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著在臉書上看到幾篇貼文，都在推介杜正勝的新作：“中國是怎麼形成的？” （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古今論衡”第三十九期）。一位推介者在簡略介紹該文內容以後，感慨表示：“正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我納悶這究竟是從論文中的哪一段話得出如此感慨？不過，也許這確實不完全是推介者過度解讀論文意旨的結果。觀察杜教授的長期態度，此文恐怕確實有它的現實意圖，譬如對中共的統一聲稱之正當性的質疑。

杜的論文確實有相當的學術水準，考證文獻非常豐富；邏輯也堪稱嚴謹，文字也非常洗練，是值得一讀的好論文。而且，我其實也大體同意他對追求“中國統一”目標的質疑。我自己對於中共、乃至中國大陸關於統一大業神聖性的宣告也並不以為然。

不過，話說回來，我對於杜教授把矛頭指向“中國”，卻並不太能接受。我也不免因此懷疑，杜教授似乎是戴著有色眼鏡在看“中國”，而看到的“中國”都已經預先染上了某種顏色；或者說，他一開始在史料蒐集中就刻意尋找某類的證據資料，以支持他預先已經設定的關於“中國”的論點；至於可能的否證論據則似乎並未充分論列。這可能是他這篇論文研究上的問題。再者，”中國”究竟是作為概念、還是實體被討論？概念可以被解構，實體恐怕不宜；而實體恐怕必須注意其中的個別性。

我以為，“中國”一詞的意義是變動的，當然也沒有固定的實體指涉，杜教授顯然也是這麼看“中國”的。那麼，為什麼人們對“中國”卻可以有那麼多、那麼強烈的正反情緒反應呢？“中國”應該背負這麼多的被污染了的情緒嗎？杜教授難道是認為，“中國”概念固然變動不居，具體指涉也時時更換，但是，“中國”卻是一貫的追求大一統與擴張？這真是“中國”的一貫而獨特的特徵嗎？如果是要解構“中國”概念，又何以要賦予”中國”如許沉重而一貫的性格特質？（以下，“中國”兩個字一概加引號，以示我主要只是為方便而沿用詞彙，其具體指涉意義可能還有可議。）

從以下的一段結論文字，我們大概可以略窺杜教授的為文動機：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的實力當不起天下中心了，不得不從「王會」的高臺頂上走下來，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加給億萬中國人無限的悲憤和感慨。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富強了，他們相信「東升西降」，中國人要遠邁漢唐，於是有稱霸全球的「一帶一路」佈局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號召。現在中國以此面對世界的態度，大家有沒有嗅聞到「五服」、「王會」和「職貢」的氣息？而這些思想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

我大膽猜想，杜的主要想暗示的重點其實是在批判中共對台灣的統一野心或說企圖。而他嘗試指出，此刻的”中國”正在順著古老”中國”的一貫統治思維在朝向“稱霸全球”、“唯我獨尊”的目標邁進（而統一台灣則可能是完成此一霸業的重要環節）。

我不確定此刻的”中國”究竟是不是有稱霸“全球”的意圖，但是，說中共似乎有野心要成為一方霸主，可能不為過。某個程度來說，自卑、自大是一體兩面。因為自大而自卑，也因為自卑而自大。許多”中國”人可能陷入這種心理糾結狀態中。

至於歷代各個”中國”政府究竟是不是都有想要稱霸（是否稱霸“全球”姑且不論）的思維，我對此頗有商榷意見，容後再討論。

不過，中共想要統一台灣的意圖則已經是陽謀，無需懷疑。而這也是許多台灣人關注、憂慮的議題。杜教授的論文，背後真正的關切議題是不是這個？我認為是。不過，畢竟他並沒有在文中表明，下面也就暫時不多做討論。

但是，我認為杜教授不宜把矛頭朝向“中國”這個概念，既要解構“中國”概念，卻又要把”中國”作為控訴的標的。這樣做會有多方面的不妥。我以為，“中國”概念背負了太多的污染情緒，來自各方面的污染情緒。這些對“中國”恐怕都不盡公平。

下面容我先引述杜教授論文中一些我認為比較重要的論點：

“所謂「文明」，基本上是按照征服與統治者的標準，完全符應黑社會的規則：「誰是老大，誰說了算。」”

