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創作，應該是也必須是自由的，因為這是惟一可靠的途徑，使作家的才思得以充分發揮，使得較好的作品得以發表、流傳，偉大的作品在自由比較之下出現。

　　文學創作是作者全人格的表現，所謂「詩言志」，是一種高遠的理想，同時也應該是作者所應遵奉的守則；惟其是「言志」，所以要「修辭立其誠」．作家的誠懇，是比甚麼都重要的條件。

　　從本年初以來，讀到幾篇討論文學的文章，有些分析與討論，我認為是不正確的、甚至有害的，有予以澄清的必要。在愛國家、愛文學的大前提之下，捐小異而求大同，破邪說而明正理，這是關心文學的朋友們共同的責任。

　　從字面上看，「現實主義文學」、「鄉土文學」，都沒有甚麼錯處；問題是，我們不能祇惑於其「名」，而不去分析其背後的理論與內容。二有的作者把我們的文學藝術活動，和經濟、政治、社會等生活作排比討論，這當然是研究文學史的一法，不幸的是，「排比」之際，出現了高下隨心、任意取捨的現象，因而出現了偏頗歪曲的論調，這些論調不惟對國家有害，同時對於追求發揚人性、啟導時代的文學作品的這一目標，也是有害而無益。

　　譬如講到台灣的經濟建設，三十年來慘澹經營，有今天的成績為舉世稱道，而亦值得我們自豪，有人似乎漠視了許許多多進步的事實，如王拓先生分析「鄉土文學」的背景時說，「這段時間 ( 民國六十年以後 ) 的台灣社會，由於國際重大事件的沖激，與國內經濟極不平衡的發展，而產生了強烈的反抗帝國主義，與反抗殖民經濟和買辦經濟的民族意識和社會意識，要愛國家、愛民族、要關心社會大眾的生活問題。」 ( 註：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又是「鄉土文學」』，台北「仙人掌」雜誌第一卷第二期，六三頁。 )

　　當我們全民一致為自由與生存而奮鬥之時，我們的「反帝」，首先是反共產主義的赤色帝國主義，以中共為代表的邪惡勢力，正在對我們挑戰，如果說「反帝」而不談「反共」，這這是沒有掌握到世局的重點。「反帝」如只是反對以美、日為主的外來資本，是否是一種極不高明的「轉移目標」？

　　我們的經濟究竟是不是「殖民經濟」？我們的經濟是否控制於「買辦」之手？外資對於我們的經建，究竟功過如何？應由經濟學者來作客觀的分析。

　　就政治方面看，中華民國政府以憲法為網維，明定三民主義為基本方針，中國的對日抗戰，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治外法權，以至今天堅苦卓絕從事反共大業，都是為挽救國族危亡的最具體的「反帝」行動。

　　在中華民國的國土之內，國民經濟蓬勃發展之時，卻被形容為「殖民經濟」、「買辦經濟」，這不僅是對政府的不公道，也是對於胼手胝足、嘔心瀝血努力建設的同胞極大的侮辱。

　　王先生的基本論點不正確，他使用的方法也有問題，他後來用「李拙」的筆名寫另一篇文章，內容除了大量引用他自己發表過的見解之外，有關台灣當前經濟的資料，都引自一個日本人三寶武雄的著作。 ( 註：李拙：「廿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動向」，台北「中國論壇」雜誌第四卷第三期，第十一至十四頁，全文有四處腳註，註 2 說明：「本節有關經濟方面的資料，係參考三寶武雄著「台灣經濟動向探討」一書，註 3 與註 4 都是引用『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一文。 )

　　台灣醫學界不用中國話討論病情，用外國文字來寫病例，曾遭受到嚴正的指責。可是，一個居住在中華民國境內的中國人，討論到中華民國當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竟完全不參考中華民國政府與負責官員的資料，沒有引用本國學術機構和學者專家的研究心得；本國報刊的新聞報導、統計資料、和評論專欄也都摒而不採，獨獨對於一個日本人的話認為信而可徵，這不僅在學術態度上有失公正、有欠誠實，而且也令人對王先生的「民族主義」不能不有所疑了。王先生的短處，在於對社會科學修養不足，認知不清，以致觀念上有些偏向，相信以他的才調，虛心自省，勉力向學，前途仍將大有可為。三由於對當前經濟與社會的分析不正確、不完全，使得王先生要說：文學工作者「為了反對壟斷社會財富的少數寡頭資本家，自然會對現行的經濟體制下各種不合理然要對社會上比較低收入的人賦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 見前註 )

　　這些話，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有理；但若深加探究，卻有著很大的缺點，台灣是否已經是被少數寡頭資本家壟斷了的社會？事實上不是，而作為一個作者，王先生的「同情與支持」，不是以善惡是非為標準，而祇以收入高低為標準。從文學而言，這與「民胞物與」、廣慈博愛的說法，有著基本的分歧。

