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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14 13:33:16瀏覽2569｜回應22｜推薦16 | |
前中研院研究員、大同大學資訊科學教授郭譽申近期在“奮起”期刊撰寫“為何科學革命發生在歐洲而非中國”一文（2021年3月）。https://rise-tw.org/....../%e7%82%ba%e4%bd%95....../......文中指出了如下的觀點：
“中世紀時中國的經濟狀況優於歐洲，因此宋朝時就出現很多書院，早於歐洲的大學。然而中國自漢朝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此所有的書院都只研究、講授儒學相關的學問，而不涉科學，自然不可能導向科學革命。”
“科學革命發生在歐洲而非中國，因為部份歐洲的大學自始就有科學課程，而中國的書院普遍沒有科學課程。為什麼會這樣？有些人認為，歐洲大學有科學課程的主因是承襲了古希臘的科學傳統。筆者卻相信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歐洲是小國林立，自然比較多元化，因此有些大學有科學課程，而有些大學沒有；然而中國很早就大一統，獨尊儒術，因此所有的書院同樣都沒有科學課程。若歐洲像中國一樣大一統，歐洲也可能會獨尊神學、罷黜科學，因為古代的科學成果(包括古希臘科學)幾乎都是無法證實的臆測(並且被現代科學證明是錯誤的)，誰知道幾百年後科學研究可以有許多重大突破！”
我大體接受郭教授上述的見解：傳統時期大一統專制國家不利於科學發展。但是，我覺得關於原因的討論恐怕不宜止於此。這裡的答案很可能只是答案的一部分，也許還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希臘文明的影響仍然值得被注意。此外，下面想再補充兩方面的可能影響因素。一則涉及傳統中國社會的人際關係模式，一則涉及基督教文化的作用。兩者應該互相有關聯，但是並非完全重疊。
對我來說，傳統中國社會的發展、演變，受到傳統人際關係模式的影響非常深遠。而典型的傳統人際關係模式是“上下權威關係”，很少平等的關係，也缺少可參考的平等互動模式（新認識的人彼此要敘年齒，以便分出長幼之序，否則彼此很難互動）。上下權威關係限制人的自由思考，也限制了可能的思想進步空間，包括科學發展也同樣受到限制。
上下權威關係的傳統人際模式，很可能也成為近代中國民主化的重要阻力。簡單說，人際之間不能平等互動，就很難真正走向民主化。在上位的人期待他人服從，如果不服從就會覺得是可忍孰不可忍。相對地，在下者也很默會地願意服從，叫他違抗在上位者的意志，他會由衷覺得不安。如此，如果實行民主制度倒讓人覺得行事礙手礙腳。
傳統人際關係模式對於民主化的影響應該還不僅於此。專制制度除了藉著這種關係模式而得以有效運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從另外一種角度來說，專制制度幾乎是難以取代的政治制度選擇。因為理性溝通模式難以建立，所以民主化幾乎必然導致混亂。而理性溝通模式之所以難以建立，恰又因為這種上下權威關係的傳統人際模式。
按照前清華大學歷史學教授秦暉的看法，秦以後的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大體都是“秦制”：陽儒陰法路數的專制統治模式。按照我的想法，秦制得以延續二千年，更深層的理由就是上述的上下權威關係的傳統人際模式。當然，專制體制很可能讓這種人際關係模式更鞏固，乃至被強化。但是，這種人際關係模式終究是先在的因。
想想看，在柏拉圖的對話錄裡，是幾位思想家在平等對話，各自展開自己的思想，而逐步推出最合理的問題答案。但是，論語的對話模式卻大不同。論語的對話模式是生問師答。老師代表權威知識之源，很少被質疑，更幾乎不可能最後被否定。這種對話模式，反映了上述的人際關係模式，而也無形中壓抑了理性溝通模式的可能開展。最後，也限制了文明進步的可能。
至於基督教對於西方科學發展的影響為何？郭教授似乎暗示說基督教對科學發展的影響是負面的，主要是一種阻力。幸虧近代西方小國林立，故基督教難以全面壓制科學的發展。
