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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以前唸的是自然組，後來考上了一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大學科系，並受到一位老師的啟蒙，從此與社會學結下不解之緣。
大二即開始嘗試以社會學的觀點來看事情，不過探討範圍不如現在廣泛，多以消費、文化等為主。 後來到了研究所，由於經歷社會學研究所考試的洗禮，故對社會學的研究、興趣又再加深，最後到了寫課堂報告、時事評論甚至日常言談都離不開社會學術語的地步。 社會學也有一些被認為詰屈聱牙的部份，例如哲學色彩濃厚的社會學理論，或者一些論述的思考方式。 但我認為社會學作為探討人類社會的科目，應該是要生活化的，所以，願意本著自己一些社會學的根基，在此與各位喝咖啡，聊社會學。 本部落格文章皆有著作權，抄襲必究，轉載須註明出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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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孝道外包現象 |
| 時事評論｜社會萬象 2025/05/13 12:57:12 |
儘管大都沒有報得很大，不過個別政商名流、演藝圈人士請看護或幫佣照顧身體功能狀態不佳、生活無自理的父母或其他親戚，但仍宣稱自己很孝順的事例，仍持續見諸於臺灣主流媒體的畫面、版面上，對此現象，近日有人用ChatGPT去分析，提到了一些社會學的理論觀點。 且讓我於本文做些補充。 首先，ChatGPT對孝道外包的現象提到的道德經濟，它其實算是經濟人類學概念，指傳統社會中農村的經濟模式，當中農民不單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也受道德准則和價值觀所驅使，在避免風險和安全第一的原則下，遵從「互惠性」慣例，並透過各種重新分配的制度，以確保村民的最低生活標準。 這與所謂孝道外包現象中，雇主、雇主非受照顧之家人親友、看護或幫佣及受照顧之父母或其他親戚的情境還是有差異，故ChatGPT提得不恰當。 因為以臺灣社會目前我自己看過、聽過的情境事例，較常見的，還是雇主或其非受照顧之家人親友，與看護或幫佣形成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也就是雇主或其非受照顧之家人親友當方面要求看護或幫佣做這做那，看護或幫佣則並不太有權力，去請求雇主及其非受照顧之家人親友幫忙協助。 而雇主請看護或幫佣代為照顧自己年邁、身體功能狀態不佳、生活無法自理的父母或其他親戚，然後像是其中有名氣的政商名流、演藝圈人士，透過經紀公司、相關節目製作單位其主持人之間的社會交換網絡，建構出自己很孝順的臺前形象，便是因為自認已經有花錢、花時間尋求相關管道，幫父母或其他親戚找看護或幫佣來處理事情，就跟中央機關所屬分支機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花錢、花時間審查標案或簽辦估價單，找廠商代為施作工程一樣。 一般中央機關所屬分支機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請廠商業者代為施作道路養護或樹木維護工程，與臺灣部分一般民眾，或政商名流、演藝界偶像明星請看護或幫佣照顧家人親戚，共同點就是可能都涉及專業分工的考量，認為道路養護、樹木維護的實務操作，民間廠商比較專業，家庭照護或家事處理，有些人也認為看護、幫傭比較專業。 這便是呼應到，社會學功能論先驅者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博士論文【社會分工論】關於有機連帶的觀點，那就是社會如同一個有機體，各行各業如同這有機體上多種不同功能的器官一樣，各司其職，臺灣主流媒體近幾年常講的懶人商機，說穿了就是社會有機連帶程度加深，社會分工更細密。 不過，也就像我目前對臺灣請褓姆帶小孩之現象的看法一樣，會選擇請看護照顧生活無法自理、身體功能狀態不佳的父母或其他親戚，或請幫佣代為做家事，也還有可能是因為覺得自己照顧、自己做家事，會與自己工作賺錢、追求自我實現或吃喝玩樂、臺前表演塑造正面人設的目標起衝突，而相對對自己為人子女的社會角色缺乏充足認識與認同感。 君不見臺灣那些位居社會結構上層的人，大都花錢請看護照料年邁又失能的雙親？大都花錢找幫佣來做家事？然後還以自己已有花錢、花時間找管道門路來表示自己有盡了孝道？ 這種花錢請人代為照料雙親、代為料理家務的現象，其實也一樣跟都市化、工具理性化、麥當勞化、小家庭化等社會變遷因素有關，都市化導致社會關係疏離而較不會有熱心的人幫忙，工具理性化，或者社會學者喬治雷瑟(George Ritzer)【社會的麥當勞化】所說的麥當勞化，會讓人們漸漸認為請其他專人，甚至送到安養機構搭配一些機械設備來照料較好，小家庭化，也就是大家庭變成小家庭或所謂的核心家庭，幫忙照顧失能雙親、料理家務的人手也會不足。 在上述各種宏寬的社會變遷情境下，相對以追求個人自我實現、吃喝玩樂或工作賺錢累積財富為優先目標、習慣花錢解決問題的人，同儕的孝道外包行為，或大眾傳播媒體對於孝道外包行為人的報導，便會成為及參考團體，便會將為人子女或晚輩盡孝道的傳統社會角色，外包給花錢請來的看護或幫佣。 上段所述心中並無親自照料雙親、親自盡孝道之文化目標，僅有花錢雇人照料及料理家務的行為，算是社會學功能論者莫頓(Robert King Merton)對於越軌或偏差行為所述之分類中，無文化目標、僅有制度化手段(依現行法令請看護或幫佣)的儀式主義行為。 而請了看護或幫佣，多少也會涉及人家勞動權益的問題，在這方面，台灣社會目前的勞權意識，似乎仍侷限在臺灣本地人，或者日本、韓國及其他西方先進國家的外籍勞工，比較會被臺灣社會普遍視為內團體的群體，東南亞或其他落後不發達國家地區來的外籍勞工，就比較會因為偏見而視之為外團體，也就漠視其勞動權益。 臺灣目前無論是處在哪個社會結構的位置，請的看護或幫佣以東南亞活其他較不發達國家地區者居多，基於偏見此一社會心理因素使然，雇主家庭比較不會再讓人家有其他資源或資訊的來源管道，而形成社會學者布勞(Peter Blau)【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書中所說的那樣，對於看護或幫佣產生強而有力的支配權力，進而就能視其為工作機器，而非人。 臺灣的職場，無論是公家單位、國營事業機構或民間企業，把基層員工視為工作工具、機器，而非人的情境事例(常見的如非上班時間傳工作訊息)也所在多有，因此老闆或主管也就會把基層人員的功勞攬在自己的身上，請看護或幫佣的民眾，把人家功勞攬在自己身上，甚至在媒體前以此塑造孝順人設者，也是一樣的心態，就是只把協助的看護或幫佣視為工具、機器。 這便是工具理性化、麥當勞化社會常見的去人性化現象，它的勢力範圍也擴及到家庭看護、幫佣等工作中的社會互動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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