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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2/13 16:21:09瀏覽1810｜回應9｜推薦9 | |
中共與傳統中國社會的關係，我以為應該是個非常值得深究的議題，但是，至今討論顯然不足。
台灣及海外華人在面對中共與中國的時候，常常不確定如何面對兩者。一種可能的態度是斥中共而擁抱中國，或者兩者皆否；當然，也有人是因為擁抱中國而親中共。理論上，也可能有人是先肯定中共，而後產生對中國的態度。至於會不會有些人是在被迫的情況下挺中共？或許有，只是不得其詳。
一個值得檢討的問題是，在以上的各種不同態度裡，中共與中國兩者的關係都未必能夠釐清。斥中共而擁抱中國，大體背後的論述是：中國是美好的，但中共卻是邪惡的。至於為什麼美好的中國會誕生出“邪惡”的中共，並且長期被中共統治，就缺少有力的解釋。反之，因為擁抱中國而親中共者，似乎又未足夠重視兩者之間的區隔。類似地，因為斥中共而反中，也可能缺乏對兩者的區辨。
中共這樣的政黨組織對幾千年歷史的中國來說，當然是絕無僅有的新生事物。不過，這並不表示中共成員身上就完全沒有傳統中國社會的種種習性。相反，很可能這種傳統習性不但是有，而且還很濃厚，特別是傳統習性中的某一些習性。我甚至認為，恰是因為某些傳統習性，使得中共一步步走向了共產主義理想的反面，更違背了馬克思的早期人本理想。
近代中國會出現共產主義運動，共產黨並且成為了中國的統治者，這裡面固然有偶然的因素；但顯然其間也有某種互為因果的關係。因為中國衰弱、遭到列強欺凌，所以有了國民革命與共產主義的激烈革命運動，而且是由最激烈的改革派---共產黨---贏得最後勝利。近代中國的共產革命是一種激烈的社會改革運動，是幾乎從根本處就對前期的社會狀態極度不滿的心態所促成。清末民初譚嗣同、魯迅等人對傳統中國社會的嚴厲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不滿愈深，改革也就越激烈。而從事後的聰明來看，共產革命顯然是過激了，雖然確實推動了社會改革，卻也造成了嚴重的新問題。
弔詭地是，中國的共產革命雖然大體是對傳統中國社會極度不滿心理的產物，這應該也是文革之所以會爆發的部分原因。但是，共產黨的諸多行徑卻不免還是被傳統所影響，不只是影響運動的目的設定，也影響運動過程所採取的手段。理想目的是不是達成了，非常可疑；而革命手段本身帶來的問題可能更多。劉曉波就批評文革，認為文革再現了最惡劣的中國傳統。
（按：對劉曉波的這句話，很少看到有人再做申論。劉曉波似乎根本就成為了華人世界的討論禁忌。牆內的人固然不能談，牆外的人似乎也不太願意多談。後一種情形尤其讓我好奇。我猜想，劉曉波的強烈反傳統的色彩，和大膽的言論尺度，其實連很多所謂的海外異議人士也不太能接受。至於異議人士會不會對他有瑜亮情結，更難窺知。）
文革中，中國人的內鬥達到白熱化，而中國人內鬥內行的特色此時完全曝露。本來內鬥的形式大體不是武裝鬥爭，但是，文革也上升到了武鬥的程度。而在文革過程中，人道精神非常稀薄，對異議者或異己者同情、諒解的心態也大體闕如。反之，對異議者或異己者給予最不容情的、你死我活式的攻擊。這是一場人性悲劇，展現的是極度不堪的人性。問題是，這裡面很可能有著傳統文化人格特質的作用。傳統文化塑造出的某些人格特質在過程中被極端化的展現出來。我以為，文革作為政策，其實並沒有要讓鬥爭升高到實際上達到的程度。會鬥爭到如許激烈、普遍，恐怕已經出乎始作俑者毛澤東的預料。所以，他只好下令軍隊出面來進行鎮壓。不過，這麼做其實會損害毛澤東的個人威信，尤其是事後的聲望。只是，他此時已經沒轍。
