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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02 09:51:53瀏覽2650｜回應2｜推薦10 | |
剛剛讀了一段楊照先生的“不一樣的中國史”中關於崇禎皇帝的討論。我試著寫了段回應意見，想貼到臉書上，卻不知怎麼就消失了。只好重寫，試著提出我的想法和大家分享。
對我來說，楊照先生也是位才子，他的許多社會、歷史見解我都很佩服、同意。他這裡的文字，我也是高度同意的。他說“輕信和多疑，矛盾地結合在崇禎皇帝身上。崇禎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矛盾的個性？這種矛盾性質在一項心理機制上統合了，那就是拒絕承擔責任、本能地逃避責任。從表面上看，這樣的人一面輕信地隨便任用，用了又多疑以致頻頻撤換，他不累嗎？難道不會學到教訓，將多疑的態度搬到用人之前，...。如果從深層心理上對於責任的抗拒來看，就能得到解釋了。這樣的人高度自我中心，到達了絕對不能承認自己可能有錯的地步。”
他這些說法我都是高度同意的。而且，我也認為一些歷史議論應該加入心理學面向的思考，就像這裡對於崇禎皇帝人格的討論。崇禎皇帝的一些偏執、不合理的行為很可能就是導致明朝亡國的重要成因。只是，傳統的歷史學似乎比較忽略從這樣的角度來論事。所以楊照先生的嘗試就很有意思了。
不過，文中似乎強調崇禎皇帝的性格是獨特的，不同於之前其他的明朝皇帝。對此，我雖然大體也同意，但是，我認為可能還是有些共同點，而且都是一些人格缺陷。譬如嘉靖皇帝、萬曆皇帝都有長期不上朝的記錄。這可能都是某種逃避的心理，而也都反映某種自我中心的特質。只是，崇禎皇帝的病態人格似乎更為嚴重，而後果也最悲劇。
我大膽猜測，楊照先生真正在意的其實是當代中國的一些重要歷史人物的性格；古代人物其實是用來映照當代人物的策略。
依照我的看法，我以為毛澤東其實就有心理問題。只是，一則這種討論在技術上有困難；再則，即使能夠突破這一層次的困難，還有另外一些困擾問題。中共固然視此為禁忌；國民黨、乃至民進黨政府就能以一種超然、客觀立場來檢視這些現象嗎？我認為也是做不到的。從敵對的政治立場出發，往往希望強調對手的道德缺失，要極端化突出這個面向的問題。如此，客觀的心理捕捉的嘗試也就被扭曲、塗改了。這樣做，固然使得批判的一方容易佔取道德優越地位，卻使得真正的問題被隱沒。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也容易被隱沒（這可能是一開始就存在的心態）。最後是大家玩零和遊戲，而總體的命運則不可聞問。
話說回來，作為社會學者，我還會強調問題的另外一層。如果我們問，為什麼是毛澤東這樣的人成為領導者，而且能夠吸引大批的效忠者？即使犯下了大躍進與文革的巨大錯誤，現在還是被許多人懷念，而且似乎有人想要復辟回歸毛路線。這固然還是可以從心理的層次來解釋，卻至少是一種互動的、長期的、受到各種情境因素促成的結果，也可以說是整體社會結構的“勢”所造成的結果。也就是說，它不再只是個人心理層次的問題。（這不是去心理學化，而是要超越心理層次）當然我們也可以回到崇禎皇帝，問：為什麼崇禎皇帝會是這樣的人格？也可以問：為什麼嘉靖、萬曆皇帝都那麼排斥上朝議政？這裡都有心理層次的問題，也都有必須超越個人心理層次要問的問題。
按：
我的一個關切重點在於，傳統中國文化中，由於強調“道德主體性”，或者說，對於“良知”的信賴，卻無意間造成一種副作用，就是對人的“主觀性”偏向缺少設防。人的自我中心傾向也因此而容易肆意發作。當這樣的人掌握權力以後，會做出什麼樣的舉動，很難預知。我們現在比較注意到“絕對權力，絕對腐化”的問題。只是，一回到具體的人、具體的事，許多人又會忘了這個抽象教訓。我們會因為崇拜某些人而相信他不會掉入這樣的問題陷阱中。於是，我們又授予他過多的、無節制的權力。
我還有一個大膽的想法。人的自我中心傾向其實是非常普遍存在的現象，也不是只有在掌握權力以後，這種傾向才會起作用。事實上應該是自我中心傾向隨時在每個人身上都在起作用。只是，由於情境不同，作用的方式也不同，有些甚至表面看來是迥然有別。我特別要強調的是，那些被極度負面看待的人格特質，也還是與自我中心傾向有關，譬如自私、貪婪、嫉妒、狡猾、怯懦、不誠實...等。而“主體性原則”卻在無意間維護、鼓勵了這種自我中心傾向的行為。
更極端地說，所謂“奴性”人格，其實也可能是自我中心傾向在特定情境下的表現形式。人在面對惡劣情境，特別是強大的、敵意的外力時，就可能表現出奴顏卑膝的樣子，以求得較佳的生存機會。這實際上還是為了自我，只是，是一種最少尊嚴的自我存在形式。主體性原則同樣可能鼓勵這種維護最基本的自我存在的行為模式。就此而言，主體性與奴性行為未必一定會有抵觸。關鍵在於主體在存續和尊嚴之間究竟如何取捨。
總之，主體性原則未必總是塑造高尚人格。主體性原則會幫助塑造高尚人格顯然還需要其他條件，而這些條件並不當然具備，也許是稀罕的情況。這是我們應該繼續深入去探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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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