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你文中說：“請問你跟蔡、韓見過面嗎？談過話嗎？你了解他們的個性嗎？你知道他們的為人嗎？你知道他們的長處和短處嗎？我相信99.9%的人都答不上來。“我卻相信多數人都能說出個五四三來，而且還往往認為自己看得很準。當然，客觀上他們究竟認識得是否完整、準確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主觀上他們不太會說“我答不上來“。麻煩的是，別說要認識他人了，人認識自己都非常有限。而反過來說，我們大概永遠不能期待等到有完整認識以後再決定人選。想想看，小蔣花了多少時間觀察李登輝，然後才決定他作為副總統候選人。結果卻恐怕還是有些看走眼了。知人是個永恆的工作。民主投票無法確定不選錯人，但是，非民主的方式產生的人選卻也不保證正確。而非民主方式選人，更多特定個人的主觀與立場會滲入。

二、”大唐帝國不是民主社會，但高仙芝、哥舒翰、阿倍仲麻呂甚至李白等外國人或外族人都在大唐有很大的發揮機會”。我並不否認這一點。但是，我們不妨再看看李唐的性質與一些經歷。首先，李唐算不算是個漢人國家，非常可疑。統治者主要是胡人血統。另外，容我著重談談大唐的衰運歷史。大唐建國不久，8年後就發生玄武門事變（626）；58年後，武則天稱帝、篡唐（684-705）；復唐後47年，發生安史之亂（755-763），並且長安遭吐蕃短期佔領（763）；此後百餘年，唐朝受藩鎮割據所苦，直到唐亡；808-846年，發生牛李黨爭；30年後，爆發黃巢之亂（875-884）；亂後23年，唐亡（907）。我這麼說，是要指出，唐朝雖然曾經興盛，但是，政治穩定性卻未必理想。其中，能夠有幾次40年到60年的政治安定，就已經足以被歷史稱頌。我們再說，李白是著名詩人，他的平生際遇如何？更早的初唐四傑中的王勃、駱賓王的際遇如何？李商隱的際遇如何？他們可都是才子，但是都被君王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唐朝算是能夠用人才，包括異族人才，這很可能和君主的胸襟較開闊和他們的胡人背景有關。但是，他們未必真尊重人才，也不會尊重人事制度。你提到高仙芝，他最後可也是被玄宗處死。死時猶呼冤不已。

三、關於操作型定義，我算是開個玩笑：你自己的操作型定義也是文字解釋，要如何與你說的概念型定義做區分？“操作主義”源自物理學，但是，當延用到社會科學的時候，大家延伸的解釋就比較模糊，留下爭議空間。

四、”李登輝的主張將給台灣人民帶來災難，人民選他，但他不是高瞻遠矚的人，這是台灣人民的不幸。”對此，我大體持和你類似的論調。但是，我卻不能斷言說李登輝錯了。因為這最後取決於實際結果和終極價值。所謂結果，我雖然也擔心因為台獨導致戰爭，但是，我並不確定一定會發生戰爭，以及其形式與結果。所謂價值，則是說有人可能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那麼，玉碎對他來說，就不等於錯誤，而是價值選擇。但是，回到民主這個議題。簡單說，民主就是多數決，當多數人選擇這條路，甚至義無反顧，那麼，這個選擇本身沒有對錯可言。除非是如下的情形：我們認為敵人可惡至極，所以決定玉碎，但實際上敵人很仁慈，或者遠沒有所以為的那麼可惡；而且，敵人的惡性是由這個領導者誤導民眾相信為真。這就值得歸咎這個領導者。李登輝是不是犯了這種錯誤呢？關鍵會落在中共是不是確實如他所認為的那麼惡性重大，以及是不是因為他的引導，使一般台灣人也如此認為。前者尤其最具關鍵意義，而也很可能正是各方爭執不休背後的癥結所在。麻煩的地方也是在此。台灣方面屢屢指出中共的一些作為的惡性，但是，中共當然不承認。很可惜，上帝卻也總是不自己開口。所有的說法都來自俗世人間，也都可以被異議一方否認。爭議也就久久難以止息。

"「當代的中國人，一般可能較缺少基督教理想來帶動人性昇華。」這一段話可不是稻草人講的。西方人好不容易政教分離，但版主卻又將民主和基督教綁在一起，甚至認為只有「新教」才有助於「民主化」。"