文革鬥爭會超乎想像的激烈，鼓勵鬥爭的不當政策本身固然是主要成因。但是，傳統文化人格特質（對異議者缺少諒解、共情；缺少人道精神；習於依賴暴力達到秩序）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人民先前承受的諸多痛苦情緒（民初內戰、抗戰、國共內戰、鎮反、反右、大躍進…）也很可能藉機反映出來。我以為，傳統文化人格特質的問題特別值得深入檢討，因為它們可能會持續影響中國社會的發展。但是，這種議題的討論卻因故成為忌諱。而且，人們可能愈發相信，社會秩序唯賴暴力鎮壓或暴力嚇阻。從而，中國社會就是無法提升到另外一種秩序境界，一種更依賴和諧的人際互動模式而建立的秩序。
在大躍進、文革之後，中共繼續統治著中國，而且似乎經由改革開放而進入了讓人欣喜的所謂開明專制式的“千年盛世”（按：有人這麼相信，並且歌頌。不過，我其實並不甚以為然）。我不會說中共的革命從一開始就是心存惡意。我相信，在初期，許多參與共產革命的人確實懷抱著救國、除弊的理念，以及對當時現實政治的不滿。但是，有善意未必就能夠帶來美好的果實；善意本身也未必能夠永久持續。許多紅二代、三代，他們的先人可能曾經懷抱理想，但是，一旦家族因此成為既得利益者，事情的性質就改變了。
革命家族變成既得利益群體，也是維護既得利益的一群，這並不是什麼稀罕的故事。只不過，在自由民主國家裡，這種事情容易被曝光，也容易在下一次的選舉中，讓既得利益者下檔。而在專制且嚴格控制的國家裡，這種曝光、輪替的可能性就大大減低。大體上，只能夠沿用古代的朝代更替的暴力悲劇模式才能夠實現統治更迭。人民的心理大概也準備著迎接這種歷史宿命，只期望災難悲劇還在“久遠的未來“，所以暫時還可以維持平靜。但是，平靜中的現實究竟是怎麼樣的呢？而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共產革命運動究竟有沒有達到當初的革命目的與理想？另外，與傳統有關的一些文化特徵在當代中國社會的表現，譬如集體主義思維和關於人道精神的欠缺的問題，也都值得在此做出檢討。最後，工具理性方面的表現，問題可能更複雜，不過也還是值得稍作申說。
共產革命的目的
共產主義的理想是追求社會平等，沒有階級差異，也沒有階級剝奪。但是，現在的中國大陸沒有階級差異嗎？沒有剝奪嗎？官民之間、貧富之間、城鄉之間的差距其實都是某種不平等的跡象。中國大陸的吉尼係數，甚至可能高達.61（甘犁教授研究團隊於2012年公佈的數據）。前人民大學社會學者周孝正教授則指出，中國大陸上有10億低收入戶，3億中產階級，還有一億是富豪。那些所謂的“太子黨”、“官二代”、“富二代”這類人的存在本身就違背了共產主義的平等理想。這些人很可能是藉著剝奪社會大眾的勞動生產，而獲得了巨大的、不當得的利益。
青年馬克思的人本理想，一言以概括，就是去除“異化”(alienation)。異化意味著人與勞動的疏離、與生產關係的疏離，乃至人與人的疏離、人與人的本質的疏離。簡單說，去除異化也就是去除使人失去主體性與人的本質的社會處境（註一）。具體來說，階級不平等大概就是異化的重要源頭。
雖然馬克思的去異化的理想也許過於浪漫，無論如何，馬克思總是懷抱著維護或恢復人作為主體性存在的理想，但是，現在的中共卻在追求集體進步與強大的宗旨下，極度將人推向“物化”(reification)，把人作為商品、作為工具、作為可宰制的對象來看待。中共在實踐共產主義理想的過程中，似乎不甚自覺地走向了原初共產主義理想的反面。其實列寧的革命路線就已經和馬克思的理想有了重大的分歧。列寧的黨組織的模式，就蘊含著濃厚的階級性，並且是菁英主義式的組織，以知識分子為骨幹。這樣的組織性質就已經背離了馬克思的理想。而共產黨對嚴格紀律的講求很可能也完全不符合馬克思的人本主義理想：這樣的共產黨組織幾乎是完全異化的處境。
在列寧、史大林指導影響下的中國共產黨，除了對階級鬥爭理念的強調外，已經和馬克思的理想幾乎是背道而馳（註二）。如果說，馬列主義意味著是境外勢力，那麼，今天的中共大體已經越來越是自成一格的組織性格。而這種自成一格，是糅雜了部分第三國際共產主義思想，以及傳統中國的某些習性與歷史現實條件所形成的特徵。所以，如果有人要拿歐洲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進行比較，大概會發現根本就不知從何比起。
