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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以前唸的是自然組，後來考上了一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大學科系，並受到一位老師的啟蒙，從此與社會學結下不解之緣。
大二即開始嘗試以社會學的觀點來看事情，不過探討範圍不如現在廣泛，多以消費、文化等為主。 後來到了研究所，由於經歷社會學研究所考試的洗禮，故對社會學的研究、興趣又再加深，最後到了寫課堂報告、時事評論甚至日常言談都離不開社會學術語的地步。 社會學也有一些被認為詰屈聱牙的部份，例如哲學色彩濃厚的社會學理論，或者一些論述的思考方式。 但我認為社會學作為探討人類社會的科目，應該是要生活化的，所以，願意本著自己一些社會學的根基，在此與各位喝咖啡，聊社會學。 本部落格文章皆有著作權，抄襲必究，轉載須註明出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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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酬庸、輪迴與大屠殺？ |
| 時事評論｜政治 2025/06/12 17:49:13 |
繼沒有勞動行政實務經驗的洪申瀚擔任勞動部長、沒有交通專業背景的陳世凱擔任交通部長、沒有國防專業背景的顧立雄擔任國防部長等我覺得很扯的酬庸事件之後，最近又爆出史英的兒子史哲要擔任臺灣高鐵公司董事長，然後民主進步黨中央政府還幫忙找理由美化史哲。 這就跟近日沈伯洋被香港媒體踢爆父親與中國生意往來密切，又或者以往高喊臺獨、反中，並對其他黨派與中國人士有互動的人扣紅帽子，但當自己或自己家人親友被發現也有跟中國人士力密切往來(如跟中國女子深入交往)，結果民主進步黨幫忙說話一樣，看來都很扯。 還有，日前行政院長卓榮泰表示，支持中央政府總預算的立委，其選區所轄縣市政府優先補助，並提出輪迴說，而部分支持者更藉此謾罵、羞辱藍營執政縣市，這也同樣誇張。 除此之外，民主進步黨以上這些舉措，背後的關鍵道理也跟他們譴責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臺灣二二八事件，但不譴責美國、以色列帶頭屠殺巴勒斯坦人，也不譴責美國聯邦政府近日越過加州州政府出動國民兵鎮壓洛杉磯示威群眾，更不譴責日本在中國的南京大屠殺、在臺灣的雲林大屠殺一樣。 這背後的關鍵道理，依據社會認同理論的觀點，便是民主進步黨或其側翼，是有著內團體偏差(intergroup bias)，他們為了持續贏得每一場的選舉，以維持自己的政治及經濟利益，故明顯較信任與偏袒內團體成員，也就是自己人，認為他們較有價值(這也是民主進步黨中央政府喜歡任用自己人當高官的原因之一)，以致對外人不公、雙重標準。 民主進步黨自家人、側翼、支持者等，是當然的內團體成員，而美國、日本，則被民主進步黨視為天皇老子、爺爺爸爸，再加上部分民主進步黨政治人物的子女又在美國生活、工作就業或就學，因此美國、日本也是他們的內團體成員，其他與民主進步黨有相同政治立場的個人、單位或國家，從民主進步黨的態度看，也是內團體成員無誤，故較信任或偏袒這些個人、單位或國家。 由上述現象，再對照民主進步黨就中國國民黨、臺灣民眾黨等敵對政黨，或者中國等美國敵對政權的態度看來，是明顯地雙重標準，可說是完美地詮釋了，甚麼叫做內團體偏差；而與內團體偏差相對應的外團體同質性錯覺，從臺灣主流媒體報導、社群網站留言或貼文看來，民主進步黨及其支持者也有鮮明的展現，他們把立場跟他們不同的個人或團體，都一致地視為中共同路人/協作者、舔共親共或親中。 而內團體偏差及外團體同質性錯覺，若要追根究柢起來，主要就是因為團體迷思(Groupthink，亦作團體盲思、集體錯覺)所致。 