這段對我的質疑，頗有力道，值得好好申論。不過，我承認，這裡的有些話是不容易講明白的，具有關鍵意義，但是，也最難把道理說清楚。我在此也只能稍作申說。

如果我有“神化”什麼事情，確實是可能神化了基督教的某種信念的作用。什麼樣的作用，後面再嘗試說明。但是，這是“信念”的意義，信念並不是民主制本身，而是會影響民主制運作的因素。民主制本身很可能並沒有如此的神效；民主自由倒有可能削弱這種信念。這個務必要分辨清楚。

孫中山先生強調“信仰”的力量。我相信他是有感而發。我也完全相信信仰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譬如說，我之前在南華大學任教，這是佛光山系統辦的大學。創校初期需要大量人力、財力（人力主要包括義務幫助校園整理與維護），這些人力、財力都是來自信徒和善人士們的捐款、出力。而這些大體都不是問題。就是有很多人願意出錢、出力。這裡反映的就是信仰的力量。

當然，我也非常相信基督教信仰的力量。大家不妨想想，在人們爭相離開偏鄉的時候，為什麼會有些（西方）傳教士深入偏鄉，傳教之餘，同時可能行醫，或者從事社會服務的工作？我童年是在高雄縣茂林鄉（魯凱族部落）成長。在這種地方，更能體會到那些傳教士們的熱誠。我是體會過的。（不過，我必須說明，我不是信徒，我是無神論者，雖然我非常感動於他們的熱誠）

我說這些會讓我覺得有點困難。一則，在這裡就可能遭遇反駁。可能有人會說，這些人是虛偽，或是為帝國主義服務、打前鋒。也有人可能會說，每個社會都有好人有壞人，誰說中國人裡面沒有這種熱誠的人？中國不是有雷鋒嗎？再說，西方人裡難道就沒有壞人？總之，要籠統論證說基督教國家的人比較熱誠或比較品德高尚，很困難，尤其是要說服中國人力接受說西方人比中國人熱誠或品德高尚，這就是打臉了。

另外一個困難是，熱誠或品德又和民主何干？論證民主制的優越，怎麼又扯到熱誠、品德來了？

所以，這是個大話題。我想我還是另外為文來討論基督教倫理對品德、自律習性的影響。因為這不是輕鬆的工作，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的。

台灣的民主是不是破壞了民主這塊招牌？我和這裡的幾位朋友想法其實並不相同。我認為台灣的民主正在展現它的優越性，我們看一些國際評比，就可以看到，台灣在國際間的表現大體並沒有下滑的問題。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去年很可能是四小龍中最高的。甚至高於中國大陸。另外，台灣也還獲得一些殊榮。

這些成績值得欣慰，也值得肯定。但是，我猜想，部分台灣民眾因為太過反感蔡政府，所以所有的正面訊息一概不看，或者不予承認。始終認定台灣現狀是一團糟。當然，主要是藍營人士持這樣的看法。長期以來，我也屬於藍營支持者。但是，我並不贊成這種感性的否定態度。這不夠理性、客觀。而且，如此過度否定正面成果，最後很可能會扭曲未來的發展方向。

一、其實我無意努力說服Taiga兄接受我的意見。但是我確實仍然在嘗試說服更多人相信民主的優越性。我的道理如果說得合理，我還是相信有些人能聽得進的。但是，對某些特定對象，我再怎麼努力都可能無效。這也就不必勉強。我沒那麼高看自己，對自己也沒有那麼大的使命感。就是印度聖雄甘地，都還會被曾經的追隨者刺殺呢，表示連他也無法完全說服身邊的人完全接受他的意見，何況是我，何況是我和你這種非常有限而間接的接觸。

二、“神化民主”，這恐怕是打稻草人的遊戲。我一再說民主問題多多。從亞里士多德就已經這麼說了。我幹嘛沒事要去神話民主。民主往往缺乏效率（特別是短期來看）。這就不是神化的說法。我也完全相信民主未必能產生最優秀的領導者。但是，整體來說，長期來說，民主最有利於社會整體。這仍然是我堅決相信的。這就好比我相信某種人是比較優秀的（就好比說是孫運璿這種人吧），並不等於我會認為他們是神。

三、“我提韓信為例，是說選舉不是萬能的”。有誰主張選舉萬能嗎？你說“不能要求芸芸眾生都有知人之明”。不錯，但是，對我來說，我作為人民，我還是希望我自己要能參與選擇。沒有知人之明，這應該給予訓練，並且要要求每個人為選擇負責。這是人民的責任，也是權利。認為人們不應該有這種權利，或者作為人民主張不必為選擇負責，我都不以為然。這是蔑視人作為主體的意義。

