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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02 21:28:27瀏覽1679｜回應5｜推薦10 | |
“迦納有黃金、有鑽石，有...，什麼都有，只是缺少好領導！”
電視新聞很少見地報導了非洲迦納的消息。螢幕上出現一位黑膚女子，聲嘶力竭地吶喊出上面的那段話。因為此刻的迦納正面臨嚴重經濟衰退和飢餓問題。
我非常同情他們的痛苦處境，但是對上面的那句話，我是有商榷意見的。簡單說，我認為這句話未必成立。我偏向認為，根本問題在“結構”，所以問題其實會比她想像的還遠更難解。也許某位好的或更適合說是精明強悍的領導者有可能改變這種惡劣結構，但更可能的情況是：惡劣結構可能會阻絕好的領導人出頭，那個惡劣的結構也難以成功被改造；倒是試圖改革者有可能被惡劣結構所敗壞。也可以說，即使有領導者能改變這樣的國家，但卻往往是在結構的限制下走上暴力革命之路，而帶來嚴重傷害；掌握權力以後也可能會走上獨裁、暴虐之路。其實，國民黨與中共就是這樣的例子。
當然，理論上改革者也有可能是一位慈心仁善者，只是這種人卻很可能因為難以懾服大眾，也難以讓人信賴其能力，所以很難上位。就好像當年胡適無法成為行憲後第一位中華民國總統那樣（儘管蔣介石曾經試著要提名他為總統候選人）。又好比印度甘地會被曾經的信徒刺殺。即使是美國林肯那樣的領導者也難以逃脫被某個心態狹隘的人刺殺的悲劇命運。反之，像希特勒那種人倒不難吸引一大群忠貞的追隨者，毛澤東與普京又何其不然。到南美洲蓋亞納開墾的吉姆瓊斯（在1978年製造了九百多人集體“自殺”事件的人民聖殿教教主）也能夠吸引一群信徒跟隨他。台灣也有陳恆明組織飛碟會，帶領一群人去到美國，說是準備登上飛碟渡過所預言的世紀末地球浩劫。
邱吉爾作為領導者，其實大概也不宜歸類為慈心仁善之輩。這種人也許適合在亂世之中出頭來領導國家渡過困難時期。但是，邱吉爾在二戰後不久就黯然下臺。很多人會為此感到遺憾，但是這很可能對當時的英國是有利的，英國因此可以維持穩步民主化。也許同樣重要的是，當時邱吉爾並沒有搞個政變什麼的來維護或增加他曾經掌握的權力。很多曾經著有功勳的領導人會因為難以捨棄權力，於是就搖身一變成為終身的獨裁者。金日成大概就是這種人。當然，北韓的社會結構（包含人的思想觀念）都不同於英國，事情的發展也就大不同。
結構的作用往往被視同或視為是命運的作用，因為人很難改變作用的大方向。但是，結構作用終究不同於命運，因為結構終究是可改變的事物。問題是人們往往忽略了或無視於結構的作用，而施力在別處，從而難以如願促成改變。譬如大家總是睜大眼睛看着領導層，褒貶領導層，而且實際上影響領導層的人事，卻對這個影響不甚自覺。眾人常常自覺人微言輕，無法改變世界。即使實際上已經造成了（負面）影響，也不甚自覺。
大衆可能存在偏見，狹隘，甚至扭曲心態，但卻很少自覺，也很少反省，因為不覺得有必要。而大眾的偏見則可能讓事態走向客觀不幸的方向。
舉例來說，紅衛兵造反，釀成浩劫。但是正在造反的紅衛兵卻不會這麼認為。他們很可能覺得自己在積極參與一樁偉大的革命運動。
文革可能不被認為是好的例子，因為文革可能被認為是出於領導者的意志。其實，我以為連作為領導者的毛澤東本人也陷入這個結構的漩渦之中。他的意志，反映的其實也是結構的作用。結構困境讓事情陷入了兩難：對當年的中共來說，既需要官僚體制進行管理，但官僚體制卻又容易破壞共產主義想要掃除階級剝削的宗旨。怎麼選擇大概都會出問題。只是毛澤東的選擇和多數人偏好的選擇顯然有別。
共產黨官僚其實已經形成新的特權階級。後來的改革開放政策雖然帶來諸多進步成果，但卻同時也縱容了共產黨官僚群成為更具特權的階級。而且，因為其暴力革命奪權的性質，統治官僚會與人民愈形對立，形成互相隔離的新階級。那麼，究竟要毀棄官僚階級呢，還是保留並且依賴官僚階級？
結構帶來的困境並不僅止於此，究竟是要搞文化革命，還是要進行社會改良，也同樣煞費思量，而且其實也是怎麼選擇都會有問題。在正常情況下，改良似乎都會佔據上風，是比較合理的選擇，因為造成的傷害較小。但是，如果連改良也會遇到強大阻力的話呢？近代中國會走向革命，就是因為傳統保守勢力相對強大但卻腐朽。而它隨時可能會起來維護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或者維護某種既有的觀念或價值，從而阻礙改良行動。
