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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2 21:27:45瀏覽2585｜回應17｜推薦10 | |
我近年最念茲在茲的問題就是：怎麼基督教就一步步走上了人本主義的思潮呢？怎麼就從對神的歌頌變成對人的歌頌？這個轉變的契機何在？而我給的答案就是人道主義。
我的意思是，人道主義是直接源於人性。所以，它總是會自動冒出來。尤其在神本主義思想所引導的行為越來越嚴酷、越背離人性的時候，人道主義思想就會漸漸冒出來。不過。它一旦冒出來，卻又會走得更遠，可能會一直走到神被徹底移開或大幅度轉型為止。
我曾在之前的網文中嘗試指出，”應該把人本主義(humanism)和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做出明確區分：人本主義的核心是強調人的尊嚴與主體性；而人道主義則在強調關注、獻身於人類的福祉，特別是受苦者的福祉“；”基督教教義可能是從神本主義走向人道主義，再漸漸轉化出人本主義“。對這段話，當然需要做進一步的說明，包括經驗層面的陳述。只是，這恐怕是個大工程，非我力所能及。不過，我還是試著提出一點浮光掠影式的說明，至少讓朋友們知道我究竟是想說什麼。
說基督教教義（及其所衍生的社會倫理）經歷了從”神本主義“到”人道主義“，再朝向”人本主義“轉化的歷程，這當然是非常粗糙的說法；而且，這種分期必然帶有模糊性與重疊性，只能是一種相對的、理念型式的區別。以下我試著把我以為的這種變遷歷程做稍具體的描述，特別是從”人道主義“到”人本主義“的思潮演變，因為這也可說大體就是近代西方人本主義思潮的源起故事。這種思潮的演變，和整個西方現代化的變遷密切相關，甚至對非西方世界來說，也有重大的影響。當今的西方世界的主流思潮大體是人本主義的思潮，而在很多其他地方，某種形式的人本主義思潮也很受歡迎。從而，人本主義思潮如何興起當然是重要的變遷歷程，值得我們大家關注。
所謂基督教的神本主義時期，也可以說就是強調如下思想的時期：強調神的存在與其對世界的主宰地位。大體來說，比較是從舊約聖經所記錄的內容中窺見其端倪，特別是早期的紀錄。在這個時期，法術的使用比較頻繁被提到，而神的性格顯得比較暴戾、嚴厲。譬如說，亞當、夏娃吃禁果，於是遭到嚴厲的懲罰，人類從此被逐出伊甸園。但是，從現代人的觀點看，對此其實是會很困惑的。重要的是，禁果吃了究竟會帶來什麼後果？據說是因此能夠分別善惡。“人能夠分別善惡”是壞事嗎？從人為主體的觀點出發，大概很難這麼認為。那麼，為什麼神禁止人吃這個果子呢？我能夠想像的理由有二：第一，從神的觀點看，人能夠知善惡並不是好事（至於為什麽不是好事，可以有複雜的理由。譬如，知善惡實際上讓人類世界變得更複雜，問題更多。不過，另外一種最簡單的理由卻是：為了愚民。世俗的統治者就很可能寧願人民不要自己“懂得”分辨善惡，如此方便於任由統治者領導。至於全能的神是否也會有這種統治方便上的需要，我們不得而知）。第二，神要測試人，看人是不是全意聽從神的意旨（至於這個測試為什麼有必要，又為什麼那樣的結果不令神滿意，而要給予嚴懲，這又是讓人困惑的問題）。總之，人因此而獲得原罪，從此離開了伊甸園。這反映了神對人的嚴厲態度。
創世紀中記載：“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作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從現代人的觀點，很可能會質疑說：為什麼“人要作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是應該受到懲罰或阻止的事情呢？
同樣是在創世紀裡，又記載著神用天火焚毀了所多瑪和蛾摩拉兩座城，因為城裡的人民不義。這樣的懲罰模式會不會太嚴厲、範圍太寬泛？
