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到傳統中國文化可能容易導致“零和遊戲”的遺憾結果。有人認為這種說法對傳統中國文化並不公平（過度負面評價）。我同意這種說法。我對於儒家文化其實還是很敬佩的，但是我的確也常常拿它來開刀。這麼做看似矛盾，但其實未必。如果儒家文化禁不起批評，那麼，它也就應該被淘汰了。反之，它的真正有價值的內涵，很可能就是需要經過一番或多番淬煉，才能更加彰顯。這就是我們需要努力的志業。

事實上，我的前文批判比較是聚焦在傳統結構，而儒家文化只是傳統結構的部分面向。傳統結構會導致零和遊戲，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匱乏經濟。在匱乏的條件下，零和遊戲更容易發生，因為資源非常有限，他人得到了，就意味著自己無法獲得或將失去。不過，儒家文化在化除可能的零和遊戲傾向上，可能沒有發生顯著效果，這可能還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一點。問題的關鍵可能是在於“道德主體的滑落”。

我曾經嘗試指出，儒家文化的核心特質是“強調道德主體性原則”。這也是一種人本主義思想。但是，我也嘗試指出，近代西方文明的核心特質可能是在神本主義氛圍裡醞釀出來的人本主義思想。雖然兩種文化都是某種人本主義，但是，它們分別可歸於“外在超越的人本主義”（基督教文明）‘與“內在超越的人本主義”（儒家文明）。前者比較能有外部依托（上帝），而後者較缺乏外部依托（強調自我的道德性）。而在現實裡，後者可能更容易滑落，而成為世俗的人本主義。

世俗的人本主義，仍然強調人的主體性，但是，道德性卻在不自覺中式微。（道德所為何來？越是窮究到底，卻發現越是找不到有力答案。）世俗的人本主義（強調主體性，卻缺少道德性）可能就是現實世界的大病根。儒家似乎還沒有找到克服問題之路，但是，這並不一定是儒家的錯。如果儒家有錯，可能是在對人性做了過高估計。那麼，是不是要對人性觀做調整呢？也許是。但是，一調整，會不會又導向虛無主義？（對人性悲觀，甚至絕望？）

哲學家張灝曾經指出傳統中國人缺少“幽黯意識”。這大體應該也是對於人性觀偏失的檢討。因為缺乏幽黯意識，所以也缺少可能的預防措施，特別是制度性的預防措施。

其實，我們一般人並不一定完全缺少幽黯意識，而比較是儒家的理論架構裡缺少幽黯意識（片面強調人性善）。由此建構的政府理論也就容易有防弊不足的疑慮。譬如，實際上常常出現的是“陽儒陰法”的統治。而且，既是陰法，這樣的法就並不入流，主要是講究統治權術的法，而不是如何確立整體秩序的法。站在統治權術的法的背後，則是作為主體的人。這種主體人，實現的是專制統治，而不是民主制。

在專制制度裡的被統治者，還是不是主體人呢？其實難說。他們有他們的生活因應之道。就這個意義來說，他們仍然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主體性。但是，當統治者因故開始強烈鎮壓的時候，被統治者的主體性可能就會消失殆盡。那麼，我們還能說這是依循一套人本主義思想的統治體系嗎？從統治者一方來看，未必會認為有什麼違背。因為統治者仍然可以強調其統治是本於仁民愛物的原則，而鎮壓只是不得已時的短暫插曲，同時也是維持統治者“作為主體”的表徵行動。至於被統治者，他們難道只在被統治者鎮壓時感受到失去主體性嗎？

人其實有很多機會會感受到主體性危機。當我們想要逃離生老病死的痛苦時，就很能感受到自己的主體性不足。又或者，我們想要免於天災的苦難，也會發現自己何曾是個完全的主體？自己與螻蟻、蜉蝣又有什麼大不同？所以，說到底，人哪裡是失去主體性？主體性豈不更像是可望不可即，或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理想概念？

