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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5/22 15:34:58瀏覽1698｜回應6｜推薦9 | |
上週日（5/15），美國加州橘郡爾灣以台僑為主的長老會教堂爆發槍擊案。這場槍擊案件造成的影響，可能還有待評估，但是，對台美兩地華人恐怕已經造成很大的震撼。看了相關報導，我頗為感慨，也不免憂心。這裡寫一些相關感言。
這個長老會教堂似乎是台僑在美長老教會的大本營，據說獨派立場非常鮮明，而對台灣政治也很有影響力。至於兇嫌，據媒體稱是一位台灣外省人第二代周文偉先生（和統會理事）。他持2槍1刀、300發子彈，還有汽油彈等前往行兇。他先把大門上鎖，還在鑰匙縫裡灌強力膠封死，據說是準備要盡可能消滅這個教堂裡的人。結果是造成1死5傷的慘劇。當時有位醫生奮勇撲身抱住兇嫌，犧牲了自己，但很可能減少了大量死傷。
這個案子特別讓我有感的一點是，這位兇嫌周文偉先生其實和我有一些類似的特徵。包括：1953年生、外省第二代、統派，連體重都相近。另外，他與我都算是中南部明星高中畢業；我們也都曾經在大學任教。
我和周文偉當然也有很大不同之處，譬如我留在台灣，工作勉強可稱順利，而也已經軟著陸、退休了，並且有退休金。也就是說，我在經濟上可能要比這位周文偉先生近期的情況要穩定。再者，我不是韓粉，倒曾經幾次批評韓粉，也對韓國瑜參選總統公開表示不以為然。更重要的是，我雖然大體算是統派，仍然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但是我拒絕接受中共統治（註一）；我對中國大陸的現況也有許多批評。所以，我也不可能去參加什麼“和統會”（“和平統一”一詞，此刻聽起來恐怕特別刺耳，覺得名實不副）這種組織。這主要是因為我對中共持批判立場，認為他們專制、缺少真誠、常常操弄群眾，並且比較暴力傾向。晚近則又有再度走向獨裁的傾向。
但是，我之所以前面特別要強調和周文偉的類似之處。這和我讀“路西法效應”（作者是心理學者P. Zimbardo）一書引發的感慨有關。我們自己其實可能和那些犯罪者只是一線之差，我們其實也有可能成為犯罪者。這本書的主旨應該是強調“情境”對人的影響，影響程度可能超乎人們的想像。人可能會在某些情境的影響下，變得邪惡。Zimbardo的“監獄實驗研究”結果顯示，本來人格都很正常的一群大學生，在進入監獄情境以後，扮演獄警的人變得喜歡虐待，而扮演囚犯的人則變得自暴自棄，彼此之間也互相猜疑、鄙視；而且，很快就再難以忍受這個模擬的監獄情境。
總之，路西法效應主要的意思是說，即使原本都是看起來很正常，甚至很善良的人，卻只因為外部“情境”的差異，就可能使人變成各種虐待、邪惡或自暴自棄的人。也可以說是人都可能因為情境因素而走向魔性。這個說法比較強調外部因素對心理、行為的影響。但是，我認為可能還有另外一個潛在普遍條件，與情境因素共同起作用，我們可能可以用類似佛洛伊德說的“死亡本能”（這包含對他人和對自己的攻擊性）的概念來討論這一點。這種暗黑本能，也許多數時候比較是隱性的，被社會或本人所壓抑的，有可能連當事人都意識不到自己有這種死亡、攻擊本能。甚至，我們可能已經在進行某種攻擊行為，自己卻還意識不到。這可能可以用來說明社會上為什麼充斥著各種不同形式的摩擦、矛盾、衝突，而衝突中的雙方當事人往往都各自堅持自己沒有錯（即使有錯，也只是為達到神聖目的而採取的、不得不的手段；或者是相對於行為的主要價值而言，是無關緊要的錯）。
但是，隱性的、被壓抑的死亡、攻擊本能卻也可能會被某些情境召喚出來，而變得更激烈、更鮮明。人一旦被召喚出這種死亡本能，可能就會一步步走向罪惡之路。不過，我相信，理論上，人也可能可以拒絕被召喚出這種死亡、攻擊本能，或者將之再度收束在較有限的範圍內，不使之真正造成對人的傷害。就此而言，人還是可能因為一念之差而有不同的行為走向，可以向惡，卻也可以向善。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說，善與惡之別也就在一念之間。也就是說，即使情況惡劣，我們內在的善性與惡性於是出現對抗狀態。而我們可能在一念之間做出抉擇，讓內在對抗產生決定性的改變。或許我們可以暫時套用“意志”這個概念（說暫時是因為我對“意志”概念其實也頗多質疑）說，人的意志可以在此時起到關鍵作用，讓人走向或善或惡的不同道路，而不是由外部情境決定一切（雖然情境可能已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不過，在下一回合，可能再度出現類似的人生岔路。善惡抉擇可能永恆存在。
