民運與六四屠殺悲劇。事隔多年，許多人又為六四屠殺進行辯解，表示這是不得不的作為，為中國爭取到後面三十幾年的繁榮、進步。此處不擬爭辯屠殺的對錯。但是，我相信，如果當時的統治群有更濃厚的人道主義精神，就會讓死傷人數達到最少，甚至沒有；而社會大眾如果有更多的人道主義精神，在當時和現在對屠殺悲劇的評價與反應也不會是所看到的這樣。

傳統中國社會因為缺少人道主義精神（而片面強調集體秩序），所以容許了殺嬰、纏足、男尊女卑、奴隸制等不合理現象，也容忍了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專制、殘酷統治。但是，這些不人道現象實際上還是會讓社會缺少和諧與凝聚力。內部的緊張、撕裂，會逐漸累積擴大，等待某一天爆發、崩潰。外患通常扮演了（王朝）崩潰的導火線。

事實上，專制制度部分恰是因為社會缺少和諧與凝聚力，而又必須勉強整合，只好藉著專制統治來免於分裂。但是，專制體制本身卻又會增加內部的緊張、不和諧。這是一種兩難。必須跳出這樣的惡性循環困境，中國社會才真正能夠脫胎換骨。國、共兩黨的革命原意就是要改變體制以跳出困境，但是革命本身卻並不人道，而共產主義運動的鬥爭性質實際上並沒有增加社會和諧，只是中共用嚴密組織與高壓統治方式維繫著政權與集體秩序。危機卻也持續累積。走民主化路線，並普遍培養人道主義精神，應該才是中國社會培元固本的做法。

人道主義會不會和經濟理性相抵觸？可能是值得注意的問題。我們可能看到的往往是富裕社會才有比較濃厚的人道主義精神。但是，我們也可能觀察到事情的另外一面，拒絕走向人道主義的匱乏社會，通常始終匱乏；能夠掙脫匱乏的社會，卻往往是比較強調人道主義精神的社會。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不僅是經濟成長快速，而且在人道主義精神上也有長足成長。也許後者確實大體是經濟成長的結果。但是，人道主義精神的成長似乎並沒有拖累經濟成長，而是與經濟成長並進。如果只是經濟成長單足前進，很可能會很快就遭遇天花板，成長無法繼續，因為社會內部的緊張、分裂、衝突就會拉扯社會的總體進步。

共產黨的革命初衷本來是要拯救無產階級大眾。但是，此刻的中國大陸，吉尼係數卻顯示貧富不均嚴重（按照甘犁教授的研究，中國大陸吉尼係數是.61；而北京大學的相關研究顯示，數字可能更高）。在2020年，前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上說：“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千元（人民幣）”。萬海遠、孟凡強兩位在2020年的研究做出如下估計：中國大陸1090元以下的總人口為6億人，占全國人口比重為42.85%。其中，有546萬人沒有任何收入，有2.2億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億人月收入低於800元，有5.5億人月收入低於1000元。

總之，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依循鬥爭理論，過程造成了嚴重的犧牲、傷害，但是結果並沒有明顯消除貧富差距，大量底層民眾仍然過得苦哈哈。疫情之後，情況恐怕更嚴重。無產階級成為被犧牲、被遺忘的一群，共產黨自身倒成了特權階級。而困境中的中國卻又與西方在各方面槓上，造成嚴峻的外交形勢，並且讓經濟形勢雪上加霜。而這些大概也還是出於鬥爭理論的指引，以及另外一條持續干擾、甚至扭曲集體努力方向的“我群中心”與所謂民族主義思維。是不是應該換換人道主義路線？對內對外或許能打開新的出路，會改善內部貧富差距問題，也會緩和對外的關係。

如果循人道主義路線改善貧富差距問題，未必是通過個人救濟，而是在制度面上進行調整。在制訂有關人民福祉的政策時，更多考慮底層、弱勢民眾的需求。按照自媒體人王劍先生在視頻節目上提供的口頭資料，中國大陸目前的退休金分配是高端一千萬老人分得3千億，底部的6千萬老人分得1千3百億。也就是說，底層民眾老人每人約只得到頂端老人退休金的7%。如果基於人道主義精神，調整這樣的分配比例，會更有助於改善貧富差距問題，並且減少底層民眾的不滿。

人道主義精神當然不只是表現在資源分配上面。社會上的各種犯罪，部分是人道主義精神欠缺的結果。不僅犯罪者本人可能缺少人道主義精神，他們的犯罪行為也可能是被缺少人道主義精神的作為刺激的結果。總之社會和諧很需要人道主義精神。人道主義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應該被視為是人的一種絕對義務，是文明的基本要求。

培養人道主義精神當然需要靠教化。學校教材中應該去除鬥爭理論，減少仇恨教育，代之以對人道主義精神的種種描繪，促進認識與嚮往。當然，各種政策也應該展現對人道主義精神的實踐與獎勵。中共在很多地方使用“解放”一詞，但是，真正的解放應該是每個人能夠自由展現人道主義精神。

如果一個社會裡，人要嘛在鬥爭別人，要嘛自己被鬥爭，這樣的社會何來解放？現在的中共，要打擊法輪功、民運團體，要對付各種獨立運動、準獨立運動，包括藏獨、維獨、港獨、台獨…等在內，又要仇日、仇美、仇西方...。其中看不見人道主義精神的展現，也無從體會何謂解放？中共需要對黨的指導理論做出徹底檢討、調整。共產主義思想可說是源於人本主義與人道主義思想，為拯救社會中的受苦者而發起的運動。曾幾何時，共產主義運動越來越背離人道主義，變成一種宰制性的、充滿仇恨與戾氣的運動。共產黨高層大概也有著騎虎難下的權力苦澀。唯有朝向民主化與培養普遍的人道主義精神，用民主制與人道主義精神來化解革命、鬥爭思想帶來的戾氣與緊張，以及統治者與被統治著之間的緊張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