　　這種以「收入」、而不以「善惡」為標準的說法，無論出於有意或無意，都會造成思路上的混亂，文學和文學家，「對社會上比較低收入的人賦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是很自然的事，也是應該的事，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應該是人的善惡、事的是非，而不祇是貧富問題。在可以用數字衡量的「物」以外，人更有「人」的價值標準，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在今天社會上雖然能真正一一實踐者已經不多，但依然是大多數人心目中的價值標準，也仍然有相當的影響與約束力，一個人是好定壞，應該從「人」的價值來衡量，來評鑑，而不是以他的收入高低作為惟一尺度，如果不重視善惡是非，是不可能有社會公道的。

　　不以「人」而以「物」為標準，這種論調很容易陷入「階級對立」、「一分為二」的錯誤，這種種態度上的偏差，延伸到文學創作，便會呈現出曖昧、苛刻、暴戾、仇恨的面目。

　　王先生對今後文學發展下了兩點結論：一是「文學必需紮根於廣大的社會現實與人民的生活中，正確地反映社會內部的矛盾」；一是「文學運動必需能發展為一種社會運動。」 ( 見前註 )

　　由於立論前提已有謬誤，如何「正確地反映」實在大成問題，證諸好幾位作家已對這種偏向之發出警告，『我們也才領悟到當年被人提倡的「鄉土文學」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工具的危機。』 ( 註；銀正雄：「墳地裡哪來的鐘聲？」台北「仙人掌」雜誌第一卷第二號，一三七頁。 ) 再看某些「鄉土文學」 ( 很少的幾篇 ) 作品的內容，令人感到並本事要「正確地反應」，而是有著惡化「社會內部的矛盾」之傾向。

　　在現代社會中，所得發生差距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如何求其均富，正是我們努力的目標之一。李拙先生有一篇短文，引述行政院蔣院長的話，說明政府現階段的政策，「在政治上是要消除特權，在經濟上是要消除剝削。」李先生隨即指出，「在文化界我們很欣慰地發現，已經有這樣一股正義的力量，正在蔣院長這個明智的指示中成長，以熱愛同胞的真情來關愛被忽視的同胞、來關心社會和國家民族的前途。」 ( 註：李拙，「誠懇的呼籲」，中國時報副刊，六十六年七月廿九日。 )

　　我希望李先生今後真正本著這個原則去寫作；不僅是關心，且對國家民旅的整個處境與前途，要有更消楚的認識，對民生建設的實現，要有全面的瞭解。

　　蔣經國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十七次全代大會中提出「政治報告」，其中有一段重要的話：

　　『在民先建設方面，我們的作為，是以總理「建設之首要在民生」為前提，以總裁「均富」的指引為目標的。大家了解，民生主義是主張節制資本，但反對消滅資本；主張平均地權，但反對消滅地權，所以民生主義的目的，不是均貧，而是均富……而共產邪惡則是祇求均貧，並認定均富是不可以容忍的，我們今天民生建設和國民經濟的指標－－均富，就是要於富中求均，於均中求富，均和富沒有先後，而必須同時並舉，所以我們要以各種平易的、合理的經濟手段，求國家資源的有效發達運用，求每個人的才能的充分發揮，求偏遠地帶的優先開發，求低收入者的所得提高，求奢侈糜爛風氣的自我壓制，這種理性的擴充和物欲的分限，就是「建設之首要在民生」的首要作為。』 ( 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文獻，第二六頁。 )

　　至於「均富」的具體成效，同一報告中指出，『自由基地社會貧富的所得級距，最高百分之二十與最低百分之二十之間，二十年來，已由十五與一之比，縮短到了，一定會走上民生主義的盛軌。』 ( 見前註 )

　　這些事實與數字，值得每一個人、特別是站在時代前端的作者深思，中華民國的作法，是要以「平易的、合理的經濟手段」，實現民生主義的理想，消除特權，消除剝削，「階級對立」的想法，與這一理想根本不相容。希望青年們在崇敬蔣先生之同時，更要把握到三民主義的精義，支持他全力貫徹他的政策。

　　在那篇報告中，「民生建設」祇是「基地的建設和備戰」的一部分；關於文化、心理、祉會建設，他強調「最根本的著眼點，就是要從根恢復我們民族的固有智能和固有道德，從根恢復我們民族的自信心和責任感，亦就是要以倫理、民主、科學的精神，貫注於文化建設和心理建設。」 ( 見前註 ) 這些話，凡是以「民旅主義者」自許的文學工作者，想必也是應該全心同意、全力履行的。四文學作品是作者全人格的反映，因此，作品中不僅透露出他對現實社會的看法，也反映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每一個從事寫作的人，都不免受到他個人主觀經驗的局限，他所真正瞭解到的總難免是片面的、片段的人生，所以，作者必須具有極大的誠懇去觀察人生，「沉靜地觀察其全體。」