四、你說比爾蓋茲等人不是通過選舉出頭的。但是，我仍然強調比爾蓋茲等人是在民主社會裡誕生的。民主社會或許不選出他們，但是，可以讓他們得到很大的發揮機會。反之，我再舉另外的例子。像是盧剛，是被遴選出來的北大尖子學生，到美國拿到物理學博士學位。他的論文曾經在學校全體研究生中差點被選為最優而得到獎金。但是，被另外一位大陸尖子學生山林華奪得。結果，他稍後因為就業不順，就槍殺了指導教授、系主任、副校長和山林華等人（1991）。他的遺書裡，對世界充斥不滿，對人生也無積極指望。為什麼？再舉另外一位青年詩人顧城，雖然移民紐西蘭。卻在殺死自己妻子後自殺。為什麼？他們的心態為什麼出現問題？是民主社會塑造的？還是他們的原生社會所造成？我很遺憾這些悲劇都缺少後續的研究檢討。人們只是唏噓，然後就任悲劇漸漸被遺忘。當然，我認為關鍵問題在於他們成長過程的扭曲經歷。

五、你我對什麼是”操作型定義”的看法也不盡同。你說“文字界定文字叫「概念性定義」；以可以測量（量化），或具體而可重複試驗的方法來界定名詞叫「操作型定義」。”接著又說“賢與不肖，一人一票，這是民主的操作型定義。”請問，你後面這個操作性定義是不是使用文字在進行定義？如果是，那和你說的“文字界定文字叫「概念性定義」”，要怎麼區分？兩者不都是以文字在進行定義嗎？對我來說，操作型定義和概念型定義的區別主要是在於後者落在經驗層次，而前者比較是落在抽象觀念的層次。當然，落在經驗層次的定義，就比較可能提出具體可操作的測量方式。在社會科學裡，對許多概念的測量，是依靠問卷量表，但問卷量表大體也還是文字的形式。

六、關於對民主給予操作定義的事情，我並不認為在此處的討論中有必要性。它當然在實務上有重要性，但是，也正是因為重要，所以這種工作不是我這種非專業的人在非專業的討論場合來做。我之所以認為此處沒有必要，是因為這裡能不能說服的決定並不真在於操作定義的有無（提出來也說服不了你）。而且，操作定義很可能反而是變動性的，是context-depended。而民主的真精神的彰顯，往往也不在於操作定義。對我來說，民主是個人主體性的實踐的一個重要環節。我不會使用“好”這個抽象而籠統的概念來定義民主。我強調民主彰顯主體性的意義，以及化解民怨的社會功能。

一、對民進黨的不滿，特別是對其不斷宣揚的民主制的實踐的不滿，是不是就要讓我們因此對民主制抱持整體否定的態度？對我來說，這個付出太大了。我是不會這麼做的。我只會說，民進黨目前的民主實踐是不及格的。但是，民主仍然為我所欲。我不會因為民進黨的民主實踐有缺失，我就因此反對民主。

二、專制政府可能有其高行政效率。但是，這種效率並非沒有疑問。好比毛澤東要搞大躍進，要搞文革，說著說著就開始了，因為人民根本沒有權利反對或者協商。這也是效率啊！但是，這種效率所導致的長期效果呢？大躍進導致三千萬人飢餓死亡。這個帳又要怎麼算？（還別說，對倖存者而言，也許可以忽略這個問題。因為倖存者可能可以因此獲利。）

三、現在的中國大陸進步的確很快，但是，他們的貧富差距可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他們的吉尼係數，有很多不同的數字，從.49到.73都有（約2012-14期間.之後未見更新）。大體學界數字遠高於官方數字（台灣約.36）。總之，這些數字都反映出貧富差距的問題（.4以上社會都可能比較不穩定）。我們當然也都知道大陸官二代、富二代的資本遠比一般人民要雄厚、享有更多優惠特權等問題。一旦共產黨控制力衰退，底層民眾就可能會有很強的反彈。這種危機都是潛在的進步代價。此外，社會主義的初衷是什麼？難道不是追求平等嗎？怎麼貧富差距還比其他所謂資本主義國家或西方國家要大？

四、其實共產黨和毛澤東本人都曾經拿“不民主”為由，強力抨擊國民黨政府。這難道不是反映共產黨人也擁抱民主理想嗎？他們只是在掌握了統治權力以後才避談民主，或者用什麼“民主集中制”這種名堂來美化自己的施政。