“中國幾千年來的一貫態度，大抵不出周穆王和祭公謀父所代表的兩種模式。一主積極進取，可攻伐則攻伐，能占有則占有，荒服變成勢力範圍的賓服，或者直接統治的甸服，歷代所謂大有為之君，如秦皇、漢武即是這類人物。另一種鑑於實際的困難，深怕代價太高，往往主張維持現狀，中國只要受到尊崇，保有「老大哥」的面子，何必攪得民窮財盡，怨聲四起？”

“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歷史則是寧戰勿和。”

“蠻夷戎狄在中國人的思維和論述中，主戰者說是「豺狼」，主和者同樣也說是「禽獸」。”

“和戰取決於當時的政治情境，但他們對外族的定見則沒有不同。這種對待「非我族類」的思維模式，秦漢以下幾乎鮮有例外，多在不同的場合，給外國異族貼上古典的標籤，這是中國人長期對待北方民族的一貫態度，主要原因之一恐怕是「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地可耕、民可臣的話，早就直接統治，編戶齊民化了。”

“古典是基因，傳統只是現象。幾千年前的人事話語，直到今天，好像還可以看到一些影子，都構成「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元素。”

在杜教授的長文中，除了對“中國”這個概念進行了考古學式的探索。更重要的是指出”中國”政府歷來傾向唯我獨尊，貶低所有統治範圍以外的異己群體。不但如此，只要力所能及，就會極力征伐這些異己群體，以便將之納入統治範圍。至少是成為藩屬或來華朝貢的國家。所謂萬邦來朝，成為許多”中國”君主的理想境界。

按照杜教授的意思，大概認為此刻的”中國”政府也懷抱著上述相同的思維傳統，希望實現獨霸的局面，最好是達到萬邦來朝的理想光輝盛景。而這種思維恰是”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的延續。

從我的觀點看，“中國”一詞確實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涵義。最初它並不是指國家，雖然後來有了國家的涵義，卻也不是指某個特定國家的專有名詞，而比較接近“我國”的意思（只是同時也暗示“我國”位於天下之中）。但是，在長期的使用中，“中國”漸漸變成是代表華夏正統的國家的專有名詞，甚至是超越朝代名號的共名。自稱為“中國”的政府都要努力證明自己的正統地位，並且以此名號彰顯某種尊貴地位。

所以，“中國”一詞被使用來作為“我國”的代稱，很可能一開始就帶有一種“我群中心”的意味。因為是我群中心思維，所以會自認為是位於天下之中。

“我群中心”思維很可能是杜文中的一個潛在主題。不僅是“中國”這個名號的使用帶有我群中心思維，而且，卑視外部異己群體，要求朝貢，甚至不吝於對他們兵戈相向，其實也都和我群中心思維有關。“他者”幾乎理所當然被輕視、權益被忽視，甚至被不當人看…。

但是，話說回來，“我群中心”思維幾乎是人性無可避免的傾向。每個群體幾乎都傾向我群中心思維。譬如我曾經聽一位蒙古族人對我們說：我們蒙古人一向是以俯視觀點看你們漢人。我們也都知道“夜郎自大”的故事。夜郎國會自大，不外也是我群中心思維的結果（只是，立即碰撞到“中國”這個明顯更強大、“進步”的國家，而凸顯出這種思維的偏誤）。而“中國”則不容易直接碰觸到否證的例子。即使有這種例子，人們也未必有機會去到那裡、親眼見到否證的證據。甚至偶爾碰觸到否證證據，也可能因故被掩蓋。

我想強調的是“我群中心”思維的普遍性，這並不是“中國”的獨特特質。只是，作為研究者的杜教授將眼光聚焦在“中國”，所以好像只看到“中國”是這樣。

其實，僅僅是就“中國”而論，“中國”經歷過漫長的變遷過程，甚至在同一個時期，會存在好多個不同的國家。他們中哪個是代表“中國”？哪個才是那個抱持我群中心思維的主體？是不是會被認為是代表“中國”的，總是最我群中心思維的國度？或者，有沒有可能，比較不那麼我群中心思維的國家往往就被吞併了？有沒有可能，我群中心思維在某個意義上是國家存續、發展的重要基礎？

當然，我也相信，近代的西方國家可能表現出較少的我群中心思維，而比較能夠以相對較平等、尊重異己群體的態度來面對外部世界。相對而言，”中國”就顯得有特別強烈的我群中心思維。這或許也可以被視為是現代國家文明的重要指標。如果是這樣，那麼，找出西方之所以能夠收斂我群中心思維傾向的理由，就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但是，杜教授似乎並沒有在這方面著力。

