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一直很好奇，宋七力究竟是如何跟謝長廷、游芳枝建立社會關係的，不過，宋七力的事件以及相關的社會現象，筆者倒是時有耳聞。這回，筆者讀楊智傑、錢世傑的【法律人的第1本書】時，也看到當時宋七力案件的法律討論，就這方面而言，兩人似乎對當時法院以沒有「主觀犯意」為理由的無罪判決，頗有意見。

另外，錢世傑在自己的部落格裡面，也有談到這方面的現象，也著實被一個讀者海扁一頓，然而，筆者發現楊智傑、錢世傑在書裡面談到宋七力的案子時，也僅止於對法院無罪判決的理由提出疑問，比較沒有做進一步的法律評析，後來，錢世傑在一次跟筆者討論的時候，建議筆者用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宋七力現象，對於這個建議，筆者要在這裡說：「社會學喔？那要看宋七力作為一種信仰的性質囉！」

從楊智傑、錢世傑在書中的描述看來，他們似乎對宋七力的崇拜現象不甚贊同，不過筆者認為，宋七力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信仰、崇拜及其對日常生活的影響等，在社會學理論上都是可以站得住腳的。筆者也發現，從法律學的觀點來看信仰、宗教崇拜的相關現象，似乎頗有限制，因為相較於宗教而言，法律的論述比較沒有包含情感的成分，可是宗教的信仰、論述和生活實踐，卻幾乎是以情感的成分為主。

然而，筆者所定義的「可以使其站得住腳的社會學理論」，其實就是韋伯(Max Weber)提出的傳統權威、法理權威、卡里斯瑪權威等三種權威來源或支配形式，三者的邏輯關係如下：(1)傳統權威可能演變成卡里斯馬權威，爾後再變成法理權威；(2)傳統權威可能不經過卡里斯馬權威的演變，直接變成法理權威；(3)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下，法理權威有可能再變回卡里斯瑪權威，台灣目前頗有這種現象。

按照韋伯在【支配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裡面的討論，卡里斯瑪權威對人的支配條件，無非就是個人需具備感召眾人的人格品行、超人力量、天縱神才，基此，從宗教界的神職人員，到政界、商界或新聞界的當道大老、有力人士或意見領袖，都有可能以「卡里斯瑪」作為影響群眾、公眾或大眾的力量來源，就宋七力的案例而言，筆者認為應該是所謂的「宗教卡里斯瑪」，而信徒是屬於集體中的群眾。

筆者發現，這種論述似乎滿常出現的：法治社會竟然還有情緒化的個人崇拜。其實，從韋柏上述的權威邏輯關係來看，這種變化是在理性範圍之內的，當一個社會的不確定性因子越多，那麼這個社會當中的「重要位置」，例如總統、行政院長、出國比賽的運動員、宗教界領袖，本身具有的「法理權威」和「卡里斯瑪權威」，就有可能出現此消彼長的狀況，其中，「卡里斯瑪權威」將被突顯出來。

這也就是為什麼，當楊智傑或筆者的好友-錢世傑，試圖從法律學的觀點來看宋七力現象的時候，會受到一些人的抨擊或質疑，一來，若再考量涂爾幹(Emile Durkheim)【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當中提出的圖騰崇拜，那麼對信眾而言，宋七力呈現出來的各種圖像、影像或形象，其實就是他們所信仰的、所崇拜的圖騰或神跡，這樣的信仰、崇拜，是幾乎以情感為主要聯繫元素的，與法律相去甚遠。

二來，若考量韋伯三種權威來源的邏輯關係，那麼，若把宋七力現象視為台灣近年來個人崇拜之社會現象的例子，其實也是可能的。就此，韋伯主張的「法理權威」到「卡里斯瑪權威」的轉變，這幾年可能已經出現在台灣社會當中了，然而宋七力本人，之前對謝長廷選情的樂觀預言，就如同其他命理界或宗教界意見領袖對選情的預言一樣，都被媒體大肆炒作，顯見，台灣目前的不確定因子確實比之前多。

撇開筆者對宋七力的好惡不談，從社會學看，宋七力現象之所以一直被人拿出來討論，就是因為，對宋七力存有強烈信仰情感的群眾，依然是存在的，換言之，筆者認為宋七力可能仍對一些民眾具有影響力，依然有著一定的卡里斯瑪權威，儘管社會規範，如道德(這是法律正義情感的主要來源)對他的印象並不太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