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2015/11/17 16:49:57瀏覽2007|回應15|推薦13 | |
看到中研院副院長榮膺蔡英文的副總統搭檔,提到陳先生是公衛專家,忽然讓我記得當年李遠哲院長曾說過,給中研院一百億預算會創造出二十萬就業機會,然後又將聯勤202廠改成生化園區,繼任的翁院長和蔡英文又搞個宇昌案,被國民黨揭發後,民進黨還一直認為這是藍營打壓生化產業的明證,因為翁院長是懷著一個替台灣找一條出路的心來主持宇昌案(一個愛台灣的中研院院長竟然是擁有雙重國籍的,好一個愛國志士),老實說,我總覺得台灣人一直想要複製所謂半導體成功的經驗,而且就賭在生化這個行業,這真的是在危險不過的心態。先不要說會不會成功,半導體的成功基本上是一種假象,台灣這些年來產業升級問題和出口集中化,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政府花了太多資源在半導體行業,導致資源錯誤配置,終於有今天的惡果。難道這真的算是成功的典範? 但是到底生化是否真的值得台灣一試呢?我們來看看吧! 首先,生化這個行業是一個很廣泛的行業,包括製藥,試劑,一般所謂的營養品,保健品都可算是,但是我想大家都同意,把生產蠻牛這類產品的公司稱為生化公司是和預期有落差的,所以我們就專注在製藥等比較高階的產品討論。 製藥和半導體都是需要大資本投入的行業,但是半導體行業是以周期短的修費性產品為主,投入到產出的周期很短,基本上資金周轉比較快,而且因為產品屬性問題,即使出錯了,賠償的問題也很簡單,記得當年intel晶片有誤,也不過就是賠個新的晶片了事,但是反觀製藥業界,基本上從開發新藥到投產,都需要相當時日,一般都需要數年時間,記得神隆當初為了過FDA認證就花了好幾年,經過數次失敗才拿到認證書,而且就算成功製造出有機會的藥品,臨床實驗也就花費大量時間,這都需要長期投入,而且因為和人體有關,規範也相對嚴格,如果出事,那賠償金額也常常是天文數字,甚至導致廠商傾家盪產破產,當年沙利竇賣(Thalidomide)的故事就是很好的證明。 說了這麼多,我認為台灣的文化真的不太適合做這種長期投資的生化產業,一來回收資金周期長,哪家公司會為了十年,二十年後的收益來投資?二來是由長期風險存在,當公司賺錢時是要分配還是做為日後的準備金呢?我想在台灣,營利不分配絕對是行不通的。三是製藥因為有技術障礙,所以當成功時就會有暴利的假象(看看當年發明威而鋼的輝瑞藥廠),依台灣目前現況,這種暴利公司絕對是眾矢之的,此時人們卻忘了暴利是長時間的努力換來的。這些台灣的文化問題,基本上是對製藥公司不友善的。所以我並不看好這類型的生化公司會成功。 雖然這麼說,我倒是認為我們可以看看日本的模式,他們許多藥廠是以製造保健品,甚至機能飲料(如大塚製藥的寶礦力)來分擔長期的風險,這樣公司才能可大可久。台灣本來就沒有基礎,但反觀台灣在談到這些生化產業時,總是一開始就要做到世界第一,開發新藥,學者也以此為志向,但是我常想,這種完全以技術為唯一考量的商業策略在台灣文化中可能成功嗎?這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啊! 我一個中研院的研究員朋友跟我說過,中研院的方向應該是比較基礎的科學研究,工業和產業發展應該是工研院的職責,但是由於翁院長的雄心壯志和憂國憂民的心態,中研院許多基礎研究都不被重視,經費也不如以往,反倒是對於應用方面著墨甚多,對於生化產業,如果照此下去,中研院會不會如邯鄲學步般兩頭落空呢!這才是我最擔心的。政府花了大量資源來扶持某一特定產業,這遠非國家之福。 |
|
( 時事評論|公共議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