我以為，相對於”中國”的“大一統“型態，早期西方文明的“城邦“發展型態，可能有利於減少國家的我群中心思維傾向。另外，基督教倫理也很可能起到重要作用。各城邦之間的互動，可能必然相對較平等，否則就會有衝突。而且，互相之間的頻繁商業來往，也容易促成相對較理性的行動模式。至於基督教倫理，最重要的一些影響環節可能包括：”大家都是上帝子民“、（公平）”審判“，還有”博愛“精神等。至於近代的理性主義精神，很可能既是前兩者的延伸，卻也能夠產生積極影響。

就我個人的感想，我以為基督教倫理中關於平等、博愛等的“人道主義”思想，很可能非常具有關鍵意義。雖然商業性互動有利於導向理性行動，但是，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卻未必導向和平主義、導向平等主義。近代西方政治家未必是人道主義者，但他們卻可能受到社會的人道主義氛圍的拘束。

“中國”社會因為主要是大一統國家、是小農經濟主導的社會，同時缺少基督教倫理的人道主義思想熏陶（按：我以為這不同於儒家的“人文主義”思想），所以，出於我群中心思維而傾向唯我獨尊式的國家觀念，一直難以被調整。

話說回來，即使是近代西方國家，我群中心思維也並不能免，只是不那麼理所當然，比較會意識到要避免，至少是避免落人口實、被人詬病。近代西方的殖民主義、擴張主義，其實顯然相當程度也是出於我群中心思維的表現行動。反省到這一點，或可提醒杜教授應該嘗試將研究視野放大，並且基於較廣大的視野所見，再來對所謂的“中國”做出結論性評價。

坊間有句話是說“崖山之後無中國”。這句話的確切出處似乎還有待考證。有人認為是由南明錢謙益的詩句演化而成。這句話本身也可能反映上面說的“我群中心思維”。但是，它可能也有值得再思索的內涵。我們知道，宋文明，很可能是許多”中國”歷史學者們特別推許的文明發展階段。我們大概可以說，至少拿宋、元相比，宋可能更具有“中國”的人文精神風貌。元則不堪聞問。而明朝因為經歷了元的壓迫，社會風氣變得暴戾、封閉。清朝又再度是異族入主，而使”中國”社會再度陷入內部緊張、分裂、壓抑的狀態。可以說，“中國”可能因為經歷過蒙元的統治，作為文明重要基準的人道精神、人文精神因而下降了。如此，以後期的“中國”給人的整體印象，來評價那“一個”所謂的“中國”，恐怕並不公平。

另外，容我再從另外一個思考角度來質疑杜文的論點。“中國”從我群中心思維出發，對域外之地，“能占有則占有，荒服變成勢力範圍的賓服，或者直接統治的甸服”。這種作為，其實和近代西方的殖民主義並沒有根本性質的不同。西方殖民過程中出現過的不人道情形，其實也足以讓人咋舌。但是，反過來說，這種化異為同的努力，未必沒有積極意義，甚至未必沒有包含善意。就好像西方殖民其實促使全球走向現代化，“中國”的擴張也同樣可能讓落後族群接受較先進的文明。如果最早的“中國”只是一個很小的地域，而稍後的“中國”範圍較大，即使其中的人民未必都受到良好的教化，卻總是較早期的狀態要更文明。

說得更直白些，周邊少數族群確實可能是“中國”的災難來源。雖然彼此之間恩怨究竟如何算出總帳，難有解方，但是，從“中國”的立場來說，這些少數族群確實是隱患（要讓彼此形成互利互惠，技術上很難實現）。不設法納入版圖，這個隱患就始終是個威脅。這是很現實的問題。當然，相對來說，從這些少數族群的立場來說，“中國”大概也是他們的災難之源，但是，除了我們很難計算彼此恩怨的一筆賬，這裡的實際可能的處理辦法彼此其實是類似的，大體是取決於武力與實力的較量。被征伐、被控制的一方，是較量的輸方。輸的一方並不一定在道德上有絕對的權利去控訴對方。當然，勝利的一方其實也並不因此就擁有統治正當性或道德的優越性。重要的是，歷史研究者也不宜僅僅是站在某一方來提出控訴，更不宜把雙方用“中國”這個稱呼統括起來，不管是誰侵略誰，都籠統歸為“中國”的罪惡。

