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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24 23:43:23瀏覽2325｜回應10｜推薦8 | |
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威權的極端民族主義形式，其特點是：獨裁的公權力，強大的社會和經濟統一執行力，以及強制鎮壓反對意見。也有些文獻加上另外的一點：強調對人群進行區別與差別對待。
一般認為，二十世紀初的歐洲是法西斯主義顯著興起的年代。以意大利為濫觴，隨後德國跟進。這種風潮為世界帶來了嚴重的災難。所以自二戰結束以來，很少再有政黨公開稱自己為法西斯主義者。
這裡想多談一下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風潮。之所以談德國，而不是意大利，是因為德國似乎更應該具有個人主義的思潮傾向，怎麼會走向法西斯主義這種帶有集體主義性格的集體意識呢？
二戰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風潮主因當然是與一戰及其後的凡爾賽和約有關。德國一戰戰敗，並且簽訂了投降條約。德國人在物質上與精神上都深受打擊、限制與挫辱。德國人基於其民族主義，想要再度奮起，再度成為世界強權，要傲立於世界；而納粹黨就因時際會而得以崛起。許多德國人也在這種集體意識下對納粹黨表示支持，或者是高度容忍。總之，納粹崛起與之後的發動戰爭、對猶太等族群發動屠殺，這些行動都和其法西斯主義思潮有關。
引人困惑的是，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似乎遠比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更具成效，更能展現集體主義的精神與效果。這究竟是為什麼？答案也許很複雜，也很多樣。但是，我以為這可能與德國的基督“新教”倫理有關。社會學先驅韋伯已經比較過基督教新舊教之間的倫理差異及其對社會發展的可能影響。新教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聯繫很可能就可以幫助解釋兩國之間效率的差異。韋伯提到新教徒的個人精神焦慮狀態，以及對營利欲給予正當化的教義等。但是，或許容我再提出一點補充性的討論。
簡單說，德國人因為新教（德國率先受到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教義影響，所以路德宗成為主流，但是，德國也還是有天主教徒）的影響，產生某種特殊類型的個人主義。說是特殊類型，就是他們可能並不很像另外一位法國社會學者涂爾幹說的那種個人主義---主要是由於社會的分工趨勢而促成的個人主義。純就後者而言，那種個人主義會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變得遙遠，彼此關係變得很隔膜、冷淡。（涂爾幹由此解釋為什麼新教徒的自殺率會比舊教徒要來得高）
德國人也可能由於涂爾幹所述的這種分工趨勢而使人變得更個人主義。但是，順著新教教義，重點在於個人必須自己去面對上帝，自己為自己的信仰負責。這也可能會促成個人主義，而且比較是屬於精神層面的個人主義。人在內心深處，更找不到其他中保，因而造成更嚴重的精神焦慮。這種精神焦慮，可能促成新教徒的德國人更集中精力去工作（按照韋伯的說法，路德宗傾向把職業視為天職，工作是出於上帝的呼召。這可能促進德國人的敬業精神），但是，這種教義也可能促使新教徒的德國人更容易陷入孤獨心靈。不過，我們也不能忘記，路德宗作為基督教會的一支，仍然強調做禮拜與祈禱等宗教儀式。至少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前，這些儀式很可能仍然在促進德國社會的內部凝聚。這可能是一種非常微妙的局面，在精神深處趨於個人主義化的世界裡，人們實際上卻常常藉著做禮拜而聚集，並且交流（也許值得強調，這種交流比較帶有道德意涵）。再者，內心深處的孤獨感可能會促進人（在俗世中）的從眾性。這是一種社會心理學的假設。德國社會很可能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兩種拉力之間掙扎，而在特定的時代氛圍下，集體主義得以大幅勝出。不但勝出，而且是決堤式的、壓倒式的單向流注。