團體迷思最早由美國社會學者威廉·H·懷特(William Hollingsworth Whyte)於1952年在《財富雜誌》中首先提出，而由該國心理學者歐文·萊斯特·賈尼斯(Irving Lester Janis)發揚光大。 團體迷思是指團體在決策過程中，由於成員傾向讓自己的觀點與團體一致，因而令整個團體缺乏不同的思考角度，不能進行客觀分析；一些值得爭議的觀點、有創意的想法或客觀的意見不會有人提出，或是在提出之後，遭到其他團體成員的忽視及隔離；團體迷思可能導致團體作出不合理、甚至是很壞的決定，部份成員即使並不贊同團體的最終決定，但在團體迷思的影響下，也會順從團體。 民主進步黨目前掌握黨決策權或話語權的，我觀察有黨主席賴清德、秘書長林右昌、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柯建銘、立法院黨團幹事長吳思瑤等，黨內其他政治人物也都傾向讓自己的觀點所屬政黨一致，臺灣主流媒體以往也曾有報導，指出有些民主進步黨政治人物表達出與黨立場不一致的觀點，很快就被排擠或攻擊，而這類人受此對待之後，或者想要求官、希望黨提名自己參選時，又會把自己立場調整得跟黨一致。 團體迷思有八大表現形式，包括無懈可擊之錯覺、集體合理化、對群體道德深信不疑、對外偏見、對異議者施加壓力、自我審查、全體一致的錯覺、心靈守衛。這八大團體迷思表現形式中，民主進步黨及其側翼、支持者們，目前看來是無懈可擊之錯覺、集體合理化、對群體道德深信不疑、對外偏見、對異議者施加壓力這五大形式表現得較為明顯。 無懈可擊之錯覺，是指群體過份的自信和盲目的樂觀，忽視潛在的危險及警告，意識不到一種決策的危險性；集體合理化，是指群體透過集體將已經作出的決策合理化，忽視外來的挑戰，一旦群體作出了某個決策後，更多的是將時間花在如何將決策合理化，而不是對它們重新審視和評價；對群體道德深信不疑，是指成員相信群體所做出的決策是正義的，不存在倫理道德問題，因此忽視道德上的挑戰。 波蘭社會學者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現代性與大屠殺》所提對不同物種的無益的分類以及將理性掌控賦予道德優越感的趨勢都使得大屠殺發生，或者《社會學動動腦》所提關於自己人的所作所為都從寬認定，但外人的所作所為卻放大檢視，其實都是上述三種團體迷思作祟，差別在於前者是在統治集團或管理階層所組成之團體中展現，後者則可能在任一團體中表現。 再來，對外偏見是傾向地認為任何反對他們的人或者群體都是邪惡和難以溝通協調，故此不屑與之爭論，或者認爲這些人或者群體過於軟弱、愚蠢、不能夠保護自己，認為自己群體既定的方案則會獲勝；對異議者施加壓力，則是指群體不欣賞不同的意見和看法，對於懷疑群體立場和計劃的人，群體總是立即給予反擊，但常常不是以證據來反駁，取而代之的是冷嘲熱諷。 這兩大團體迷思的形式，我認為差別只是在於是對內或對外，它們同樣都表現出對不同意見缺乏包容力的態度，內部成員表達異議，可能會被所屬團體視為叛徒、背骨仔，而外部不認同團體言行舉止而批評者，則被視為敵人。 民主進步黨由陳水扁、蔡英文加上現在賴清德統治臺灣的這將近二十年來，做出具有重大爭議或引發民怨反彈的政策，如教改、廢死、廢核、反中親美、轉型正義去蔣化、大罷免、大刪地方政府補助款，或者持續不斷的高官酬庸，每當遭受質疑的時候，民主進步黨人出來發言者，或者其側翼、支持者上網留言、貼文者，也都展現出上述五大團體迷思形式中的至少一種。 其中最常被詬病的，又莫過於對外偏見這一點。 陳水扁、蔡英文或現任總統賴清德及民主進步黨經常對內或對外，自己或透過側翼、親綠媒體宣揚臺灣的民主，但是他們在公共行政之中，卻是理所當然、明目張膽地展現以上數種團體迷思的形式，並用國家機器、法令解釋予以合理化，這樣一來，臺灣儘管目前還有民主的名目形式，但已有專制獨裁的實質跡象。 可每當民主進步黨被質疑專制獨裁時，該黨成員或支持者、側翼，卻仍常拿中國共產黨來比，或者拿以前中國國民黨的威權、戒嚴來比，再度展現出團體迷思，但這是不長進的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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