創世紀裡又提到，神要求亞伯拉罕把獨生的兒子獻為燔祭。有信徒解釋說：“就這個『不合人觀念』、『難以理解』正是神對人的試煉，也是對人的考驗。而在亞伯拉罕身上就能表現出對神的順服。“但是，對於非基督教信徒而言，這樣的作為只能是因為神是主體，而人純然是神的工具或奴僕，否則，即使這只是一次試煉，也非常不近”人“情。
為了讓以色列人得以離開埃及，神懲罰埃及，降下十災。有信徒表示，“十災...處處都顯明了神的權柄和大能”。但是，這裡的疑惑是，對埃及“人民”來說，這是不是無妄之災或是逾份之災？為什麼不直接懲罰決策者？或者，為什麼不直接改變決策者的心意？跳出這些疑惑，我也還是不免感到神的嚴峻、暴戾態度。
舊約裡，在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在西奈沙漠流浪的期間，摩西上西奈山刻了十誡。但是，期間部分人民開始崇拜金牛偶像，據說摩西為此殺了背叛信仰的三千人。這裡同樣也顯示了神的嚴厲態度。
以上討論的目的，不是為要質疑神的正義性，也不是在質疑神的存在與否，而是想要指出，這些現象只有從神本主義的思想來看才能被理解。這些故事只能是神本主義思想的彰顯。而從人的主體性立場出發，很難體會故事的合理性與正義性。唯有從神本主義思想出發，才能夠稍微捉摸其正當性：神既然是最終極的主體，人作為神的工具或奴僕，當然無從質疑神的作為的意義，只能相信其必有深意，只是不為人所知。
舊約裡面有沒有蘊涵人道主義的精神？其實未必沒有。在相當程度上，以色列人得以逃離埃及，並最終得以進入迦南地，尋找到上帝應許的美地，這就彰顯了某種人道主義精神：受苦的以色列人終於能免於埃及人的欺壓，並且獲得了較美好的生活。不過，在舊約裡，人道主義精神的表現終究比較有限。即使以以色列人得以進入迦南美地這件事來說，也隱隱留下疑問：迦南地的原住民們後來的生活境況又如何？他們是受到了神的懲罰嗎？他們為什麼要被懲罰？
當人類所經驗到的痛苦是頻繁而高強度的時候，痛苦本身幾乎不需要被合理化，而只需要有個說法，人的思想就可以不那麼困惑。一個超越於人的主體的存在及其規定，就足以說明痛苦的發生。至於對受苦者的同情，乃至於對神降罰的適宜性的質疑，雖然可能是出於最原初的人道主義精神，卻也必須是人類思想開展後的產物，是對既有解釋的不滿足、甚至是不以為然所衍伸出來的思想，背後可能隱含著對人的存在意義的積極觀點：人類受苦並不當然，而是為凸顯或表彰人的存在意義。某個意義來說，是被潛抑的人道主義精神對神本主義思想所導出的、可能過度了的宰制的反彈，導致了神本主義思想朝向人道主義精神所做的調整。
人道主義精神，照說應該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好比孟子說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所以，某種原始的人道主義精神很可能自有人類以來就有，無待於思想的發展、進步。但是，這種出於自然人性的原始人道主義精神卻可能被某種集體意識所壓抑。集體的受苦經歷，可能會使集體提倡一種思想，要求只對集體（乃至代表集體的神祗）效忠、獻身，而對其他人則抱持冷漠、敵對。這種冷漠態度可能持續擴張，而獻身的對象則持續縮小。從而，本來是自然有的惻隱之心，卻常常退隱不彰，以致人道主義思想也成為異類思想，而需要特殊情境與教誨努力，才能再度喚起人們的這種情感。耶穌與保羅，乃至彼得等使徒似乎就扮演了這種喚醒人道主義精神的角色。基督教也在這種精神感召力的作用下，得以成為羅馬帝國國教，乃至於日後成為有一定普世性的宗教。（羅馬帝國的體制與對殖民地區的統治模式，也許在一定程度上也幫助促成了基督教人道主義精神的再度興起。其中有壓迫、痛苦等刺激情境，卻也有法律對受苦者提供的自由思考與宣講、交流空間。這些空間也許非常有限，卻仍然重要。）
