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這和延襲了 1900 年專制國家體制無關和宣教 2000 多年的基督教義無關."  我們討論的主題就是中國科學發展落後的原因, 你也同意至少在西方文藝復興前中國不是落後的 .   

是的, 中國當今科學落後是事實, 原因很可能就是海禁閉關 ,失去了與世界切磋的機會後 ,造成船不堅砲不利喪權辱國的結果. 討論分析原因, 我在文中舉的例子表明,中國在明朝以前的科技發展並不落後, 且交流而受惠的不會是單向,也不保証不會改向.“

答：是否和專制國家體制、基督教義無關，稍後再討論，先談“實施海禁就會讓中國落後“的思考邏輯。

首先我強調，19世紀初時，中國的人口多於全歐洲（1760年代初，中國約2億，歐洲約1億5千萬；1830年代初，中國約4億，歐洲約2億）。作為“需求“市場來說，中國大於整個歐洲，而且，中國是單一市場，沒有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壁壘。就此而言，中國不需要從外面引進什麼（包括科學知識），自己就可以發展進步。當然，大一統、具封閉性格的國家實際上會阻礙進步，這是另外一個考慮層面。總之，如果中國本來科學領先，而且沒有內在的封閉性格，那麼，理論上說，在這樣的市場規模之下，即使有海禁，也一樣可以得到發展，繼續保持領先或維持平行地位。至於說，交流可以促進進步，中國內部也可以交流啊！中國內部的交流，從市場規模來說，就足以超越歐洲各國之間的交流啊！當中國實施海禁的時候，理論上歐洲也可能因此受損，因為難以得到中國方面流入的資訊、商品的輸入。 

為什麼海禁是片面損害中國？你也許會說，因為歐洲可以和他人交流啊！問題是，在中國內部，知識或商品也是可以交流的，可交流的範圍並不小於整個歐洲啊，不是嗎？

認為一定要和外國交流，才具有促進創新的作用。這裡的邏輯為何？希望你能好好想一想。請注意，我不是說答案應該是否定，重要的是為什麼不可以否定，為什麼中國不能靠內部交流而維持科學上的領先或平行地位。

你說“沒有什麼科技好像一定是誰流向誰的問題, 這就是聞道有先後 ,術業有專攻而已“。問題是你的推理邏輯是把海禁必然對中國不利（而不是對歐洲不利）視為當然。我是在對你這種”當然“的想法提出質疑。

當然，我認為主要問題還是在於封閉性格的影響。（性格一詞大體是英文裡的character,，不限於使用在個人身上，一個社會也可以表現出一種文化性格，譬如我們描述唐朝人比較開放、魏晉人士喜歡清談…，就是對於整體社會的性格描述。至於說“封閉“，大體是指對他者或外部新異事物是否願意去接觸及接受的態度）

中國作為一個大一統帝國，為維持內部的整合，自然就會壓抑小社群或個人的創新性與獨特性，這通常也包括對外部新異事物的拒斥、冷漠態度。最後壓抑了人們的創意空間。所以，郭譽申教授才會強調歐洲小國分立的好處。

進一步的問題是，中國人是否比較傾向大一統帝國。如果是，又是為什麼？這裡，就可以連結到我說的人際關係模式上。大一統帝國與上下尊卑式的人際關係模式是最能夠互相契合的。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為什麼不是中華盛世？那豈不也就像歐洲小國林立的狀態嗎？可以互相交流以促進進步啊！為什麼好像不是這樣呢？

二問：“我不同意你論証的“上下威權人際關係和沒有基督教文明造成的 ”

至於你我論証,那個接受度較高 , 由讀者自行判斷.“

答：讀者接受度高低，在我看來是沒有多少意義的。大眾的理性反省深度是有限的。訴諸大眾來評價思想，恐怕是恰得其反。

上下威權人際關係和基督教倫理的作用，大家慢慢論證吧！我能夠做的也有限。但是，輕易下結論，往往只能讓主觀情緒得到一點滿足，通常是一種從“我群中心“出發所產生的情緒。

關於基督教倫理的作用，我其實討論過不同的利弊得失。當然，我的確更強調其優越性，但是我並非一味只談它的優越性。從最終來說，事物的確很難分優劣。但是，我們不必直接跳到最終點，最終點很可能是全體人類終結，也沒有什麼好談的了。但是，在相當長的期間裡，基督教倫理中的某些特質，值得我們去參考。拒絕參考，這是封閉心態。中國人的封閉心態是很糟糕的。偏偏很多人還很堅持。

我沒有主張說應該以基督教為國教，希望不會有人有這種誤解。我當然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們不可以嘗試汲取基督教倫理中某些積極的要素。譬如對平等、博愛、希望等價值的強調。當然，如何融入中國既有的文化體系，這是很考驗人的，但是未必不值得嘗試。

基督教倫理究竟有沒有值得我們借鏡之處，我還會繼續闡述這個議題。這裡我只再簡單說幾句。

基督教經歷二千年的發展，但是，歐洲中古文明似乎並沒有超越中國，直到近五百年間，歐洲文明才逐漸超越中國。就此而言，確實很難論斷說基督教倫理能夠促使歐洲文明超越中國。