二戰時期的德國人也許就是這樣的集體意識歷程。而他們在短期間內，表現得非常團結，而且大家戮力工作，卒能使德國在短期內再度成為歐陸的強權國家。這不但是一種集體主義，而且是高效能的集體主義。事實上，許多國家也曾經嘗試推展集體主義政策，卻難以達到相同的成效。集體主義有可能只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勉強推行的政策。有時候結果完全與推動者的初衷背道而馳。以中共曾經推動的人民公社運動來說，本來是想要增加集體的生產力，結果卻造成了嚴重的饑荒，餓死了許多人。整個共產主義制度其實也可以視為是某種集體主義的嘗試。但是，大體看來，幾乎都已經失敗，或瀕於失敗（這裡的失敗，也包括一種其實已經大幅變質卻仍保留共產主義名號的狀況）。
以上的討論也許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麼在宗教精神上傾向個人主義的國度卻也可能出現法西斯主義的風潮，而且還能一度聲勢鼎盛？
不過，本文真正的關注其實還是對於華人社會的一些疑惑與思考。我懷疑，相對於近代西方，華人社會中的一般大眾，既缺少個人主義精神，也缺少像德國人曾經的那種集體主義精神；但是，華人中卻不乏有某種“類法西斯式”的性格特質。於是，當有人嘗試帶領朝向某種法西斯主義路線時，並不難得到相當數量的支持群眾。但是，這並不等於說，他們能夠產生像當年德國那樣的高效能集體主義，反而還有可能製造出嚴重的集體災難。就好像“大躍進”運動所帶來的那種結果。這是我愚者千慮的一點深切感觸，而這也讓我深感憂心。也是我以下討論的真正重點。就讓我先從一件相對較小的事情說起吧！
是在民國67年底吧，當時在進行立委、國代的增補選（當時稱為第二屆增補選），外省人陳鼓應（時為台灣大學未續聘的哲學系講師）與本省人陳婉真（中國時報記者）兩個人搭檔參選，前者選立委，後者選國代。兩個人在台灣大學校門口附近立了個“民主牆”，每天張貼大字報。兩個人也在台灣大學校門口等地辦了幾場演講活動，聲勢不小。但是，後來因為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我們國家處於嚴峻狀況，增補選遂又臨時告停。所以這兩位候選人當然也就都沒有機會當選。
我提這件往事，特別是想提到當時演講活動中發生的一種讓我印象深刻的狀況，就是在聽眾中有一群人會同聲大吼、喝倒彩，動作很一致，而且聲音很嚇人。我非常不喜歡看到那樣的情況。這對其他的聽眾來說，是非常不尊重他們聽的權利。
當然，這應該就是當時威權政府的動作，要壓制異議者，盡可能不讓異議者當選民意代表。我只是比較好奇：這些人究竟是什麼人？哪裡來的？是本來在同一個機關的人嗎？是什麼機關？
多年來，我都沒有得到答案。倒是我在稍後曾經在師大附中附近的國際學社聽另外一次雙陳的演講時，很清楚知道有一群附中學生由教官帶著去鬧場（齊聲大吼，試圖壓過演講者的聲音）。
這些學生顯然自居為愛國者的角色。至少他們中有些人是主觀上這麼認為的。我知道是因為我在活動結束後和其中的一位談過（爭辯過）。我想，其他的那些抗議者（這個稱呼實在很不妥，因為他們抗議的對象，相對於威權政府來說，實在是很弱勢的。集體對弱勢者進行”抗議“，這和一般使用抗議一詞時候產生的意象很不同）很可能也認為自己在參與某種愛國者的行動吧？
其實，他們要抗議也沒有問題，只是，為什麼要試圖掩蓋演講者的聲音呢？讓聽眾聽不見演講內容，也就是聽不見異議者的聲音，這樣就能保衛這個國家嗎？抗議為什麼不另外找適當場合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呢？理性說服不比這種近似恫嚇的行為更具有真實的影響力嗎？
近幾年，大陸有很多所謂“小粉紅”；早年則是紅衛兵。他們大概也扮演著自認為的愛國者角色，至少在某個階段，他們大概是如此自我定位的。而他們的一項主要活動內容，往往是在打擊、破壞那些被認定為“叛徒”的人或群體。這種行動究竟是秉承誰的意志，大概不是那麼明顯。如果有明顯的嗾使者，就容易讓人發現自己其實是扮演了工具（打手？）的角色。
我提這些是做什麼呢？我以為這裡面有某些法西斯的“性格”特質。只是，“法西斯”這個標籤未必會被使用，甚至會被刻意隱藏。這裡面，比較適合的說法也許是一種“類法西斯式”的性格特質。重要的是，它未必表現為明確的政策路線或具有制度性質，而比較只是個人的行為模式，不過，涉及的可能是相當多的個人。當然，這樣的性格特質，確實也容易促成某種類型的政策、制度。
“法西斯”不作為理論或政策，加上“類”與“式”字而作為性格特質來討論，這只是我個人的構想。是否恰當，還有待檢視。究竟有沒有所謂的“類法西斯式”的性格特質這回事？可慢慢推敲。當然，我偏向認為有，而且認為在某些社會裡，這種性格特質可能會更為普遍。
且容我舉兩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華人領導者，蔣介石與毛澤東為例，進一步闡釋我的想法。這兩個人當然都是近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領導者。我嘗試檢視他們表現出來的性格特質中究竟有沒有“類法西斯式”的性格特質。
