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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22 11:23:28瀏覽1698｜回應5｜推薦7 | |
我執，這大致是佛家提出的概念，和心理學裡說的“自我中心”應該大體是高度重疊的意思。心理學上的“自我中心”概念應該是在說：人總是從自我出發來思考、認識、評價所有事物，並且形成一種主觀的事實判斷，乃至價值判斷，由此發為行動。而這樣的行動可能展現強烈的自私自利的傾向，或者過度自以為是、自我肯定、自我肯證(self-confirmation)、自我合理化、自我保護、自憐、自戀...。問題是，這種行為傾向可能不利於發展與他人、與世界的和諧關係，甚至可能不利於人和自己發展和諧關係。譬如說，人可能不自覺地想要佔有所喜愛的一切人事物，而且對他人太少同理心。但是，卻又可能因為實際上難以實現欲望而失望、挫折，甚至因此而造成衝突悲劇。總之自我中心可能連結到失望、挫折、沮喪、衝突...等各種痛苦。
佛家的我執概念應該也包含這種自我中心概念及其所牽涉的問題。不過，依照我的理解，佛家講“我執”，可能還包含一種reification（物化、實體化）的意思，就是指如下的一種錯誤認識：把自我視為實體存在；或者是把一個變動不居的我當作一種僵固的物來看待。而reification意味著一種從根本上錯誤的認識方式。究竟要不要持後面這種reification的觀點，我比較存疑。因為這可能隱含某種“空”觀，一種拒斥實在論(realism)的認識論立場。我比較不傾向這種觀點。如果只是強調事物的高度變異性，我會比較能接受。
另外，佛家似乎強調“我執”中的“我”是一種“概念”。對此，我也比較存疑。人固然可能有自我概念，但是，自我中心的人，未必會清楚意識到“自我”。人的心從自我出發時，未必就會意識到那個出發點是“我”。即使鎮日為“我”奔忙，人也未必就意識到是為“我”奔忙，因為那可能是不自覺的。當一些人為權力而做出種種努力時，他們有可能認為自己是在服務人群，或者在實現某個崇高目標。總之，人會意識到自我，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是受到這個“我”的驅策，這可能是已經經歷了某種“意識化”的心理過程的結果。而在這種自我意識出現以前，人其實已經在接受“我”的驅策、指使。說得極端些，多數動物都還沒有所謂自我意識，但是牠們卻也會自我保護、自我延續。自我保護與延續並不需要有自我意識作為前提。
整體來說，我還是寧願使用“我執”這個詞。因為簡捷，也因為它可以包含更廣泛的含意。
我執雖然常常表現為自私自利、貪婪，但也並不盡然，它可以有許多種變形。權力欲、好名、好勝、矯揉造作、完美主義、自戀、自憐、仇恨、報復、控制欲...也都可能是我執的表現形式。也就是說，“我”所追求的未必是物質，也可能是其他事物。自戀、執著或執迷於外物、外事而亟欲佔有、掌握，都可能是我執的表現。
我執普遍存在，對人起著普遍而深重的影響，它可能是人能自我維護的基本動力 ，所以有其必要，但也是人際衝突、糾葛、失望、痛苦...的主要根源。所以，佛家會勸人放下我執。只是，人要放下我執談何容易。首先，人未必能夠體會到問題出在我執，或者不知道我執和問題是如何糾纏在一起的；人們甚至常常未能意識到自己有我執的問題。人們更常把問題片面歸因於外在的因素：是他人造成了問題。
人可能因為某事而長期痛苦，但是，叫他放下我執，俾免於繼續痛苦，他卻很可能做不到。譬如夫妻之間，可能感情已經只剩下負數，只有互相製造痛苦，卻就是有人不願意讓自己從婚姻中釋放出來，而還是想要繼續綁住對方，也綁住自己；或者，寧願犧牲一己生命，也要報復對方。這其實也還是我執的一種。
不過，話說回來，這裡談我執，並不是要跟大家談佛教思想，也不是談心理學，而是希望引申到政治的議題，更具體地說，是關於民主、專制等的政治體制議題。
政治體制，其實是關於人際關係的普遍管理模式。人際之間應該有些什麼權利、義務、規範，政治體制會做出最基本、重要的規定，讓社會維持一定的秩序。而民主體制，是要讓最多的人擁有較多的基本權利，特別是各種自由權利；當然也會規定一些必須承擔的義務與限制；不過，除了分權、平權外，限制越少越好。反之，專制體制則傾向授予人民較少的權利、較多的義務；而統治者則擁有較多的權力與自由。當然，很重要的是，專制體制下，法律往往缺少獨立性，可以由有權力者操控。也就是說，專制體制往往較缺少法治。法律比較是被有權力者（任意）操弄的統治工具。