進一步說，“中國”或說中原政權與周邊少數族群之間，何者較常侵犯、壓迫或掠奪對方，恐怕很難精準測量。要公平評價彼此間的互動損益得失，絕不容易。如果認為前者常在實力上居於較優越地位，所以也就常常是侵犯、壓迫或掠奪後者的一方。這似乎缺少精確的測量作為依據。當然，反之亦然，認為後者較常侵犯、壓迫或掠奪前者，同樣缺乏精確依據。雖然前者在人口和經濟力上居於優越地位，但是戰力上卻未必如此。“中國”的歷史記載可能比較重視被後者侵犯、掠奪的歷史，卻掩蓋反方向的侵犯行動。不過，同樣是“中國”方面的歷史記錄，也可能為了避免打擊自家威信而掩蓋被侵犯的故事，只要還能夠掩蓋。再者，有些損益得失是比較隱形的，不易被意識到，也很難被列入相關記錄。

從我個人的觀點來猜測，中原政權有可能在經濟交易上無形中成為周邊少數族群的剝奪者或說是交易的受益者。這種損益差距可能其實數量龐大，只是未被官方完整統計，也未受足夠重視。就好比在早年台灣漢人和原住民之間的交易中，漢人大概是較大受益者。這種情形在”中國”其他地區很可能普遍發生過。而少數族群則是偶而對中原人民做出暴力攻擊與掠奪。這對周邊少數族群而言，可能帶有報復與達到心理平衡的作用。長期來說，少數族群很可能還是比較吃虧的一方。

話說回來，“中國”對少數族群的剝奪，很可能主要不是通過侵略而來，更多是一種“自然態勢”所促成。“中國”對周邊進行的侵略戰爭，即使是勝利結果，往往也對“中國”自身產生極大的傷害。譬如說，漢武帝的征伐很可能是使得西漢走向式微的主因。又，清乾隆皇帝的征伐也可能讓“中國”走向式微。唐玄宗的對外征伐很可能也間接招來了安史之亂。

從周朝到現在，“中國”的領土面積大體是朝向擴張。這可以說是源於“中國”統治者的野心，但更可能的是一種自然的融合需要的結果。譬如胡人南下，甚至胡人主動漢化，這其實都是在進行一種社會“整合”。整合過程中，好像有統治者的個人野心涉入，但是總體來看，很可能其實是社會“整合”需求的結果。就好像歐盟的形成，乃至當年北美十三州的結合，更多都是社會整合需求的結果。

我無意由此導出說“中國”從來沒有領土擴張的野心，也無意說領土擴張的過程都是和平的或具有正當性的。但是，反之，領土擴張很可能不完全是由於某種不道德的因素導致的結果，特別不完全是“中國”方面的片面邪惡意圖導致的結果。杜教授可能是站在一種非常特殊的思考角度，從而特別敏感於“中國”追求“稱霸”、“統一”之“惡”。

追求統一如果是“惡”，我以為重點有二：違反對方群體的主流意志、採取暴力手段。

不尊重他者的意志，不吝惜採取暴力行動，這兩點可能值得特別被強調。兩者和統一意圖固然相關，但是邏輯上未必合一。就好比重視婚姻價值的人，未必會暴力搶婚。尊重他者、非暴力，這種倫理習性可以是另外的教化的產物。”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似乎還沒有很好的機會來接受充分的教化。反之，恰是在接受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承受了暴力性的剝奪。這種經驗，對此刻的“中國”要走向非暴力和尊重習性，恐怕有不良的影響。當然，如果“中國”自詡是文明古國，照說應該能自行開展出這種文明態度。但是，歷史的軌跡顯然並沒有提供良好的機會，實現真正內在轉化。西方，恐怕也是一種機緣偶然，相對實現了人道文明的提升。（西方的地理、人文條件似乎更具有這種機會優勢。但是，總體來說，也還是一種機緣偶然，譬如讓希臘理性主義與基督教倫理碰撞。）

杜教授的論文讓推介者慨嘆“天地不仁”，也或者說是“中國”不仁。這恐怕是過度的解讀。即使杜教授可能有這種評價傾向，但是，話畢竟沒有說得這麼鮮明、強烈。

不過，“中國”正在對台灣進行的壓迫性統一戰略，也確實會讓人聯想到歷代“中國”的征伐行動，而站在可能被征伐者的角度感到觳觫不安。中共如果願意跳出我群中心的思維，多體會被征伐者的感受，也許能夠在和平之外，順勢提升“中國”的人道文明水準。這對“中國”來說，應該仍然是非常珍貴的文明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