多年以來，我一直在思考蔣介石的功過與應該得到的評價。迄今為止，我仍然認為他是偉人，只是，“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也就是說，他的缺憾其實也是很明顯的。那麼，他的缺憾究竟是什麼呢？白崇禧批評蔣介石軍事指揮能力有所不足。這的確可能是他的問題之一。但是，我真不認為這是他的主要缺憾。一位荷蘭歷史學者方德萬研究中國的抗戰與內戰，對蔣介石若有憾焉，似乎認為他對大局的認識有所偏頗（日本的真正戰略意圖不在統治中國，而在聯中抗俄），採取的焦土政策又太愚劣。至於費正清與史迪威，那就對蔣介石更是毫無敬意，只有痛罵。但是，對我來說，我認為蔣介石的軍事指揮或許不夠高明，對大局認識或許也不夠高超清明，這些都不是最大的問題。對西方批評者來說，他們內心裡真正的不以為然，我以為正是那種法西斯心態：獨裁、暴力壓制反對者、對人群的分類對待。
我對蔣介石的同情與肯定，則基於如下的三點理由：一、他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愛國者，願意為國家民族的生存，付出最大的努力。二、他的法西斯心態其實主要是許多人（特別是領導層）普遍具有的特質；而且，像胡適這種不具法西斯心態的人，根本就不可能領導中國的那些將軍們，乃至高級官員。也就是說，人們慣於接受法西斯式的領導，而下意識地輕視、並且拒絕非法西斯式領導。三、蔣介石的毅力非常人也。
從西方自由派人士來看，對於蔣介石的領導模式會特別不爽。問題是，他們忽略了這種領導模式存在的情境（國家當時處境、群眾的習性---我希望強調這兩者之間有交互作用）。這個題目很大，此處姑不贅敘。一個也很重要的問題是，他們忽略了最可能取代蔣介石的領導政權會是什麼樣性質的政權。
話說回來，蔣介石的“類法西斯式”的性格與政策路線，確實也很明顯，也值得被詬病。其實，關於蔣介石的法西斯路線，已經有幾本學術研究專書討論過。這裡，我只簡單提到幾點。撇開二二八爭議不論，台灣的白色恐怖不可能和蔣介石無關。事實上，我曾經親耳聽過某位曾經的情治高層人員坦承他自己手上血腥（但未必是對付當時的黨外人員）。比較轟動的故事，包括當年清黨、刺殺聞一多、楊虎城，乃至汪精衛等人。所謂的“力行社”或“藍衣社”的故事，應該也不會完全是空穴來風。
我並不想藉此論證蔣介石的罪惡。我前面已經說過，我認為他是偉人，而缺憾宜還諸天地，也就是鑲嵌入一個令人很無奈的大脈絡中。就如我上面所說，我們不妨想像1948年時，胡適成為了中華民國的總統，他能夠在當時的局面下成就什麼事情？我估計他極可能是像他逃離北大校長職務那樣束手、無奈。但是，儘管我同情蔣介石，他的缺憾，及他所反映的當時的中國社會的缺憾，卻仍然應該被坦誠指出，作為改革中國社會時的方向參考。
接著我再稍稍討論一下我所知道的毛澤東。坊間討論毛澤東的書，比討論蔣介石的書更多。李銳、李志綏，乃至李敦白關於毛澤東的介述大概特別值得細讀，因為他們是比較真正最接近毛澤東的少數人。不過，大陸歷史學者高華所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可能是更用心探索毛澤東統治權術的一本書。該書中指出，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重建了以毛澤東為絕對主宰的上層結構，奠定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其間所產生的一系列概念、範式在中共建政以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毛澤東的統治權術可能比蔣介石要高明。所以那些可能威脅毛澤東個人統治權力的人，幾乎都被他鬥垮或鬥死了。重要的是，儘管如此，大陸民眾對他卻仍然高度景仰。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當時也幾乎不曾聽說有誰質疑毛澤東的統治正當性。
不過，我的討論重點還是“類法西斯式”的性格特質這個議題。簡單說，毛澤東的統治還是獨裁式的，這點毫無疑問。彭德懷在廬山上質疑了大躍進運動，接著就被鬥臭、鬥垮。劉少奇在檢討大躍進導致餓死人的悲劇時，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不久也被鬥到死。
毛澤東用了多次運動（鎮反、肅反、反右、四清、文革…），把可能的異議者，乃至只是被訛稱為異議者的人都運用群眾鬥爭的手法給予了最嚴厲的制裁。他倒是幾乎不用暗殺的手法，這點似乎比蔣介石要高明。但是，結果造成的災難悲劇面積更廣。
除了獨裁、強制壓迫異議者外，法西斯路線還包括對群體進行分化與差別對待。蔣介石對共產黨那是清剿不遺餘力。毛澤東呢？什麼地、富、反、壞、右，次次運動都在區分群類，甚至指明要抓出百分之五的黑分子。