中國共產黨不同於歐洲共產黨，很可能是糅雜了傳統中國社會的某些習性，可能是包含有所謂“秦制”統治模式和傳統農民習性的一種揉雜的特徵。至於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念，在中共執政以後，已經變成是打壓國民黨（“餘孽”）和自由主義份子的手段；或者，在文革期間，作為一種利用群眾打擊政治對手的手段。經濟階級之間的歧視卻並沒有消失，而且在改革開放以後變得更加明顯，只是共產黨統治群成為了最高特權階級。
集體主義思維
中共大體依循集體主義的原則。所謂“秦制“，或者“陽儒陰法”的法家治術，大體也就是這種集體主義的統治模式。中國作為曾經被列強侵略的國家，短期間走集體主義的路線，好比像某種國家主義或軍國主義的路線，為了讓國家快速強大，可能情有可原。但是，集體主義作為一種統治模式是很不照顧個人人權，也很沒有人道精神的。也許說好聽點，那是在鼓勵“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問題是，集體主義未必真就能夠完成大我。好比“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大體就是一種集體主義的統治形式。人民原本各自為自己的家庭獻身，但是，統治者強迫他們轉向獻身於集體（公社、國家）。原本當然是預期產生跳躍性的生產成果，譬如“超英趕美”。但結果卻是適得其反，造成了嚴重的問題。
人民公社運動實際上是強行將本來以家庭、家族為連結紐帶的個人改隸於公社、大隊，生產、消費不再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而是以公社、大隊為單位。這和傳統習慣模式大相違離，特別是和人民對家庭的濃厚情感背離，導致大躍進政策的大失敗，並且造成大規模的飢餓死亡悲劇，餓死了逾三千萬人。這也反映出，傳統中國人擁抱家庭、家族這種初級群體，卻對家庭以外的次級群體抱持疏離感。而中共的集體主義路線卻要改變這種價值觀，而強調集體的價值。
簡單說，集體主義的統治模式，雖然在政策規劃時是以集體為為管理對象，但未必一定能夠對集體產生預期想要的結果。大躍進是最大膽的政策嘗試，而大家也嘗到了最苦澀的滋味。
只是，同樣是因為是在集體主義的統治模式下，所以，統治者可以控制住這個集體，盡量避免讓災難信息得以傳布，也盡量避免讓大家發出檢討的聲音。從而，災難也就好像不曾發生過，至少對很多人來說似乎是這樣。統治者雖然不得不做些政策調整，但是，基本的統治模式並沒有什麼改變。
改革開放路線大致比較接近集體主義的較理性模式。也因此，這段期間能夠看到快速的建設進步。不過，其中所隱藏的對少數群體或個別的人的權益犧牲，仍然不會少，只是多數人在經濟成長上的利得大體掩蓋了對弱勢群體或少數人權益犧牲的關注。
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大陸，可能很接近一些人對開明專制體制的想像與憧憬。“世間哪裡可能沒有黑暗，只要社會大體是光明的、進步的，還有什麼好苛求？”這大概是很多謳歌改革開放政策者的思維。
但是，不旋踵之間，中共又走回獨裁之路；政策也又向更嚴苛的集體主義路線邁進。開明專制中的“開明”特徵逐漸消失。現在的中國大陸，防疫措施捉襟見肘，經濟更陷入極大危機，國際關係也陷入低谷。但是，專制體制中就是缺少能夠預防不開明專制的機制。幾乎除非砸爛整個統治體制，才可能見到轉機。但是，這卻又很可能為國家帶來大動盪與災難。而在專制體制下，統治者如果漸漸顯露出能力缺陷或甚至是精神缺陷，下面的人卻又往往拿他沒轍。大家幾乎只能眼睜睜看著國家一步步走向災難、痛苦。北韓作為負面範例，就走得很極端，人民受苦大概已經成為常態、穩態。中國大陸則是在改革開放政策的餘韻下，卻也岌岌可危，讓外邊關心的人提心吊膽。