這是一種微妙但可能並不美妙的狀態。我們好像被宣告擁有主體性，但是，我們可能並不尊重、珍惜自己的主體性，因為它似乎並不可靠。從而，人們甚至可以輕易讓渡主體性，以便換取生存權或其他利益。

這種狀態的一種實際結果，是型塑出一種像是“農民的精明”的特質：我作為農民，我的主體性就表現在被官府強徵稅賦時，努力隱瞞真實的收穫量（與人丁數）。這種以精明為內容的“主體性”特質，對於零和遊戲傾向應該就沒有什麼積極防阻的效果。重視公共利益的觀念不容易得到伸張與維護。

也可以說，儒家所倡導的恐怕會變成一種空洞的主體性原則，缺乏所需要的維護機制。之所以缺乏，部分卻正是因為主體性原則本身。要維護能實現主體性的行動空間，就要消除對主體行動的制度限制。但是，這卻又為欺騙、壓迫、宰制...行動留下較多可能餘地。

回到討論的焦點。零和遊戲背後成因主要是匱乏感、被剝奪的疑慮與有傾向性的主觀認知。人因為覺得匱乏、因為擔心被剝奪，所以容易對人疑慮、敵視，傾向要防阻或消除他者的功與得。而某種的主觀認知習性則又可能惡化對人的疑慮觀感。如果在我們開始要懷疑他者的時候，願意做出一種認知努力，跳出主觀傾向，試著用另外一種眼光去看對方可能的善意或非惡意，甚至審視自身可能的惡意（包括不同深層的惡意），或許就比較可能有不同的反應。問題是我們不太習慣跳出主觀認知。我們對自己的主觀認知容易深信不疑，除非接受系統的思考訓練才比較會有改變。但是，當我們深信自己的“良知”主導著我們的認知時，我們就比較不會想要跳出自我的主觀認知。

“性善”、“良知”說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我們對主觀認知偏誤的提防。孔子雖然說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這些話，但是，在思想普及化過程中，這些警言還是很容易就因為人的自然選擇而被稀釋、消散，除非從更多不同角度進行火力交叉式的強調。相對來說，孟子的性善說與良知說對人有很大的鼓勵，也更容易被人接受。

中國社會沒有自發地產生現代科學，恐怕也與此有關。我們太過信賴自己的主觀認知，而忽略做客觀的、分析的探索。行為科學、社會科學也都沒有在中國社會自發地發展起來。我們覺得，沒有這些行為科學、社會科學，我們一樣可以認識人的行為。但是，我們其實很難自發地糾正偏誤的認知。而我們的偏誤，又總是系統地偏向人非己是、疑人而不自疑。社會心理學裡關於思考偏誤的討論就充分凸顯人的這種認知偏誤傾向。而儒家並沒有足夠地提醒、防阻這種問題。

主觀認知可能會和缺乏理性溝通習性相結合。前者是後者的部分成因，而兩者結合會促使人際衝突的可能性增加。

講究理性溝通大體是現代異質社會的特徵。傳統社會大概更多是強調情理兼顧。實際上，這裡的理很可能也已經被情所滲透，甚至扭曲。所以，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更多是感性的。但是，當遇到外人且利益立場並不一致的時候，感性溝通就可能變成難以溝通、不溝通或乾脆變成衝突。

缺少理性溝通，就很難尋求雙贏策略。最簡單的做法就是犧牲對方權益以利己方。當然，這樣做的長期效果可能就是零和。因為強者固然可以犧牲對方利益，但是，強弱之勢卻有可能更迭。最後是大家都得不到好處，總體效益微小。

理性溝通或許可以隨著現代化而逐漸變成普遍習性。但是，資源匱乏和某些傳統思維模式卻可能阻礙這種演化。鼓勵主觀認知的思維也在無形中破壞著理性溝通的可能。主觀認知裡常有偏見，但是人往往並不自知。利益立場相左的人，對事情看法往往南轅北轍，這會增加溝通的困難，可能阻撓溝通的進行與持續。很多時候，衝突雙方各自都存有偏見，重要的是能不能自我調整。人越相信自己的主觀認知，就越難調整偏見，互動就越是容易導致摩擦、衝突，溝通就可能越少進行，也越難持續。