總之，我以為，對於還沒有陷入罪惡的人來說，他們與犯罪者其實只是一線之差，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可能在一念之間就成為犯罪者。筆者自己也並不例外。所以，雖然我也會和他人一樣譴責這次的暴行。但是，我並不會使用像“人渣”這一類的詞彙來描述兇嫌。把兇嫌與我們做出強烈區隔，暗示兇嫌和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人，也就是暗示說我們不可能犯下類似的罪惡，這恐怕是低估了人性、我性中潛在惡性的程度，對於真正防範罪惡的發生及避免成為犯罪受害者，這其實未必是好事。
如果由我來揣摩周文偉的心態，我想，周成年以後的發展似乎並不順利，他可能因此覺得失意、抑鬱。這也可能和他個性的不穩定互為因果。我也懷疑周的軍人家庭背景也可能影響到他的性格、心理。軍眷子弟在台灣素有比較暴力傾向的印象。台灣的竹聯幫就是一群軍眷子弟所組成。軍人對待孩子常常是比較嚴格，也常常是採取嚴酷教養（當然不是每個軍人父母都如此，不過，這種人比例明顯偏高）。而這可能導致軍人子弟也比較暴力傾向。我甚至還懷疑，周似乎存在性格不穩定的問題，說不定也與這種嚴酷教養有關。說他性格不穩定，我是依據他曾經在台灣的大學任教的經歷來判斷的。譬如他約在30年前曾經任教於屏東科技大學。這雖然談不上是什麼非常受到重視的職位，但是，還是一份難得的工作，畢竟這是一所公立大學，工作穩定，薪資也還可以。但是，他因為常常無故曠職，結果未能獲得續聘。這就很值得玩味了。在台灣的公立大學，又不是頂尖大學，其實不被續聘的情況很少發生。會不被續聘，那顯然是曠職很嚴重所致。而這很可能就反映出周的性格不穩定。這很可能與他後期的事業、經濟的情況不佳有關。而兩方面的不良狀態又共同影響到他在政治上的激越心理與行為。
另外有件事據說也影響他很深。他五年前遭遇搶劫，並且肢體受到傷害，這據說導致他性格改變，甚至因此讓他妻子離開他，並且返回台灣。而從此，他也因為房子被賣掉而成為無屋一族。經濟大概也變得非常窘迫。這些處境，大概是使他走向暴力攻擊的重要情境因素。但是，他會以獨派團體作為攻擊對象，這可能和他性格改變沒有太直接的關係。性格改變主要是使他在對待異己者時變得更暴戾，更不容情。至於他反對台獨，其實這是很多台灣外省人的主流心意，特別是在30年前。只是，之後台灣社會的發展、演變，乃至兩岸關係的演變，逐漸改變了一些人的心態。最明顯的一點是主張統一的人變少了，包括所謂外省人在內（這時候主要已經是所謂的外省人第二、三代了）。
就我自己所看到、聽到的一些現象來說，獨派人士對中國、對台灣統派，確實普遍抱持不友好的態度，偶爾還會出現言詞羞辱的情形。具體細節這裡就不多說了。但遺憾的是，就好像前面所說，人們有可能意識不到自己內心存在的暗黑層面，不覺得自己有對異議者的過分攻擊行為。這種問題情形其實在統獨雙方都存在。在早期，統派還有執政權的時候，尤其在兩蔣威權時期，明顯是統派欺負獨派。但是，即使是在那時候，獨派也還是有機會對統派人士給予一些不友善對待。而到了現在，這種不友善對待當然是變本加厲。但是，獨派人士仍然未必充分意識到這一點。而有些統派人士則已經覺得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於是就發生了現在這場殺戮悲劇。
我不屬於那些覺得忍無可忍的一群統派人士，但是我大體還可以理解他們的想法。譬如，偶爾聽到有人說“我們是台灣人，他怎麼會說他是中國人呢？”，我也會和其他統派人士一樣覺得納悶：台灣人不也是中國人嗎？也許你可以拒絕再做中國人，但是，在獨立之前，我們都還是中國人啊！至少，我們還是屬於那比較廣義“中國社群”（Chinese society/community）的成員啊！在這時候，我比較會站在與一般統派在同一邊，而對獨派人士的想法、做法覺得不以為然。
但是，對於晚近有些統派人士過於親近中共，揚中共而貶台灣，這我也同樣不能接受。我最不能接受的是由中共政權來統治台灣。但是，看起來，周文偉先生就是屬於這種轉紅類型的統派。對我來說，這樣的態度已經太過，超過了我的接受底線。也可以說，像周文偉先生這種親中共的急進統派立場，我不能接受。總的來說，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我將民主主義擺在優先順位。從而，也就讓我抱持拒斥中共、拒斥中共所主導的統一的立場。而周文偉在此顯然就與我分道揚鑣。
