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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14 10:21:12瀏覽1257｜回應4｜推薦7 | |
聽楊照先生的廣播節目“楊照談書”其中的一集“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裡面提到魯迅筆下的阿Q。楊先生大概是在引述林文的同時還加上了自己的解讀，而說：最可恥、最麻煩的是：阿Q還很快樂。
林毓生教授在討論魯迅的“阿Q正傳”一書時寫下過如下的一段：阿Q不能面對現實，有一套精神勝利法。阿Q還有一套完整的世界觀，有完整的對待世界的辦法。不光如此，他還很快樂！他到臨死那一瞬間才知道要死了，但他還是不明白為什麼要死。如果中國是這樣的，那就只能等待毀滅，然而問題卻在於，阿Q是並不知道這個結果的。這是一個死結。
我以為，魯迅也好，林毓生也好，他們兩個人對相關議題的討論確實觸及了近代中國的重大意識/思想/心靈危機。而林毓生又認為，終其一生，他（魯迅）也沒能回答這個「巨大的歷史性困惑」（按：指在傳統與反傳統之間應該如何找到中國的出路）。
容我循著關於阿Q的討論繼續這個為中國找出路的話題。
我不同於林毓生（或楊照的解讀），我並不認為“最可恥、最麻煩的是：阿Q還很快樂”。阿Q還很快樂，可能意味著阿Q的無意識，不知道自己面對的危機，不知道自己身上存在的問題。
除非阿Q指的就是中國社會這個集體本身而這個集體卻對自己的問題處境無意識，如果阿Q是指（當代）中國社會中的個人，那麼，悲劇主要就不在於他仍然很快樂。他仍然很快樂，也許是整個阿Q悲劇故事裡唯一值得欣慰的一點。
作為個人，阿Q面臨的悲劇可能更是在於：阿Q根本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活、怎麼活成個人樣。這個世界沒有給他一個好好走下去的路，他甚至根本不能想像什麼樣才叫好好活下去。以他既有的知識、技能、性格，他怎麼活好像都不對。他不是人渣，比較合適的說法是：他被所在的中國社會朝向人渣形式來鑄造。
阿Q也許是極端例子，因為他是社會邊緣人。但是，一般的中國人知道自己應該怎麼活嗎？社會有為人心安排適當的自我安頓的位置或出路嗎？特別是在自我的意義定位上？
我覺得，中國社會成員普遍活得很憋屈。如果說中國人常常表現出如下兩種極端性格之一，可能是社會情境使然：攻擊性很強、很壓抑。其實，這兩者未必互斥，可能有很多人是既壓抑，卻又很有攻擊性。只是，壓抑，其實可能是朝向自我進行攻擊的一種特殊形式。它也可能是被攻擊後的“內向投射”(introjection)。
我以為，華人社會內部是處於一種長期互相情緒攻擊或互相情緒勒索的狀態。這種結果狀態和華人的自我防衛傾向強的特質可能互為因果，而兩者中間的連結鍵則是華人的“自我”，一種偏弱的自我。華人的自我，主要是一種“社會我”(social self)，是一種較少獨立性的自我。華人社會不太容許個人有較強的自我。“我行我素”被認為是一種很失禮、甚至很不道德的表現，而不是值得肯定的狀態。（我無意暗示，我行我素應該被肯定為道德行動。這裡很需要做細緻的分辨。至少，有些看似我行我素的行為，其實是值得鼓勵的；而有些看似循規蹈矩的行為卻可能是固步自封、抱殘守缺的。）
儒家思想如果在這種結構形成中有扮演什麼角色，應該是儒家思想強調了這種社會自我的重要，而忽視一種超拔於社會人際關係的、較獨立的自我的存在意義，也就是比較近於個人主義式的自我。（相對於儒家，基督教社會一方面在實際儀式上強調宗教社群的聚合，但是，至少在新教社會裡，又強調人在精神上相對於社會的獨立性（獨立於社群，而單獨面向上帝）。
再回到林毓生的提問：在傳統與反傳統之間，中國人應該如何尋找到出路？我不認為這個結論性的提問有命中要害。任何主張要“全盤”如何、如何的說法，很明顯都不妥當。既不可行，也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所以，這個提問的第一層答案早已經明白。問題病灶不是整個傳統，必須是傳統中的某一些內涵。而我以為，傳統中的關鍵問題可能就如上述，是過度弱化個人的自我，使得自我難以面對外在的情緒攻擊與勒索。反過來，被弱化的自我卻又有很強的自我防衛心理（自我防衛心理主要根源是潛意識的心理活動）。這種自我防衛，甚至可能表現為攻擊行為。即使不是顯性、肢體意義的攻擊，也可能是某種言詞的、情緒的攻擊行動。
阿Q的一些不入流的攻擊行為，包括性騷擾行為在內，除了少部分是出於生理欲望（食與性的欲望）外，很可能有許多是源於這裡說的自我防衛。阿Q其實內心是極度自卑的、自我是非常脆弱的。而對他人的攻擊則相當程度是在自我防衛、是要保護、彰顯自己一點稀有的自尊。
順便一提，我不認為阿Q有什麼完整的世界觀。他壓根就弄不清這個世界究竟是怎麼回事。說他有完整的世界觀，不是高看了他這個人，而是高看了鑄造他這個人的中國社會。他可能有一套自我防衛的模式，包括“精神勝利法”之類。但是，這不表示他理解這個世界，或對這個世界覺得已經看得很透。如果是，那麼他在將被處死的時候應該會很困惑：我怎麼會要被處死呢？我究竟做了什麼？阿Q最多只能說是“一招半式闖江湖”，對於江湖究竟長什麼樣，他壓根不知道。但是：不論如何，我就用會的這幾招來應對。很多時候，似乎也還有一點效果。所謂效果，當然也只是意味著欲望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滿足，而並未被嚴厲處分。
歸結來說，我以為中國社會的關鍵問題可能是在於中國人對“自我”的安頓方式，在傳統的安頓方式中，自我被弱化，而且還可能被分裂。因為人必須面對來自社會各方面的不同期許與對待。雖然“外圓內方”可能被視為最佳的應對模型。但是，實際生活中，人們還是不知道，究竟什麼時候、如何方、如何圓；或者各自解讀，於是，有些人仍然困惑，而有些人卻可能時時誤踩地雷。
根據許壽棠的記錄，他和魯迅曾經共同歸結中國人的民族性問題，認為缺乏“愛”與“誠”是最根本的問題。這個觀點，我不確定魯迅有一貫堅持。但是，我很肯定這樣的歸納。缺乏“愛”與“誠”，我認為的確是非常根本的問題。（不過，這裡關於“民族性”的意義也許還有講究。民族性與其被認為是一種基因式的性格特質，毋寧更是長期社會結構的依賴變項。當然，民族性也可以影響社會結構的形成與演變。但是，特別是就長期的因果先後順序來說，社會結構還是主要的因。所以，民族性是可變的，特別是深層社會結構的影響結果。）
但是，中國人絕不是先天地缺乏“愛”與“誠”。可能是被自我防衛心理扭曲後，產生的行為、心理變異。尤其傳統中國人面對著現代異質的、整體匱乏而又貧富差距很大的社會，就更會表現出防衛心理。而宗教信仰則很可能是紓解社會壓力、放鬆自我防衛機制的有效力量。中共壓抑宗教信仰，很可能也壓抑了這種有放鬆作用的力量。
這樣的分析，希望大家一起來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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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