人道精神
在馬克思早期關於“異化”的討論中，他充分展現了人本主義的精神，大概也因此，佛洛姆推崇馬克思是偉大的人本主義者。這種人本主義思想大體也包含著人道主義的精神。（按：我以為，人本主義主要是強調“人的主體性”的思想；而人道主義則大體是指對（他）人的愛、關懷、照顧、憐憫、施捨、包容、諒解、給予溫暖等的“正向對待態度”。人本主義可能促進人道主義精神。但是，未必盡然。某種人本主義也可能導向強調自我意識而可能對人冷酷；至少，人本主義原則未必會鼓勵那種有自我犧牲意味的人道主義精神。）只是，後期的馬克思思想似乎不再有鮮明的人道主義色彩，甚至也不再那麼人本主義，而比較像是冷酷的唯物主義者。
關於人道精神，傳統中國社會也有其人道精神基礎，這部分主要和儒家思想或佛道宗教思想有關，而與法家思想較有隔閡。法家思想強調“國強民弱”，所以統治者並不關心人民的困苦。
早期的中共，成員中不乏具有人道精神者，甚至可說毛澤東就是個極端的人道主義者，對底層民眾的困苦表現了極度的關注。但是，毛澤東的人道精神似乎在艱苦的革命過程中逐漸轉變為對集體主義、共產主義、階級鬥爭路線的堅持，“人民”大概逐漸被抽象化為純粹的概念。而在這中間，對權力的眷戀卻不知不覺地佔領了他的心靈，並且排擠了對他人痛苦的自然共情。總之人道精神慢慢消失了，代之而來的是以不斷革命論為基礎的無情、冷酷的統治路線：整風、鎮反、百花齊放，以及追求成就的大躍進與權力鬥爭的文革。
總之，以“鬥爭”為綱的中共，實際的表現是缺乏人道精神。而我以為這是傳統中國社會孕育出來的普遍人心特質。回顧清末的太平天國之亂，有人估計總共約造成上億人口的死亡。我們很難說究竟誰才是禍首，但是，人心中普遍缺少人道精神可能是問題根源之一。當我讀到文獻說清末儒將（？）曾國藩在清軍攻入南京城時曾經下令屠殺，最後造成約30萬人的死亡，著實讓我震驚。我無法斷言這是曾國藩有病態人格所致，但是，這應該和人道精神的缺乏有難以切割的關係。曾國藩的人道精神固然可能不足，而他轄下的清軍將領們或兵士們恐怕亦然。而致使他們認為不屠殺不足以平民怨或遏阻對方的殺戮，也可見太平天國一方也同樣缺乏人道精神。
人會缺乏人道精神可能是出於缺乏相關的道德教誨，但是更可能是由於本身的前期生活過於痛苦所致。所謂“可惡之人必有可憐之處”。進一步說，如果是兩種成因交互作用，情況大概就會更糟糕。
工具理性
依照我的觀察，傳統中國人缺少“工具理性“的行動習性，一般人的行為容易被傳統慣習與感情因素所影響。”傳統“與”感性“，和工具理性大體背道而馳。在初級團體裡（譬如家庭），缺少工具理性、迎合傳統與感性的行為習性可能並不會造成太嚴重的問題。但是，在異質的大社會裡，迎合傳統與感性的行為習性就可能造成嚴重的問題。
舉例來說，毛澤東反駁經濟學者馬寅初（前北大校長）的人口控制政策建議。毛卻強調：人是最可寶貴的事物；一個人有一張口，卻有兩隻手。這些話很能夠讓人聽了動容。但是，它的影響卻很嚴重，不利於中國社會的後續發展。50年代初的寬鬆人口政策，導致70年代的中國“必須“（？）採取”一胎化“政策來補救。
話說回來，一胎化政策本身其實也有人有過異議。西方人口學者（如Ansley Coale）就曾經建議，說一胎化政策過於嚴苛，可以稍微鬆動些，譬如允許二胎，最後的人口結構其實會更妥適。但是，這時候，民族自尊的情緒因素似乎又起了作用，一胎化政策於是變成了嚴苛的規定。直到幾年前，還有北大教授因為違反一胎政策而被撤職。結果，現在又有了老化過速的問題，而這主要是一胎化政策的遺害。
依照情緒定決策，或者依照傳統習慣來行動，這都不符合理性原則。而中國人的理性原則中，可能又偏重“價值理性”，也就是強調行動要能夠體現某些終極價值，而忽視目的與手段之間的效能、可計算性、可預測性等的考慮。儒家思想大概就是這種況味。方孝孺拒絕照明成祖的意思寫新皇帝的即位詔書，結果被誅十族。這可能是個極端的價值理性行動的案例。價值理性行動有其可貴的一面。但是，就考慮照顧眾人福祉而言，政策規劃者的工具理性抉擇模式可能更重要。像上面的人口政策決定就有問題。發動大躍進與文革，更是背離工具理性的政策決定，給中國帶來了莫大的災難。
