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的積極意義？辯論有積極意義嗎？我希望能說服大家相信，辯論的確有積極意義，但是，實際上是否如此，我自己卻並不樂觀。通過辯論能改變某些非理性的想法，並因此促成某些進步，那是我的希望。但是，事實是否如此，要看具體過程，而且，依古人的經驗，甚至依我自己的經驗，很可能多數時候辯論只是帶來不歡而散的結果。所以，古人常建議大家保持沈默，沈默是金。

沈默常可避免激發爭辯與衝突，這是古人的智慧。現在，這個智慧也還未過時。但是，沈默、不討論，也有代價，那就是理性溝通的欠缺，從而，集體理性化的進展更不可能，社會容易陷入發展停滯。我以為傳統中國社會就陷入這樣的困境中。

在台灣辯論藍綠間的是非、辯論統獨、辯論省籍情結議題，這些都很敏感，也都是許多人避免觸及的話題。即使討論，往往也要匿名隱身，以避免得罪人或直接與人衝突。但是，心結並非不存在，也可以說，某些偏見與不必要的歧見，因為大家避忌討論，而未尖銳化，但是卻實際存在於人心中，繼續影響著人們的思考、判斷與選擇。台灣藍綠的持續對立，影響台灣政治發展，其實就反映著偏見與歧見的普遍存在。

問題是，對立的雙方很難有任何一方被說服，承認自己有偏見，承認歧見與自己的主觀、成見與邏輯不嚴謹的推論有關。從而，對立就成僵局。誰也改變不了這種局面。雖然這種局面可能對台灣整體發展明顯不利，但是，也沒有什麼人再致力於化解這種對立，因為誰要做這種努力，很可能都是吃力不討好，自己落得滿頭包。（有沒有人從藍綠對立僵局中左右逢源，獲得特殊個人利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至少還是有些人可以嘗試進行理性的討論與辯論。我在網路上的討論就是在嘗試做這樣的努力。

我並不敢樂觀我能突破困境，通過辯論而說服多數人改變想法。事實上，我知道，就在我的討論過程中，我已經得罪了一些人，包括一些親友。既然不樂觀討論的結果，我為什麼還要繼續談呢？這裡，有一部分原因是個性因素。個性因素使我覺得不能已於言。我感覺到某些偏見的存在，感覺到某些過度的推論存在，我覺得我應該說話。我知道，有不少人很聰明，他們明明感覺到他人的偏見，但是他們可以不聲張，因為他們大可不理會這種偏見，而通過其他的圓滑手法獲得所要的結果。當然，這種圓滑也可能是將集體利益問題擺一邊，而先獲得個人利益或局部利益的手法。我不能批評這種做法，但是，我認為這樣做終究還是不夠的，我們不能總是避開某些重要而敏感的議題。

我不是樂觀的人，事實上，我是個非常悲觀的人。我的辯論主要並不出於樂觀期待，而是出於悲觀：台灣如果不能跳脫藍綠對立，台灣前景非常不樂觀。

孟子說：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我的悲觀也使我有類似的感覺：我不討論這些敏感話題，誰會願意討論？而這些話題，我們能永遠避諱嗎？？

我有幸與同學、朋友進行了冗長的討論。雖然總是很難獲得共識，但是，能進行這麼冗長的討論，我知道已經是極為難得的事，這必須要雙方有相當的善意、耐性與理性，否則很可能早就吵翻了，討論無法繼續。當然，如果可能，我們應該嘗試進一步從彼此的話語中尋找背後隱藏著的觀點與思考架構，並嘗試挖掘差異觀點、思考架構更背後彼此相通的認知基礎。從相通的認知基礎重新出發，嘗試建立理性共識。如果能做到這一步，那就功德圓滿，討論就有積極價值。

當我說我覺得他人存有偏見的時候，我自己也可能有偏見，甚至我覺得他人有偏見，其實是因為我自己從偏頗的觀點看事情的結果。就此而言，我其實也需要傾聽他人對我的說法的批評，通過他人的回饋意見來反省我自己。我不是說我會輕易地接受他人的意見，輕易承認自己的想法偏差，但是，只要能繼續討論，如果對方的說法非常在理，最後，我將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見，改變自己的態度。至少，我有這樣的心理準備。願意繼續討論，也就因為我終究相信，我不是完全主觀而再也無法看見自己偏見的人。我沒有輕易接受他人的批評，並不表示我完全拒斥批評，因為我內心深處有被他人觸動過的經驗，我知道有些道理是能說服我改變態度的。

所以，「以理服人」是我對自己的期待，也是我對與我討論的朋友的期待。

當我說，我是堅定的淺藍，朋友說：所以你容不下綠。

當我說，我是中國人，朋友說：你為什麼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台灣人？

但是，我覺得這裡有邏輯跳躍的思考。對我來說，是中國人，不表示不能同時是台灣人。認為中國人與台灣人互斥的概念，背後的思考架構是台灣與中國是兩個各自獨立的國家或社群。我出生在台灣，長大在台灣，一直活到六十歲都住在台灣，我所有的親朋好友都是台灣的人，我能不是台灣人嗎？我能不愛台灣嗎？

