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墩米公司日前發生農產品農藥殘留的事件，發展到最後是實際上沒有農藥殘留，而是內部相關人員誤讀檢驗報告，不過似乎仍令部份消費者對當地農產品產生不信任感、一些農民的農作物也賣不出去、輿論對農藥管理的討論。現在，農民與消費者間之關係也再被討論。

其中，農民與消費者間之關係這一塊，我發覺它是除了農藥、農產運銷、農場經營管理之外，另一個國內輿論近年來挺關心的。對我來講，這很接近我的一項主張，就是台灣農業發展的一大策略，是農民也能夠去累積，農政單位、農業團體(如農會、農田水利會、產銷班、合作社等)、農產運銷中間商之外的社會資本，消費者及其相關團體便是其中一例。

而這社會資本的累積，最關鍵的也就是社會關係的建構及凝聚。以此，無論是國內目前幾乎各縣市都有的農民市集，或者是現在媒體報導的契作代耕，從關係凝聚理論的觀點看，都很像是提供一個平台，讓彼此間本有一定仰賴程度的農民與消費者，處在一個較為對等的位置上，進而有成功、良好的農作物耕種或農產品交易的互動，從而凝聚起信任關係。

從傳播的角度看，這麼做的目的其實也就跟台灣媒體這陣子也很常報導的產銷或生產履歷，或者更清楚詳細的農產品標示類似，就是希望使農產品生產、製造等相關的資訊，有更好的媒介傳遞給消費者。只不過，農民市集或最近媒體討論的契作代耕，是農民與消費者以｢面對面｣為媒介來直接進行資訊交換，這個媒介也常被認為是效果最好的。

以此，像宜蘭縣政府推出有機樂活認同卡，讓消費者認養縣內有機專區的稻米，台東縣政府推出網路農場及計畫導入【台東良質米契作銀行】，或者彰化縣政府未來可能針對稻米產銷專業區建立的契作媒合平台，我想他們預期的效果，也都是令農民與個別或團體組織形態的消費者，建立農業生產範疇中的交換與信任關係，從而獲取合理的收益。

至於｢牽線｣，我認為從農民社交圈的成員，到地方上的農政單位、農會、社區組織、農業或消費者相關的志願團體等都可以行使這個角色。除此之外，我認為就如同農民市集的農產品一般，農民與跟其建構農產品認養或契作代耕的消費者，彼此間平均每週、每月就作物種植進行互動的頻率，與其收益及農產品形象間的關係，其實是可以做深入的探討。

另一方面，台灣農民的農藥使用，除了抽驗、檢測的制度與執行外，另外一大問題就是他們農藥使用的資訊或知識來源，絕大多數不是來自農藥商，就是來自同儕，來自農藥毒理專業者的少之又少。這從社會學看，農藥商及同儕很明顯地成了國內農民農藥使用的主要｢參考團體｣，其狀況就好像青少年比較信任同儕，而非學校老師一樣。

此問題，從關係凝聚理論的觀點看，可能的成因八九不離十，就是農藥毒理方面的專家，與農民之間總有地位落差感存在。所以，我認為農民與農藥毒理方面的專家之間，至少其中一方還是應設法減少這樣的感覺，以彼此可理解、真誠、正當、真確的言詞來溝通。職是，農業改良場、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各地農會及農政單位須充分實踐這點。

總之在農藥販售、檢測的制度與執行外，台灣農民農藥使用問題的因應策略，尚有社會關係網絡之建構與其關係凝聚的層面，也就是設法跟消費者充分建立以信任為基礎的交換關係，以及令農藥毒理方面的專家，充分加入農藥使用的知識、訊息交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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