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家專門賣中共禁書的書店，忽然在短短幾周之內，從老闆到員工到股東消失匿跡，最後只因為股東發出一封傳真確認其是到內地接受調查才知道原來這書店真的事被中共盯上了，看來中共的統治心態和以前一直都沒有改變，竟然只為了書店意圖出本領導人情史的書就這樣大動干戈，這種眼中如不下一粒沙的心態，我們怎麼期望共黨會轉成自由民主的政黨呢!而且這也違反了中國在國際上的政治承諾，這只會加深全世界對中國的不信任，因為明明白紙黑字寫進香港基本法的東西，卻為了一家異議書店而破功，這不是落人口實嘛!看來或許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史派翠克說的:左派的國家很難透過經濟發展成為民主國家，右派的國家似乎機會較大。因為像智利，台灣，韓國，基本上都是透過經濟發展後轉變成民主國家，但是左派國家似乎還沒有成功的例子。

    說到智利，我就想到貨幣學派經濟大師Milton Friedman曾經說過的一個故事，他曾經在上世紀八零年代去智利做經濟顧問指導智利走向自由經濟，當時他在芝加哥大學外面天天有學生抗議他去幫助一個獨裁者(當時智利總統是以政變推翻左派阿葉德總統的皮諾契特)，但是後來中共來請他到北京時，根本就沒有人抗議，還有學生大表支持，但是兩者都是獨裁者啊!所以大師在他回憶錄中對這種現象嘖嘖稱奇。但是如果從此次書店事件看來，共產黨當時能獲得支持是很有道理的。當時多少知識分子是醉心於共產主義的。

    老實說，無論是把歷史說的有滋有味的演義式說法，或是正經八百的論述，歷史基本上就是書寫者的歷史，因為沒有留下文字紀錄者是很難被考慮進去的，所以統治者想要獲得支持，他就一定要獲得書寫者的支持，蔣氏政權失敗，一般都歸咎於貪汙腐敗，這當然是事實，但絕對不是全部。這種立論的最大問題是:共產黨就真的一介不取，當然不是，而且中共早在取得政權前就已經有很可怕的獨裁傾向，有一本書叫做紅太陽是怎麼升起的，裡面就可以看出當時整肅的可怕。當時中國國內輿論和知識分子大部分都認為中共才是中國的前途，大多數的知識份子也留在大陸和新中國一起奮鬥，可是現實終歸是現實，這一代的學者最後都成了暴政下成了犧牲品，或是如郭沫若成趨炎附勢的小人，但是共產政權已經得到輿論和書寫的支持了，而且還是高度的支持，不然Milton Friedman也不會有那樣的感概啊!如果這個例子還不夠，以萬曆十五年一書成名的黃仁宇就曾提到在美國教大學課程時，有一個同學自認為很清楚中國現代史，而根本不來上課這麼一個例子，而上世紀三零年代知識分子對納粹的效忠，上世紀六零七零年代歐洲知識份子對蘇維埃政權的肯定(我喜歡的右派學者Raymond Aron也因此被排拒在學術圈外，因為他是堅決反共)，這都是因為當權者掌握了書寫者的緣故，所以也就掌握了輿論和日後的發言權了。當然技巧或有不同，但效果真的很驚人，如果以這種觀念來看蔣氏政權，蔣家真的在這塊方面差太多了，所以丟了中國大陸，看來也將要丟掉台灣政權。

    回到正題，曾經被沙特稱為二十世紀人類不可超越的共產主義，如今卻是學術冷宮，而中共固然在掌控書寫者曾經獲得很好的成功，也因而成功塑造形象，但是時代是一直在改變，到今天還想用當年那種秘密方式來處理書寫者，那根本只會把群眾推得更遠，而且也代表其獨裁心態並沒有改變，如果不思改進，政權一定會出大事，以台灣人的立場來看，一個動盪的中國並不是好事，因為無論你喜不喜歡中國，他的確是深深影響著台灣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