重要的是，統獨雙方顯然都很難去理解對方，連嘗試去理解都很難。獨派執政，讓統派人士越發覺得失去了開展空間，陷入不知所從的地步。總之，台灣統派人士逐漸生出一種絕望感。這是很危險的情況。
我還有個大膽猜想。就是在周文偉夫妻之間或許曾經為究竟要不要回台灣，或要不要長居台灣而爭執，兩個人分居也許部分是出於這一點意見不合。而周文偉不願意回台灣，主要就是因為台灣現在是獨派執政，而且看不出統派還有機會執政。至少短期內似乎無望。
說台灣統派人士逐漸生出一種絕望感是一種很危險的情況，因為他們有可能因此鋌而走險：或者擁抱中共，或者就像周文偉這樣，對獨派暴力相向。這對台灣都不是好事。
周文偉也許是統派中的少數特例，直接訴諸暴力。但是，他們如果是去擁抱中共呢？尤其是軍人，尤其是軍人中的高階幹部？那會對台灣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當然，這次的槍擊事件，眼下的影響可能是對未來的台灣選舉。綠營可能因此獲利。而藍營選情恐怕會更雪上加霜。因為獨派會因此更團結，也更凝聚。而有些本來中立的人，也可能因此更倒向獨派。
統派則陷入尷尬處境，說什麼都不對。這對拉抬選情當然沒有好處。周文偉的行動實際上對台灣藍營/統派不利。這是意氣用事的結果。很遺憾，旁人卻很無奈。
網路上有人表示，這件事其實是台灣的“華獨”與“台獨”之間的矛盾，而無關乎真正的統一主張。意思應該是說，這起悲劇不由主張統一的方面（中國大陸/中共）來負責，而只是台灣的兩種獨派之間的矛盾問題。會有這種說法，顯然是因為知道哪個群體要出面為此事負責，誰就會挨罵。但是，說周文偉是華獨，並不準確，是故意扭曲事實。我這種人也許勉強可算是華獨吧？但是，周文偉會參加和統會，並且擔任理事，那可是由中共幹部所主持的組織。
據說現在台灣的許多長老教會教堂外面都有警察站崗。這麼做，也許很難說有什麼不對，因為焉知不會有激烈的統派人士在台灣也對長老教會的人進行攻擊。不過，這種做法估計沒有實際的安全作用，比較是安定人心。告訴人們政府有採取行動保護可能的受害者。當然，不排除這麼做也意在凸顯統派的不友善、不理性與攻擊性。
統派是不是不友善、不理性而且可能有攻擊性呢？我無法給出單一、確定的答案。但是，很難說不會有這種人。而只要再出現一樁類似的悲劇，統派恐怕就會逐漸走入萬劫不復的困難處境中。
怎麼樣才能免於前面說的那一念之間的錯誤抉擇？這卻不是完全無路可循。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心靈啟迪機制。進行一種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心靈啟迪的努力，可能非常重要而且迫切。執政政府更是責無旁貸。至於譴責行兇者，這只是非常消極的一環。
註一：
“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但拒絕接受中共統治”，這可能被中共方面稱為“華獨”，但這並不是無理的選項。我以為這其實是台灣人最合理的心理出路。這裡，對於“中國”這個詞其實可以重新定義，譬如強調“中國”是一個廣泛“社群”(community)，但是未必一定指法理國家。台灣人是中國人，就未必要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法理意義上的國家。李白、蘇東坡如果被稱為“中國”詩人，就不等於說他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什麼。同樣地，我們自稱為中國人，也是類似的意義。即使有更當代的意涵，也還是未必要指法理意義上的國家。而對中共的問題，也必須有清楚、深刻認識。應該劃清界限的時候，也必須做出不得不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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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