聖經新約的書寫，大約與基督教傳入羅馬並開始跨族群普及化的時間同時。新約裡表現的人道主義精神顯然遠多於舊約。通過新約裡的四福音書，耶穌的教誨可說是神為普世的人（特別是受苦的人）帶來福音的敘說，裡面包含著濃厚的人道主義色彩。耶穌可說整個就是人道主義精神的表徵；而使徒保羅則把耶穌的教誨做了更細緻、凸顯的詮釋。人的”受苦“經歷成為關注的重要焦點；讓受苦的人得到慰藉，也成為教誨的主要內容。這個階段的基督教，也成為基督教人道主義精神的最鮮明象徵。
在署名保羅撰寫的哥林多前書13章裡，有一段詮釋”愛“的文字："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這是一段震古爍今的闡述文字，也很可能是人類文明的一座重要地標。在這裡，雖然所說的愛未必是只針對人，但是人顯然還是愛的主要對象（或之一）。而這樣的愛人方式，當然符合人道主義精神，”有恩慈“就已經是人道主義精神，再結合包容、忍耐、信心、希望及其他自律與修持，幾乎已經是人作為主體的最完美美德的呈現，也幾乎是人類存有的最高存在境界。僅是對這種境界的想像，就可能提升對人性尊嚴的正向看法，從而促進人本主義思想。
耶穌與保羅都是生長在希臘、羅馬文化影響下的猶太地。他們是不是在原有宗教信仰基礎上，又受到了希臘、羅馬文化中的某些元素的影響，值得我們深究。希臘文化中的人本主義、理性主義思想，以及羅馬文化中的某種普世性格與對法律的強調，會不會在這個時期和原本猶太教思想互相激盪，乃至某種融合，而促生了某些新思想？
強調對受苦者的關懷，可能是猶太人群體，乃至耶穌、保羅等人自身受苦經歷的特殊產物。但是，這種受苦經歷獨自不足以開展出人道主義思想，因為顯然也有許多人受過類似的痛苦，但卻無聲無息地離世而去，或者沒有能夠留下任何具有特殊意義的記錄。受苦的經歷顯然必須結合某種靈感，才得以迸發出特殊的思想內涵。這種靈感可能背後其實也可以找到某些思想傳承，只是未必是這些思想傳承的直線產物，而比較是這些思想傳承經過特殊的交互作用的產物。否則，這種思想的迸現當不至於如此稀罕。這種特殊的關懷傾向與相連結的思想可能和羅馬帝國時期的底層民眾（特別是城市底層民眾）的苦難經驗發生了共鳴，而對後者這種廣大群眾產生了強大吸引力。
總之，羅馬帝國時期的基督教，應該是以其普世性人道主義精神而吸引了廣大的信徒。並且由此擴展成為羅馬帝國國教。
至於基督教進一步走向更多的、或說更世俗性的人本主義時期，大體是文藝復興以後的趨勢。此前，基督教雖然強調人道主義精神，但是，基本上仍然保持著神本的色彩。對人類救贖的關注，是以神的旨意之名出發。文藝復興運動及其稍前的思想發展（如托馬斯阿奎那的思想）則促使人們注意到希臘的人本主義、理性主義思想，並且將之融入基督教教義中。剛開始，可能只是涉及某種有限的對人事的關注。譬如在藝術表現中，人佔據了較以往重要的地位。但是，變遷趨勢實際上是波波接續的。稍後的宗教改革，乃至後續的啟蒙運動時期，人本主義漸漸成為歐洲主要的思想潮流。這裡的人本主義，漸漸演變為強調以人的”主體性“作為關注的獨立重心，而不僅是將人的主體性完全依托在神的主體性之下的附屬衍生物。尤其在啟蒙運動中，人的主體性意識越發高漲，也越發不願意再屈居於神的主體性之下。
人道主義和人本主義、神本主義之間的關係，恐怕是至為微妙的。人道主義有可能是人本主義的一種特殊類型；但是，它同樣也可能是神本主義的一個特殊類型。因為人道主義可以是實踐神的慈悲意旨的一種行動，卻也可以是出於對人的尊重與關懷而產生的行動。兩種行動的成因並不必然互斥。人道主義者可以是在踐行神的慈悲意旨的行動中，對人展現尊重與關懷。就這個意義來說，三者是可以共容的。但是，人類的歷史經驗卻顯示，對人的主體性的強調，有可能漸漸超過對神的主體性的強調。換言之，人不再是因為要踐行神的慈悲意旨而表現對人的愛。人的主體性達到一定的高度以後，就有人開始宣告要讓神退位，要”去上帝化“，要實現更極端的”人“的主體性；神漸漸成為人開展人的主體性的阻礙，甚至是主要的阻礙。