總之，雖然沒有使用“法西斯”這個標籤，但是，蔣介石與毛澤東兩個人都有法西斯的傾向。而且，毛澤東比蔣介石更明顯的是走在法西斯的道路上。蔣介石則比較可能是性格使然而在行動中隱隱表現出法西斯的況味。
其實，照說，共產主義和法西斯路線應該是格格不入的。德國納粹對於共產黨也是非常不容情的。但是，中共卻與法西斯路線實際關係緊密。尤其到了現在，共產主義的平等理想、強調無產階級大眾的理想，幾乎已經完全不見踪影，而統治上的法西斯況味卻再度是越來越濃厚。
我指出這一點，已經不是在指控上述兩位領導人，而是在強調一種相當普遍的性格特質：很多人習於法西斯的統治模式，而甚至傾向拒斥其他的統治模式，包括民主體制。這才是促成上述兩位領導人採取法西斯式統治的最關鍵成因。其實，北韓號稱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實質上也是法西斯式統治，連社會主義也都是幌子。理由也與民眾對法西斯式統治的習性有關。
很多人會強調統治模式是統治者決定的，我怎麼怪罪起人民來了？但是，這個邏輯我認為是不通的。當多數人真正反對某種統治模式時，那種統治模式就不可能長久。重要的是有許多人其實是支持那種統治模式的。就好像我前面提到那些師大附中的學生對陳鼓應、陳婉真咆哮的行為，他們的行動其實就在維護那種統治模式。只是他們自己未必清楚意識到這一點罷了；他們反而是認為自己正在維護整個國家的利益，所以還顯得理直氣壯。我們不妨想想北韓的統治模式。外界的人一般都認為金家政權的統治很過分、很不當，但是，北韓內部的人卻未必這麼想。（當然有很多北韓人現在已經反感金家政權，但是，卻也還有許多人在維護金家政權。而且，後者又多半是有權力者。）總之，統治者如果真是孤家寡人，沒有人支持他，他再擁有什麼統治名號也無從施展。
其實，我們一般人的家庭教養方式裡，就暗暗藏著塑造法西斯心態的內涵。簡單說，所謂的“虎爸狼媽”，大體就是暗喻某種獨裁與暴力。通過這種教養方式，產生出習於法西斯統治的大眾，實在不足奇。至於會不會把群眾分類，給予差別的對待，這也太平常了。且不說父母可能對子女有不同的喜好，就是父母、子女之間，權力地位的差距也造成不同的對待態度。東方社會特別講究尊卑、輩份，乃至性別差異，這就已經為差別對待態度提供了很好的養分。平等、博愛，這實在不是多數社會能夠做到的事情。連要在形式上講究這種原則都很難，說不定還會被孟子責備為“無父無君”。這種理想大體是在基督教倫理下被提出來的。當然，即使在基督教世界，這種理想大概也很少被實踐。不過，話說回來，基督教世界終究比較會在形式上承認這種原則的價值。從而，即使在實踐上打了折扣，多數人的行動終究還是比較可能稍微接近這種理想。也就是說，基督教世界裡，可能還是比東方社會，包括華人社會，展現更多的平等精神。也因此，法西斯式的性格特質，特別是其中指涉的對人的差別對待習性，在基督教世界裡可能也會少些。
再者，我以為，在基督教世界裡，虎爸狼媽式的教養模式可能也會少一些。理由之一是：上帝始終成為另外一個權威，和現實世界裡的權威產生某種制衡。而新約裡的博愛精神，也可緩和嚴酷教養的習性，從而緩和統治上的強迫習性。
扯了這麼多，我想指出的是，相對於當代西方社會，華人社會裡，一般人的類法西斯式性格特質恐怕確實比較顯著。而這可能形成一種悲劇產生鏈：類法西斯性格特質-》法西斯統治模式-》集體壓迫悲劇。
由於這種性格特質，也就比較容易促成（準）法西斯式的統治，進而形成統治壓迫悲劇。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悲劇的發生，固然可能與此有關；還有像中共鎮反、六四事件等悲劇其實也一樣與此有關。現在的中共再度又越來越走向極權專制，應該也還是出於這種類法西斯性格特質。
除掉這種類法西斯性格特質，對華人來說，恐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何能夠促成覺醒，以改變一般人的這種性格特質，這顯然是個艱難而重要的工程。大家認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意義，本身也很重要。這也許是華人世界自我昇華的契機所在。反之，若不能改變這種性格特質，法西斯式的統治壓迫悲劇就隨時可能會再發生。
只是，人們是否強烈意識到法西斯式性格特質問題的存在與嚴重性呢？（包括我們自己內心裡是不是就存有法西斯性格特質？）對此，我實在並不樂觀。推動改變的基本困難恐怕也就在此。無論如何，讓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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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