五、說到韓信這種人才，也許在民主制裡很難在選舉中出頭，但是，這種人才能不能出頭卻未必一定。我們想想看，邱吉爾是不是人才？他是不是在民主體制下出頭的人才？麥克阿瑟呢？而二戰的結果，最後是民主體制勝利呢，還是法西斯勝利？（一戰的結果其實也是一樣的）。今天的美國，人才真不能出頭嗎？比爾蓋茲、巴菲特、貝佐斯、馬斯克、賈伯斯、祖克伯…，這些人是不是人才，他們有沒有因為民主體制而被埋沒？或者，讓我們再回頭想想。如果當年的秦朝是穩定的一人一票制，會有陳勝吳廣等人揭竿起義的事情嗎？

六、總之，Taiga兄不妨捫心自問，究竟想不想要在民主體制下生活？你會更願意生活在被專制政府宰制的狀態下嗎？

七、最後，我也要為民進黨或台灣綠營說幾句話（雖然我並不支持民進黨，也不認為他們的民主實踐是能夠令人滿意的）。台灣泛藍人士對民進黨的反感，部分源於民進黨、綠營人士對國民黨、對外省人的反感及因此形成的一些報復性對待態度。總之，雙方態度其實都欠佳，心態都嫌狹隘，特別是彼此缺乏理解與諒解。當年的大陸來台人士不夠諒解台灣人，現在的綠營不夠諒解國民黨與深藍。互相都不諒解，所以難相處。而互不諒解，部分反映的是心態狹隘的問題。

對我來說，台灣人的確過於親日，但是，其間因素複雜，未必適合逕行給予道德譴責，會對此極力譴責的人的道德水準其實也未必更高。我大膽猜想，台灣本省人可能確實在日據期間感受到文明進步帶來的好處。這種體會使他們願意肯定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歷史，甚至因此抱持感念。而這一點，比較是國民黨政府，乃至對岸的人所極不願意承認的。

舉個可能不恰當的例子來說。台灣人為什麼紀念馬偕醫生？其實馬偕醫師主要的工作就是幫忙台灣人拔牙，減少牙疼的痛苦。別說，台灣人就很感念他，後續做了很多紀念他的事情（會說這個例子可能不恰當，是因為馬偕並不是日本人）。簡單說，能夠讓人減少痛苦，這就可能會讓人感念。而我知道，日本統治時期是有這方面的建樹的。

譬如有明確的記錄顯示，台灣約在1920年代死亡率明顯下降（也就開始了台灣的所謂“人口轉型”demographic transformation）。死亡率下降，這只是抽象陳述。具體來說，就是人們減少了染病致死的機率。譬如，瘧疾本來是很嚴重的問題，而在20世紀初，引進了奎寧，抑制了瘧疾。其他很多疾病也逐漸受到控制。這些都會在人們心中留下印記，並不完全是船過水無痕。

1920年代台灣死亡率下降，其實主要並不是因為醫療設施的進步，而是基礎知識與公共衛生方面的進步。這是依賴一些制度化的改進，譬如設立小學與衛生所，宣布公共衛生法規、進行清潔比賽、普遍鋪設水溝…等。

我也猜想，民辦報紙、人民能夠參政（參選民意代表），這些在日據時期都還只是初步雛形，但是，我估計已經能夠讓人們覺得振奮，也就會因此對統治者給予肯定評價。

當然，事情也還有另外一面。我們知道日據時期也出現過多次鎮壓抗日活動的事件。但是，這些事件必然被官方極力淡化。而且，即使是一般民眾，也可能寧願淡忘這些事。

我們知道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這種事情。這種心理效果很可能也發生在日據台灣人的心裡。而國民黨統治台灣以後的一些壓制行動，則使台灣人更容易片面去強調“美好”的日據記憶。

以上是在嘗試理解台灣本省人親日的心理因素。至於這有沒有到數典忘祖的程度。從我來看，會到這種程度的人其實極少。只不過，這種極端派人士可能反而聲音特別大。另外多數人比較低調，態度也沒有那麼極端。

台灣本省人在民族認同和文明偏好之間的游移或選擇，很可能是下意識的動作，而且部分可能是被報復意識推動的傾向。如果他們是強調文明偏好相對民族認同更具有優位性(primacy)，我贊成。而如果有人堅持民族認同立場不可遊移、錯亂，我也並不反對。但是，不同價值之間的優位性必須先考慮（文明優先）。基於此，對於一些人因此過於親日的態度，其可歸咎的程度，我就認為沒有一般深藍人士所認為的那麼嚴重。