能夠有意識地克制情緒涉入互動、溝通中，會有利於理性溝通的進行。但是，會不會有意識地去克制情緒涉入，也會受到文化價值的影響。傳統中國文化並不太阻止情緒涉入互動過程。“性情中人”基本上是個褒義詞，相對的則是類似冷血等較令人反感的特質。儒家的倫理並不直接鼓勵“性情中人”的互動模式，但它很可能提供了維持這種褒貶態度的理論基礎，或至少是沒有明確的反對立論。

總之，最後的實際結果是，中國人普遍不善於進行理性溝通。嘗試溝通，常常以衝突告終。舉個例。1945年起的國共戰爭，其實也經歷過幾次的談判，但是，結果最後都失敗了。甚至即使美國派國務卿擔任特使來調停，也還是失敗。當然，這樣的結果（調停失敗的結果）可能本來就是國共雙方實際想要的，因為雙方其實都希望最後是己方全贏、全拿的局面。調停只是不得已的暫時策略。而且，對雙方路線的是非判斷，也都難以通過自我調整來嘗試理解、包容、接納。

調停失敗對於中國整體而言是福是禍呢？恐怕無人能確知。也許減少了戰禍，甚至可因此避免之後的大躍進與文革浩劫。但是，誰知道呢？可能雙方稍後就再度開打。只要雙方偏見未除，衝突就仍然很難避免。

無論如何，衝突通常都意味著不幸，甚至是悲劇，而主觀偏見卻扮演著重要成因。

晚近台灣推動多元文化教育，部分就是想要減少偏見，對異己者多些理解與包容。但是，當我們看到自詡思想前衛的綠營，對國民黨毫不手軟地打壓，其中似乎還是看不到包容的意味。綠營可能抽象地肯定包容異己。但是，現實裡卻似乎仍然不願意諒解“特定的”異己者（是不是真只對特定對象才如此，還有待檢驗）。可見，要排除偏見，包容異己，絕非容易。文化調整也還有待繼續努力。（多元文化教育的具體內涵是否都恰當、可行，還是另外一個問題。）

客觀認知也許是永遠的人類理想，卻也永遠難以企及。科學也許可以有些幫助，但是，未必就真正能達到目的。有偏見的科學家或科學研究，所在多有。但是，上帝概念或許再度在此有積極意義。僅僅是“上帝之眼”的想像，或許就能讓人想到要自我調整認知角度。上帝會怎麼看這個事情？當人嘗試這樣問的時候，他就已經產生一種改變認知方式的意念；而且，他會傾向朝向自我超越，因為上帝就是一種超越的存在。如此，雖然客觀與否仍然可疑，調整偏見的可能性還是比較會增加。就此而言，我大膽認為，上帝信仰其實在這一點上對科學發展是有著積極意義的；當然，也可能對免於偏見、促進溝通有利。

上帝概念的作用或許也有局限性，就是當遇到不信上帝的人，或是他們信的是別種神的時候，調整自我偏見的傾向是否又會收縮？這應該是可議的問題。基督教與科學發展之間並不都是融洽的關係，也是顯而易見的事。

無論如何，在現代化過程中，在基督教世界內部，基督教倫理與上帝概念很可能幫助促進了減少主觀偏見的認知模式（從而也促進了某種程度與形式的理性溝通可能）。儒家思想在這方面的作用卻是相對有限的。

儒家思想有沒有可能在未來成為促進理性溝通、免於零和遊戲的顯著力量。並不是不可能。但是，當下的檢討、批評非常重要。

面對台灣當前的危機，台灣內部還在不斷進行內鬥，而且是多線內鬥，反思如何促進理性溝通、免於無謂衝突，實在很有必要。只是不知道是否還來得及挽救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