專制體制下，不僅人民普遍、不自由、少尊嚴，物質上也比較匱乏，總體來說比較痛苦；而社會整體的發展也比較容易陷入停滯，所以普遍較貧困、落後（註一）。
重要的是，既然如此，專制體制為什麼還能夠持續，甚至幾千年下來，一直都是專制體制？為什麼不被改變？簡單說，還是有不少的人支持專制體制，或者支持專制統治者。如果完全沒有人支持專制體制，專制體制當然就會瓦解。雖然說建立及維護專制體制的統治者自己固然會出於我執、基於“我”要掌握權力這種欲望而支持專制體制，但會支持專制體制的人往往不止於統治者及其扈從們，而也包括部分被統治的人民。民眾的服從是統治者權力的基礎。
那麼，被統治的民眾又為什麼要支持專制體制呢？這其實還是可能與前面提到的“我執”有關。我執可能會強化集體的保守性，包括對專制體制的維護。保守固然通常是出於恐懼，但是，恐懼又為什麼會促使人要維持現狀呢？為什麼不是改變現狀以免於恐懼呢？這裡很可能牽涉到自我肯證的心理機制：我沒有錯，我服從/保守是對的；我不是因為恐懼而服從、不是因為貪圖小利而服從；服從統治者，對大家都會有利。
或者，可能還有一種自我肯證是認為：問題是外來的，所以，要做的是抵禦外力，以及外力所要促成的改變；改變不會比較好，改變會帶來悲慘的結果。
社會學裡，往往強調“群”的作用。很可能，集體的性質會強化人的保守性。因為要有秩序地改變集體的性質，難度極高，很可能在改變過程中發生新生的矛盾、衝突。而且，人們的我執可能傾向維護既存的生存狀態，包括集體既有的生活方式，既有的政治體制也同樣會得到維護。我執讓人維護我的既有存在狀態，也維護我群的存在狀態。即使這個存在狀態從不同時代或文明程度的人來看可能是痛苦的處境。
這裡或可拿北韓為例，它可能是比較突出的、適合討論的例子。北韓人中或許有些人是反對專制體制的，但一定也有不少人是支持專制體制的。如果沒有後面這種人，北韓也就很難維持其專制體制。北韓人裡，在“支持專制體制”的人中，我們也許可以簡單分成兩大類，一種人是真誠對統治者或專制體制效忠者，另外一些人則可能是帶有陽奉陰違的心理，因為恐懼被懲罰，所以必須擺出對專制體制效忠的態度。理論上，可能還有些人處於上述兩種狀態之間。他們並沒有那麼效忠，但是，也未必很有意識地在陽奉陰違。他們可能只是不太去深刻省思自己的心理與行為，特別是不從某種普遍的公義觀點來評價自己。
真誠的效忠者大體是高度相信，效忠統治者就是愛國，所以符合自我對道德的要求。尤其是意識到自己的道德性，很可能會強化效忠行為。他們的效忠行為與自我肯定心理相連結。而為要維護自我肯定，他們也就繼續效忠這個政權。至於效忠統治者究竟是不是真道德，是不是符合普遍的應然，他們可能無法達到這種思考層次，也或者是拒絕做這種深層思考。拒絕深刻自我反省、批判，也可能是我執的表現。如此可免於自我攻擊。
帶有陽奉陰違心理者可能意識到自己並不想效忠統治者，只是苟且屈從於權力。但這種人卻也還是可能實際成為支撐專制體制的力量。只要他們還沒有真正做出反對體制或反對統治者的行動，他們就可能繼續成為其他試圖積極反對體制或政權者的威脅，他們會無奈地成為不滿統治者的人民的對立面。但是，一旦成為了對立面，他們又必須為維護自己而堅持這個對立面的合理性、正當性。
這些人未必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可能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角色，但他們可能避免意識到這個問題；或者，他們嘗試建立一套邏輯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事實上，統治者通常也會幫助建立這種合理化邏輯。所以，重點是建立這套邏輯以後，接受它，並且不要再節外生枝，另作別想。這樣的心理機制，也還是可以通過自我肯證、自我合理化來進行。而統治者則可能會竭力塑造一種情境，讓社會中鼓勵反省、批判的機制被消除，只保留統治者希望保留的思維與價值。
以台灣從威權體制走向進一步民主化過程的經驗來看，在解嚴以後，似乎忽然多出許多批判、反對、仇恨兩蔣政權的民眾。這些人先前很可能是採取隱忍的態度；或者，也有些人可能是在解嚴以後才開始反省之前的統治性質而對之前的統治產生反感。