近期的清零/封控的防疫政策很可能也違背了工具理性的原則，其中可能有過度的民族主義思維，以及維權的考慮。維穩照說應該也是政策考慮的重要一環，但是，從結果來看，顯然並不成功。白紙運動的爆發就表示維穩失敗。
說封控政策中有民族主義的（感性）思維，最直接的證據就是拒絕購買西方國家的疫苗，乃至治療藥劑。這絕不是理性（特別是工具理性）的思維、決策模式。其次，對於中國自身發展的疫苗與治療藥，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也要有盡量客觀的評價。如果明知不行（或不確定能行），卻堅持只能自行研發，那其實是在草菅人命。
大躍進講究“放衛星“、”超英趕美“，其實也是一種民族主義情感逾越理性的思維。情感逾越理性的行動常常是好心幹壞事，也就是善意帶來惡果的行動。國家政策如此，那就是災難性的故事。
其實，共產主義作為一種集體主義，本來是希望在對集體的決策中添加理性成分，免於集體在各個人變異紛陳的思維下形成了集體非理性。計劃經濟就是想將工具理性作為集體行動的原則的做法。而共產黨常常行事冷酷，拒絕“溫情主義”，也可以理解為是工具理性的表現。譬如像六四鎮壓行動，似乎也可以視為是較近於工具理性的集體行動表現。問題是一旦形成了集權狀態，通過訊息交換與理性溝通而形成理性決策的機制就被嚴重破壞了。集體行動中的工具理性的特色就很難維持。傳統中國的專制體制中不同權力層級之間的互動模式，滲透到中共的組織行為中，恐怕嚴重扭曲了共產主義本來想要的集體理性化的努力。
在中國式的權力圈中，最高權力者的個人行為傾向大幅度引導事情的開展。他的精神狀態如果出了問題，或者觀點、心態有偏執，政策就可能偏頗，而且難以扭轉。近期李克強與習近平之間的路線角力，就可能是一例。李顯然偏重經濟，而習則堅持防疫優先，而且對如何防疫也有很堅持的想法。最後可能是犧牲了經濟，而防疫政策卻也還是不能堅持到底。抽象來說，這是缺少工具理性的問題。也可以說，中共作為統治者，受到兩種力量的束縛，以致於很難維持工具理性的組織性格。一種是“擁抱傳統”的社會大趨勢，一種是黨的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取捨困難。關於擁抱傳統的社會趨勢，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對待孔子與儒家的態度。中共曾經提倡過“打倒孔家店”的群眾運動，但是，現在又在世界各處設立孔子學院，除了可能有某些不為人知的考慮外，也是因為多數中國人，乃至世人，終究對孔子思想還是懷抱尊仰態度。從而，原本希望從“打倒孔家店”展開的思想改革也就不得不改弦易轍。當然，這種改變究竟是不是應該的是一回事，但是如果當初是基於一種冷酷的理性思維出發而提倡的打倒運動，現在顯然已經否定了當初認為的“理性”立場。
至於黨、國之間的抉擇，可能是長期性的困擾。既難做清楚的分辨，也難做理性取捨，難免形成糾結與搖擺。共產黨裡的最高權力者其實也並不是完全自由的決策者。高明的統治者會設法在黨與國家之間維繫理性平衡。但是，必要時究竟應該以何者優先，還是很難說。所謂順得姑情失嫂意。究竟要優先維護黨或優先照顧國家利益，有時候並不容易抉擇。黨的生存考慮也許會比某些國家利益的考慮更顯迫切，而國家可能必須忍受這種抉擇優先性認定所帶來的結果。具體的痛苦將由人民忍受。不過政權危機則潛伏在可能發生的民怨之中。