但是，因為我是台灣人，我就必須否認我是中國人嗎？我從小所學，就是我要「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怎麼我現在必須否認我是中國人呢？

有人說，因為你如果說你是中國人，就等於說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這個邏輯我也不能接受。當我說「中國文化」的時候，難道我只能意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嗎？當我說「中國歷史」的時候，我說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嗎？當我說中國詩人李白、蘇東坡的時候，我說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詩人嗎？顯然「中國」概念並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概念。「中國」的意涵遠大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有從狹隘的觀點看，才認為「中國」就必然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人也許又會說，在政治意義上，「中國」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看看西方人陶涵(Jay Tailor)把他寫的一本書題為「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那個「中國」難道不是政治意義的中國嗎？他是在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嗎？或者，他只是在說中共建政時期以前的中國嗎？

作為淺藍立場的人，我對綠營、綠媒的許多言論的確常不以為然。但是，如果說是藍就容不下綠，這又推論過當。首先，藍綠共存的客觀事實就已經否定了是藍就「不容」綠的命題。而且，我曾表示我對馬總統多次向二二八遺屬道歉之舉表示肯定，二二八遺屬恐怕多數是綠營人士，道歉就意味著包容與接納的態度（接納那些反對自己的人）。

綠營支持者這些年恐怕是在快速成長中。早年受到政治壓抑，綠營支持者是隱性的，現在則逐漸變成顯性。而且，有許多人在多年的「誤解」之後，忽然意識覺醒，發現原來國民黨是如此「醜惡」，於是幡然悔悟，毅然向綠。所以，雖然藍營到目前為止仍然還是執政群，但是，隨時可能翻盤，而且往後可能很難再有藍營執政的機會，除非藍綠對立消除。

我比較不理解的是，有些外省人第二、三代，也加入綠營。像陳詩孟，他祖父是陳布雷，是老蔣的文膽，而陳詩孟卻成為國民黨的反對者。這是為什麼？當然，簡單的解釋是他發現國民黨壞事做盡，無可原諒，也無由支持。有些人則可能是認為台灣獨立才是唯一出路，而綠營是獨派，所以選擇支持或參與綠營。但是，我不能同意這樣的想法。國民黨有罪惡，我同意。但是，任何革命與抗敵的政黨都很難完全沒有罪惡。想要在政治上一身清白，只能是避開一切政治。但是我並不特別尊敬這種人。身逢亂世，沒有人能完全清白，什麼也不做，並不真的就清白，那種人其實還可能特別自私。

我認為國民黨的惡行與社會結構及中國民眾的一般素質有密切關係。如果在民眾素質普遍高或結構較合理的條件下，革命、抗敵過程或可少許多罪孽。問題是實際上並不是如此。每個強迫過程都變成罪惡；而沒有強迫，大事卻難成。是孫文而不是梁啟超主導近代中國的改革，是老蔣而不是胡適這樣的人執政，主要都是社會結構的特性使然。執政者凶悍，當事人固然有罪，結構的作用更重要。

所以，我們固然可以論老蔣與國民黨之罪，卻不宜全盤否定他們。也沒有充分理由因為他們的罪惡而厭棄國民黨。當然，如果投綠是因為否認自己是中國人，我更以為是荒謬的想法。我們有權選擇不做中國人，但是那要另外的理由，不包括「我們本來就不是中國人」這個理由。特別是台灣的外省人，如果自認為自己本來就不是中國人，這種想法我絕不以為然。當然，別忘了，我們現在還是「中華民國」。

撇開這些，現實上台灣沒有法理獨立的條件，連柯建銘現在都在提議凍結台獨黨綱。我不認為柯有什麼對中國的國家認同，我認為那只是他的策略，要確保民進黨能執政。但是，他至少清楚知道法理獨立不可能的現實條件。

簡單說，台灣內部其實沒有太多統獨選擇的空間，實際上更沒有必要為此而衝突、對立。那麼，藍綠對立究竟是為什麼？

我認為藍綠對立的真正背景其實還是先前的省籍情結的遺禍。所以我才要再挑起省籍情結這個話題。

二二八、白色恐怖，可能是產生省籍情結的主要禍因，但是，我並不認為那是唯一的原因。不論如何，重要的是，留下來的是一種心理的糾結，是台灣本省人對中國人與外省人的負面情感。甚至部分台灣人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也與此背景有關。而部分外省人第二代、第三代也接受了這種認知與情感。

我不能說這種情感不該有，它有客觀的產生背景。我只能說，如果台灣想要向前走，這種情感及其所起的負面作用必須被正視並有所調節，而不宜任其繼續起負面作用。我希望那些極度負面評價馬政府，甚至因此完全否定黃世銘檢查總長的人，能深切檢視自己的評價依據，及思維背後的心理基礎為何。

反過來說，我的說法，背後隱藏著什麼我自己沒有意識到的非理性理由，我也希望能通過討論而被告知、揭露。我會為我自己辯護，不會輕易接受批評。但是，如果可能，請盡量用充分的理性理由來說服我吧。而當我們兩方覺得有任何理由不足的時候，不妨多些自我檢討，而最終，也許我們可以產生真正的深層共識。我以為理性共識才是台灣的希望所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