對於那些不太反省或反省只及於一些簡單的邏輯（很可能是統治者所灌輸的邏輯）的那些人，他們可能擁有一種簡單的道德意識與自我肯定，但越是這樣，他們往往更能夠堅持既定的行為模式，譬如效忠、維護現有政權或體制。他們傾向政治上保守，在專制體制下，他們所要保守的通常也就是專制體制。有沒有人是有意無意地避免碰觸深層問題（因為其實隱約知道一旦碰觸就會面對良知的衝擊或譴責）？如果有這種逃避心理，這種逃避其實也是一種自我保護，也涉及我執。
理論上，北韓人民中也許多數人其實是反對專制體制或金家統治者的，但是，由於其中的多數人並沒有明確表態，甚至顯性地站在反對者的對立面，而仍然成為其他反對者的威脅力量，從而，對統治者或體制的抗爭行動就仍然難以大規模展開。
其實，專制體制下的統治者很可能是我執非常強烈的人。他們的強烈我執使他們積極奪取權力，掌握政權，也使他們極力防範他人奪取或危及自己的權力。他們很可能活得戰戰兢兢，非常不快樂。但是，他們卻也絕不放棄已經費力取得的事物。因為我執就是一種執著的心理狀態。
人民的我執促成了普遍的保守心態，也在無意中成為了專制體制統治者的維護力量。
話說回來，在民主國家裡，會不會我執變成是維護民主制的力量呢？我執作為一種保守力量，是否也會保守民主制呢？我想，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不過，我執雖然可能也會保守民主制，過度的我執卻也可能成為讓民主制被毀壞的力量。
我以為，像川普擔任總統期間的表現，就是一種過度的我執的表現，褊狹而固執，損人不利己，卻又極度自以為是；重要的是對他人太少同理心，所以特別容易導致衝突。中美貿易戰爭也就在這種心態下發生，並且產生一連串不良效應，至今未歇。麻煩的是，川普個人固然明顯有過度我執的傾向，顯然還有許多美國人也抱持類似的我執心態（所謂川粉）。問題才會那麼嚴重。
川普的種種作為，對維護民主制沒有好處，實際上是在毀壞民主制。就好像他選後拒絕承認選舉結果，還鼓勵民眾衝擊國會，這些都是明顯損害民主制的舉動。事實上，僅僅是他的系列動作，讓國際間對美國產生惡感，就已經是對民主制不利的行為，因為會讓反對民主制的人有話可說。中共就利用這個機會來宣揚民主制的種種缺失。
不過，在民主制下，我執的問題終究比較可能被淡化。某個程度來說，民主制是比較縱容我執的，具體來說就是人民可以擁有合法的自利權利，當然，法律同時也會節制自利行為。因為既有合法的自利權利，又有明確的節制，自利行為就比較會在一定的規範範圍內。另外，這種“縱容”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它對統治者、有權力者的我執卻有較多的限制。
其實，民主制對統治者/領導者的節制，實際上具有保護統治者/領導者的作用。法國的路易十六、俄國的末代沙皇...，就是作為專制統治者而面對最悲慘的命運。專制統治者實際上很容易陷入騎虎難下的窘境。沒有節制的我執，很可能會從社會面得到負面回饋。負面回饋當然也可以被強行壓制。但是，這也只是在累積負能量，等待有朝一日爆發。爆發的時候，受到衝擊的對象往往不只是統治者，而會有許多被波及的人士。而且，更重要的是國家可能整體受到損害。
我執的問題，其實需要從心理層面做出適當陶冶、調整、昇華，也從制度層面對我執做出節制、疏導。就此而言，民主制很可能會比專制體制更具有良好效果。是不是這樣，也許值得進一步就這個議題進行深究。
註一：
現在的中國大陸常常被拿來作為一種反證，說明專制體制進步更快。但是，這應該是短期特殊現象，甚至還有部分是屬於假象。說是短期特殊現象，以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來說，它不但是文革浩劫之後、痛定思痛下的產物，而且可能還是根本違背中共共產主義基本理念的政策。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違背了平等原則；再者，所謂“國家資本主義路線”，和階級鬥爭路線、無產階級專政路線更是南轅北轍。而現在的中共，其實正在持續“國家資本主義路線”與返回極左社會主義路線之間搖擺，欲左還右，難以抉擇。與此相關，究竟對外持開放、友善態度，還是以戰狼姿態面對外界，也是兩難。但是，僅僅是這樣依違不定，實際上已經為中國大陸、甚至全世界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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