對此，我看法有異。基督教確實可能在某些方面對科學發展產生了阻礙作用，但是，這並不是全部的故事劇本。基督教在某些方面也對科學發展起到積極作用。而且，這種積極作用還可能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
首先，我認為宗教信仰讓人擺脫一種自然的務實生活態度。大體上，我認為傳統中國文化就偏向重視實務面，對於和現實社會缺少明顯、切近關係的事物就缺乏興趣。而這種過度的務實態度可能對科學研究產生阻礙作用。科學或許對科技發展有利。但是，未必一開始就如此，往往是科學發展到相當程度以後，才能幫助科技發展。初期的科學研究，可能顯得不務實，而易遭人冷落。總之，中國人可能過於看重人際實務，對抽象原理性的思考欠缺興趣，從而限制了科學的可能發展。
我們且看看16世紀哥白尼的天文學研究的歷史。他幾乎耗了畢生心血研究天文學，但是，很難看到他從這個研究中得到什麼好處，至少在他在世時是如此。他的“天體運行論”一書出版，就在他彌留將逝世的一刻。而且，書出以後，其實讀者也非常有限。也就是說，他的天文學研究並沒有為他帶來什麼名與利。那麼，他又為什麼要花這麼多心血來做這些研究呢？
在哥白尼“天體運行論”一書序言中，表示該天文學研究的目的在指出宇宙的均衡、有序、和諧，以彰顯上帝的榮耀。如果他的研究動機確實如此，這是一種宗教動機。至少，宗教倫理可能是驅動他研究的原因之一。與信仰內容對話，這是許多信徒的重要心理活動。而這種活動卻也可能是科學之所以得以開展的理由。也許這種理由並不那麼普遍，但是，重要性卻還是不能被低估，尤其在科學革命的開端。哥白尼本人對天文現象的好奇心，也許才是最重要的研究驅力。但是，他的宗教信仰很可能也幫助推動持續、立場堅定的研究。此外，他因為宗教而維持終身獨身生活，這可能也幫助他得以完成相關的研究。
有些人懷疑哥白尼書裡的序言究竟是不是他本人的意思。懷疑者猜測可能是他的學生為迎合當時教會的立場而做此陳述。不過，這本書是哥白尼畢生的研究心血，他的學生應該不會違背他本人的心意寫些違心之論。何況，哥白尼本人是神父，曾經在教會擔任幹部，甚至曾經成為主教候選人。還有人批評他“自以為是受到了上帝的啟迪”，所以，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不是他本人真實的想法。再者，有些主教還曾經鼓勵他早點出版這本書。表示當時教會還沒有形成明確反對他的天文學觀點的立場。換言之，他也沒有必要為了迎合教會立場寫出違心之論。
一位接續哥白尼天文學說發展的意大利教士布魯諾，後來因為大力宣揚“異端”天文學說，而被教會火刑處決。這個悲劇或許可以看成是基督教會阻礙科學發展的證明。但值得注意的是，布魯諾本人也是基督教教士。他的狂熱信念其實也帶有宗教意味。值得順帶一提的是，在基督教歷史中，不乏一些教士基於其信仰提出了一些關於人與世界的見解，卻被判定為異端，並且遭受嚴厲懲罰。
我們與其說基督教阻礙了科學（暨其他學科）的發展，或許更適合的說法是，基督教的教義激發了相關議題的爭議，也激發了後續的知識進步。我這麼說是不是合理呢？是不是強詞奪理？不妨對照著中國方面的發展情況來看，大家就可能會有不同的感想。
相對於西方在古希臘時代就有“地心說”的宇宙觀，古代中國對於宇宙的認識顯然是模糊的。中國似乎一直沒有地“球"的概念，直到受了西學的影響。而且，更重要的是，古代中國似乎不曾進行關於天文學體系的爭辯。基本上似乎根本就沒有天文學這種討論領域，所以也就沒有什麼爭辯可言。直到明末清初，西方教士湯若望來到中國，並且協助修改曆法（時憲曆），才帶起較激烈的天文學爭議。而且，很明顯，湯若望是屬於被傳統派壓迫的一方，差點遭處死。
總的來說，中國人過於務實的思想傾向造成一種淺碟的眼光，限制了科學思辨與研究，特別是限制或阻礙了可能的創新思維。基督教則讓淺碟眼光有機會被拉遠、拉高，帶來思想上的突破可能。
西方科學革命為什麼率先發生，原因當然複雜，此處只是扼要略舉，還有待繼續闡明。我比較在意的是，此刻的中國大陸似乎對於中國大陸此刻的科技進步高度自豪，頗有睥睨西方的姿態。這可不是什麼好心態，對長遠的發展可能帶來負面影響。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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