對此，可從幾方面來討論。首先，基督教倫理本身也在持續改變，不同的內涵帶來不同的影響。所以，韋伯會去區別新舊教的不同影響（另外一位法國社會學者涂爾幹也做過兩者間的比較，而強調新教缺乏社會的凝聚力）。這就是因為新舊教的倫理已經有相當的差異，也有不同的社會影響。而我們也知道，在西元一世紀的時候，基督教是受到羅馬帝國強力迫害的宗教，換言之，在那種情況下，它產生影響的途徑是有限且特殊的。

我之所以常常籠統說“基督教“，而不只是說新教，就如我之前所說，是因為我認為整個基督教畢竟有其通性，而這個通性就已經很值得我們參考。我提過新約裡面關於”愛“的闡述，至少是能讓我動容，而且認為那是能夠產生深遠影響的思想。我也幾次提到基督教的”雙劍觀“（兩個世界），也認為那是很重要的特殊思維模式。我們未必能夠照搬這種思想，這種思想也未必沒有問題，但是，能不能從中汲取有用的思想養分呢？我認為至少不宜逕行拒斥。

基督教倫理的影響有些可能是長期積累的，但是未必能夠簡單觀察得到或測量出來，特別是在短期內。譬如，我由衷認為，基督教世界的人自律程度較高、人格也相對較高尚。這對許多社會發展（民主化…）都有重要意義。但是，這些要怎麼證明呢？做調查研究也未必能有結果（因為還涉及因果判斷）。

我也知道，我這麼一說，不得了了，我會被口水淹死。人們常從我群中心思想出發，很少人會平靜接受這樣的說法。

總之，我要表達的意思是，有些基督教倫理的影響是長期積累的，未必短期之間能夠顯現效果，但並不因此變成無意義。它的影響當然也未必只是表現在科學這個環節上。反之，它也還可能會抵制科學的發展。

再者，西方在近五百年間的快速進步，當然是多因的。地理大發現、殖民也是重要的因素。文藝復興的意義當然也不可低估。文藝復興帶來人本主義的新思潮，人本主義思潮又衍生諸多影響，包括促成個人主義與理性主義思潮，也包括對基督教倫理的影響。宗教改革運動因此展開。而且，受到人本主義思潮衝擊而產生的基督教改革運動，誕生了新教，新教倫理又進一步促進社會改革，包括深化個人主義與理性主義思潮。我曾經數度討論西方近代的人本主義思潮，有興趣的話不妨參考。

我對人本主義思潮的看法是，它當然也是有利有弊的思潮。西方因為從神本思潮轉向人本思潮，在這個轉型過渡期間，神本和人本互相糾纏，這個時候可能正是西方進步最快的時候。但是，等到人本思想獨大以後，西方快速走向世俗化，卻又可能是弊漸多而利漸少。

總之，基督教對西方的現代化的影響，是結合其他因素而成，並不是片面的效果，也所以，在不同時期所看到的西方，也有不同的風貌。但是，基督教倫理的效果很可能還是西方現代化進步中必要的環節。韋伯的整個論述大體就想論證這一點。而我大體同意他的論點。（韋伯只強調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精神的關聯性，但是，我認為這只是為窄化、簡化討論議題，而並非認為舊教倫理相對於其他儒家等文化倫理毫無積極意義）

關於“人際間的上下威權關係模式“的影響，可以分兩個討論層次。首先，中國社會究竟是不是特別強調這種人際關係模式；其次才是這種關係模式是否影響人的創新能力。

在30年代，小說家巴金寫了稱為激流三部曲的系列小說，他強烈控訴傳統中國家庭倫理對青年的壓抑、束縛，而呼籲自由、民主、尊重人格、人性解放等。

女作家張愛玲特別對於傳統中國社會中女子的處境做了描繪。她在“金鎖記“中描寫女子曹七巧的心靈變遷歷程。七巧受傳統倫理的桎梏，欲愛而不能，結果在財欲與情欲的壓迫下，性格被扭曲，行為變得乖戾無比。

我認為家庭裡對子女的教養方式是型塑人際關係模式的最初原型。家庭裡的威權關係自然延伸成為社會中的人際關係。君、臣、民之間的關係也受這個模式的影響。

有些作者會用比較激烈的言詞，宣稱中國人具有奴性。持這種說法的人並不是一、二個，只要google一下就可以看到。一位鍾祖康先生似乎可以作為持此論的代表。他在《來生不做中國人》自序中寫了許多激越的言語。我不忍引述。（見http://www.franklenchoi.org/lks/JC_NC.htm）

我並不持這種激越論點。但是，我的看法其實跟他們有某些地方是接近的。我如果和他們不同，主要是在於我認為這並不是所謂民族根性。我比較是從社會結構面來解釋這些性格特質的形成。也就是說，當社會結構條件改變時，這種性格特質也還是會改變的。另外，我認為那些被認為（近似）奴性的性格，其實可能和人本思想有關。所謂奴性，其實主要是在惡劣情境條件下的人本式反應。（這種說法大概也難得到一般人本主張者的認可。不過，我還是偏向這麼認為。有機會我會再做申述）

 避開“奴性“一詞，我們就說中國人太順從威權好了。至少，這和我前面說的上下威權關係模式是接近的。那麼，這種性格會不會影響獨立思考與創新能力呢？其實這應該是很明顯的事情吧。會在這一點上持異議，恐怕主要不是邏輯思維的出入，而是拒斥心態使然。能不能少些拒斥心態呢？否則改革很難真正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