保守勢力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通常不只是單一人或群的力量，它往往已經與某些價值觀念或普遍行為習性相結合，或者與整個體制的運轉相結合，所以很多人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為之出力。也就是說，一些人可能以為自己的行為是在維護某種正義或正當性，或者是無關政治、無關是非的行動，但實際上卻維護了這種保守勢力。
人的行動常常會有某種“非意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ance)，而所謂的“結構”中則可能充斥著各種非意圖後果所集結形成的作用力。也因此，結構會表現得好像是脫離人的意志而運轉的力量。結構成為一種近乎非人的力量，因為它的力量走向很難循著任何特定個人的意志來窺見。任何特定個人的“善良”動機，納入結構後所起的作用都可能讓當事人自己感覺驚訝。當然，更可能的情況是他並不認為那種作用力與自己的行動有關。舉個較極端的例子。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貴族思想家康多塞寫過一些文章表示他同情、支持這次的革命，但他卻在革命過程中被送入獄，並且死於獄中。在整個中國共產革命運動中，其實也有許多參與革命者或同情革命者在革命過程中被其他的革命者批鬥、關禁，甚而致死。集體革命行動究竟會走向何方，會衝擊何處，其實沒有人能夠完全預知。
回到非洲迦納的例子來說，迦納人民普遍缺少教育，而且高失業、低所得，再加上多族群、多宗教，社會想要整合自然很困難。從而政治要穩定一定也不容易。根據WEF（世界經濟論壇）公佈的2019全球競爭力排名，迦納在全部141國中排名111，明顯偏後段。這樣的國家，儘管某些礦物資源可能非常豐富，恐怕政治、經濟就是很難走上軌道。也許有些人會把問題歸咎於西方的掠奪，而這種歸咎也許為真。但是，即使明知存在這種問題，問題也仍然難以被消除。因為國家的自主性仍然有賴於政治上軌道；而政治要能上軌道則需要人民的普遍理性自律。
迦納很可能掉入了如下的惡性循環陷阱中，處於一種被卡住的狀態：政治不上軌道，因為人民缺少普遍理性自律習性，而惡劣的結構條件卻又很難提升人民的普遍理性自律習性；但是政治不上軌道，惡劣的結構條件就很難得到改善。這裡的邏輯其實也可以被簡化如下：政治欲改變惡劣結構；惡劣結構卻敗壞政治。（按：普遍理性自律習性也可以被視為結構的一環。不過，將之單獨抽離，討論上仍然有意義。因為它是屬於心理層次的事物，所以至少在理論上它也可能繞過其他制度結構而被改變。）總之，我們或可做個大膽預測：迦納可能在一百年後依然落後、貧窮。因為結構枷鎖會繼續束縛這個貧窮、落後的國度。實際上，許多非洲國家或地區近幾百年來不就是如此的嗎？
問題很難解套。但不是完全沒有解套的可能。人民的意識覺醒仍然是改變循環、跳出陷阱的重要轉轍點。需要有人看出真正的因果脈絡，並且告知大眾，改變大眾的思維模式。這需要教育文化機制的介入，但也可能藉助於言詞宣導而產生效果。後者也還是可能面臨一種危險，就是掌握權力的人的打壓。改革的思潮很可能還未能普及就遭到打壓。這種情況其實很常見。革命，常常是初起時被打壓，後期則可能是革命者打壓他人。不過，這應該比較是暴力革命的邏輯。而理性革命的邏輯應該有不同的思路，也會有不同的命運。後者應該更值得吾人採取、依循。
近代中國的革命，太過暴力、太多激情，也捲入太多的群體利益，過程痛苦、傷害太大，而且至今也還未能走上正軌。如果群眾行動無法免於情緒與偏見，至少領導者不宜再以自己的偏見與激情執著來誤導群眾。促進理性溝通的互動模式，應該才是領導者的當務之急。中國如果想要成為世界的拯救者，不妨努力成就一個理想的社會改革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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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