尼采的主張即大致如此，費爾巴哈、馬克思、孔德等人的主張也略近於此。即使是基督教本身也不免受到人本主義思想的衝擊，部分信徒也漸漸朝向人本主義思想移動。有些人甚至可能因此而信仰動搖。雖然人本主義思想未必就與對神的信仰有扞格，但是，對於人與神之間的相對主體性地位的問題與終極主體究竟（應該）為何的問題，難免還是存在衝突的見解。神的主體性地位開始被質疑。這個質疑顯然也會讓信徒們感到困擾。一種無神論式的、高度世俗化的人本主義思潮漸漸漫佈開來，並且對宗教信仰產生強烈衝擊。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科學家，在面對終極主體（應該）為何的問題時，科學家們往往也是各自解讀。從而，部分科學家仍然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整體而言，科學與宗教信仰的關係似乎是緊張的、扞格的。科學的進展終究還是打擊了基督教的信仰。達爾文與佛洛伊德等人的研究與所提出的論點，對基督教信仰的衝擊恐怕是深遠無比。整個人本主義思想因此也漸漸走向高度世俗化的類型。
社會學鼻祖孔德，曾經嘗試提出”人類宗教“(religion of humanity)。我相信他是出於一種善意。他意識到人類社會需要宗教，宗教維繫了社會的整合秩序，沒有宗教信仰的社會，恐怕會陷入混亂的叢林狀態，也可以說是所謂all against all的狀態。問題是，沒有了”超越“的神，人真能夠敬拜人類自身嗎？孔德認為，他的一個重大的研究發現就是：人類的真正崇拜對象其實就是人類自身。但是，人類真能夠靠著敬拜自身而維持道德自律狀態嗎？還是說，人們會越來越發現：所有的行為規則其實都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背後依據，都是假冒為聖，說穿了都只是統治者的控制手段而已。也因此，這些行為規則，包括那些原本被認為具有神聖性的道德規範，都應該被解構、也都可以被解構。
馬克思的思想有相當部分就是在解構原先的一些社會規範，讓人從這些宰制中得到”解放“，特別是讓無產階級大眾得到解放。而馬克思思想的第三國際傳承（列寧-史大林-毛澤東的傳承）則更鮮明強調暴力鬥爭的哲學。在各國共產黨所傳唱的共產國際歌裡，也表明了”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如此，共產主義也就在20世紀一度大行其道。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共產主義思潮明顯退潮。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紛紛倒台。共產主義中國雖然仍然支撐著，甚至出現了更加壯大的表象，但是它內部卻也呈現高度的緊張，乃至與外部的關係也非常緊張。重要的是，中國大陸社會顯然陷入某種精神空虛、混亂的狀態。民族主義可能是唯一真正能夠維繫其內部統一的力量。但是，如此一來，卻又增加了與外部關係的惡化。
精神空虛、混亂的狀態，是當今中國大陸的重大危機，而且很可能已經不只是中共自身的危機，而成為中國社會的整體危機。然而，這個危機很可能同樣也發生在一些其他國家，只是程度有別。基督教信仰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但是人的精神狀態卻並沒有得到補充滋養。孔德的”人類宗教“倡議顯然毫無開展的可能，而人顯然需要有對超越性存有的追求。對上帝的打擊，造成了空虛狀態，人不知所從與所向。這是現代人的處境。人類應該要如何自處？這是大哉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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