我為民進黨和綠營的一些作為辯護，不為別的，而是希望那些深藍人士能夠調整思維，避免在反綠的時候，不慎落入反民主的陷阱。

民主的意義，嚴格來說，就是不被控制，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一人一票，只是民主的具體操作模式之一，不是全部。專制國家要醜化民主制，就總是極力窄化民主制的內涵，也極力矮化民主的價值。當然，民主的具體運作確實問題重重，但是，對我來說，根本問題在於人民的水準。人們被授權扮演主體，但是，他們並沒有充分的自我認知，這個主體實際上處於扭曲、發展不足的狀態。造成的結果就呈現為民主的缺失。

但是，因此而嘲笑民主，其實就是在否定各個人的成長潛能：你們就是沒有可能成為真正的主體；讓你們扮演主體的角色，你們只能是藉機出賣自己的主體性。

基於這樣的態度，那麼，民主的確就是無望的。但是，無望之餘，會誕生出什麼樣的結果呢？歌頌畸形的所謂美好，只要對問題無視，只去看被鼓勵凝視的美好。

政治被資本控制，或是資本被政治控制，這兩種問題其實都很麻煩，只希望你不要只聽一邊的說詞。

中國大陸的問題並不完全只是資本被政治控制，重要的是那是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如果是有制衡的政治體制，那麼，政治干擾資本的方式會比較合理。如果是集權制，可就真是控制，而且可能是極不合理的控制。中國大陸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會達到.61，甚至更高，很可能就是因為政治控制資本，而且是集權政治控制資本的結果。官二代、富二代（以及兩者的結合）掌控資本，這是大陸現狀中的大問題。

反之，說資本控制政治，這個問題確實也存在，現在的美國就深受困擾。但是，我們具體來看，比爾蓋茲如何控制美國政治？巴菲特又如何控制美國政治？馬斯克、貝佐斯又如何控制美國政治？他們這些人一個個氣惱川普到不行，能夠拿川普如何？這裡面的所謂控制，具體是怎麼進行的？還是說，反正馬克思就是這麼說的，那麼，事情就一定是這樣了？

首先先向Taiga兄拜個年。新年快樂！

我好奇Taiga兄住哪個社區，當然不是真要問出個明細來。我只是真的覺得好奇。我在我們大樓裡住了近30年，雖然不能說從來管委會都多是非，但是，因為我們常常被選為委員，所以深知其中甘苦。我確實好奇是怎麼樣的社區才能夠大家長期相安無事。我自己的判斷是，這種社區是少數。當然，我聽說有的社區大家爭做委員，這種情形我知道也有。但是，那裡面卻未必沒有問題。因為通常是大型社區、財力雄厚，委員成為能夠掌控資源者，甚至也有好處可得。這種情形下，委員不怕沒有人要做。但是，這樣的社區，可能會出現另外的問題。

關於究竟有沒有普世價值。我曾經嘗試做如下的陳述：平面地看，有；立體地看，沒有。這個意思我也很難說得詳細。所謂平面或立體，大體是在講是否納入脈絡(context)的考慮。脈絡概念是在討論“詮釋”這個議題的時候特別重視的部分。越是抽離脈絡，就越可能有普世價值。但是，把脈絡納入考慮，就很難說有普世價值。所以，說“每一個國家都得根據自己的文化傳統設計適合自己的政治制度”。我很難直接表示異議。也可以說，越是考慮路線、過程、細節，就越不容易有所謂普世價值。但是，就好像秦暉教授說的，”別人會造飛機，我們難道就不能坐飛機？不能喜歡飛機？“。對於強調國家各自的獨特性，我只能是有限的同意。人性還是有共通之處的。統治者對人民的宰制，過了一定程度，就是不應該隱忍，而應該起而抗爭。好比北韓，我就認為他們的人民應該起來抗爭。忍受那樣的統治是愚蠢。那不是國家獨特性的好例子。

當然，中國大陸又是什麼狀況呢？這就有比較多的爭議了。現在的情況，倒真很像是大家在瞎子摸象，眾說紛紜。我常常在批判中國大陸事務的時候，被譏笑是外行人說內行話。但是，我比較認為其實大家都在瞎子摸象。不過，各自陳述己見很可能是好事，慢慢或許能拼湊出接近真相的說法。如果是叫大家噤口，那才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