一個可能是最尖銳的矛盾點是“法治”的問題。中共是以黨治國，黨不但是指揮槍，其實也指揮司法。也就是說，究竟誰犯法、誰又應該被法律保護，由黨說了算，或者應該說是黨裡最有權力者說了算。從而，權力高於法律。江青在法庭裡高喊“審判我就是醜化億萬人民，醜化億萬人民參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她的意思顯然是說她大力推動文革沒有罪，而是法庭對她的審判有錯。問題就是，她究竟有沒有罪很難有明確的法條依據，是共產黨修正了路線，然後對她之前以統治者代表的名義所做的一切給予了否定評價。革命與保守/反動，什麼才是罪惡，由當權者說了算。
關鍵問題是權力大於法律的權威，從而就不可能rule of law，即以法律為統治者，而只能是權力者藉著法律來統治，而也隨時可能拋棄法律。法律可被操弄，法律的可預測性就被破壞了；法律作為正義代言人的神聖意義也就被破壞了。這其實也是對理性原則的破壞。
總的來說，中共作為統治政黨，是糅雜著由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秦制特質及其所塑造的習性和馬列鬥爭理論及共產黨的組織型態的一種特殊組織。它曾經致力於改變中國，但是它卻也被中國改變。現在的中共，作為既得利益者，更多是要維穩，而不是要改變，因為改變很危險。雖然改變中國曾經是中共的立黨宗旨。
掩蓋問題，可能暫時利於政權維穩，但很可能不利於下一步的集體理性抉擇；強調階級鬥爭可能利於鬆動原有的階級結構，卻不利於社會和諧，很可能也不利於維穩。走向自由民主，可能危及共產黨的存續…。中共作為革命政黨，現在很可能面臨一種矛盾處境，究竟如何看待傳統、如何走向未來，幾乎是兩難之局。民族主義、維權維穩、理性化、法治化、民主化、強調人道主義精神…，彼此間存在著緊張關係。特別是民族主義與維權維穩原則和其他原則互相扞格。
台灣民眾中，部分懷抱中國民族主義情懷的人，因為中共的民族主義姿態與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尊重姿態，而樂於擁抱這個“盛世中國”。即使中共露出這樣、那樣的問題，也往往以中國人看事情的觀點/評價標準而傾向諒解。但是，上面的問題，中共究竟會怎麼抉擇，是不是需要深入、耐心觀察？再者，對於傳統中國社會可能存在的問題，在擁抱中國之餘，也應該正視、深思。
註一：
人的本質與人的主體性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可能存有爭議。馬克思似乎認為人的本質與主體性是同一的。也就是說，人本質上就應該是作為主體的存在。但這可能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的思維。人因為有思想、有感情，使人有了作為主體的可能性。但是，我以為人與純粹主體的存在之間大概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換言之，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如果禽獸不足以作為主體性存在，人恐怕比禽獸也好不到那裡去。
註二：
關於馬克思對階級鬥爭的強調，其實可能有異議。有人認為，“共產黨宣言”一文初期是由恩格斯草擬，馬克思是後續完成者。但是裡面對階級鬥爭的強調主要是恩格斯的想法。相對來說，恩格斯可能比馬克思更強調階級鬥爭，尤其是暴力性的鬥爭。而在共產主義思想發展的後期，史大林則更是強調暴力鬥爭。中共所接受的就是這種所謂“第三國際”傳承的馬克思思想（馬克思的思想被認為還有“人本主義”的傳承、“結構主義”的傳承、“第二國際”的傳承等。而“第三國際”的傳承被認為是馬克思思想傳承中最暴力傾向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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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