　　未能觀照全局，因而作了武斷的的判斷，對作者與社會都是不幸的，一個作者如循著某種公式來寫作，使文學作品淪為「器用化」，即使作為宣傳品，其宣傳的效果也很有限，陳映真先生 ( 他用許南村的筆名寫評論 ) 可為一例。

　　『陳映真引述他的父親對他說的話，作為他做人做事以及寫作方向的指標，他的父親曾經對他說，「兒子，你要記住，第一、你是神的兒子，第二、你是中國的兒子，第三、你才是我的兒子。」這句話他一直記在心頭。』 ( 註：胡為美：「追求自由與愛的作家－－陳映真」，台北「婦女雜誌」，六十六年七月號，第四十七頁 ) 他給人的印象，是一個「追求自由與愛」的作家。然而，在他內心中以及流露在筆下的，還有另外的一面，陳先生用許南村的筆名所寫的「試論陳映真」－－好像要跳出自我來作一番解剖一樣，界定他自己是「市鎮小知識份子的作家」；用比較熟悉的名詞，就是小布爾喬亞、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陳先生對他作為這種「小知識分子」的評價如何？他說：

　　「在現代社會的層級結構中，一個市鎮小知識分子是處於一種中間的地位，當景氣良好、出路很多的時候，這些小知識分子很容易向上爬昇，從社會的上層得到不薄的利益。但是當社會的景氣阻滯，出路很少的時候，他們不得不向著社會的下層淪落，於公當其昇進之路順暢，則意氣昂揚，神采飛舞；而當其向下淪落，則又往往顯得沮喪、悲憤和徬徨。」 ( 註：許南村：「試論陳映真」，見台北遠景社「第一件差事」，第十八頁。 ) 這是公式之一。

　　由於他自己的經驗，他認為小知識分子「爬昇」的機會很少，「淪落」的機會很多，所以又說，「他不曾理解到：市鎮小市民的社會的沉落，在工商社會資金積累之吞吐運動的過程中，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幾乎是一種宿命的規律。」 ( 見前註 ) 這是公式之二。

　　陳先生沒有說出來的是、或並不知道的是，這所謂宿命的規律，其實祇存在於共產黨的階級理論之中，這種說法，既不能涵蓋歷史的發展，也不是現實人生中的甚麼規律。

　　陳先生完全否定了個人的價值和意義，把個人的昇沉成敗，一概歸之於「層級結構」，把一個人的遭遇來律定普遍的社會現象，因而為知識分子描繪出那樣悲慘、暗淡、絕望的境遇，抹煞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中多方面的積極貢獻，這樣的論斷，是平正通達的知識分子所難以苟同的。

　　一般說來，知識分子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同時又是重理性的，傾向於平易而溫和的改革，由不斷的改革而達到理想的實現。「然而由於市鎮小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中間的地位，對於力欲維持既有秩序的上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對於希望改進既有社會的下層，又不能完全認同，於是他們的改革主義就不能不帶有不徹底的、空想的性格了。」 ( 見前註 )

　　陳先生就這樣輕率地封閉了一切改革主義的出路，這指任何平易的、理性的改革社會的辦法，都是「不徹底的、空想的。」但他沒有說出來，究竟要怎麼樣才是徹底的、不空想的呢？這是他公式中說不出口、或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一部分。

　　他深惡痛絕地指控小知識分子，「在一個歷史轉形時代，因著他們和那社會的上層有著千萬種聯繫，無力使自己自外於他們預見具必將頹壞的舊世界，另一方面，也因著他們在行動上的無力和弱質，使他們不能作出任何努刀使自己認同於他們在矇瞳中看見的新世界。」 ( 見前註 )

　　讀者有權知道，陳先生心目中如此鄙視、並「預見其必將頹壞」的舊世界，究竟何所指？他那樣嚮往而又不能去「認同」的新世界，又指的是甚麼？

　　陳先生雖然對於他所用的「舊」與「新」吝於提出明確的定義，但在下面一段話 ( 也是被他自己和朋友在其他地方反覆引用的話 ) ，透露了一點點他的想法：

　　「陳映真的小說中的小知識分子，便是懷著這種無救贖的、自我破滅的慘苦的悲哀，逼視著新的歷史時期的黎明．在一個歷史底轉形期，市鎮小知識分子的唯一救贖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實踐行程中，艱苦地作自我的革新，同他們無限依戀的舊世界作毅然的訣絕，從而投入一個更新的時代。」 ( 見前註 )

　　照陳先生的說法，不幸而生為小知識分子的人們，除了向上爬昇、向下淪落之外，又當如何去、跟誰去「介入實踐」？既然改革主義是如此走不通的路，那麼所謂「自我革新」又如何革起呢？

　　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就是要精誠團結，「從根恢復我們民族的固有智能和固有道德，從根恢復我們民族的自信心和責任感。」知識分子當然要對屬於我們自己的國家、民族、文化懷著「無限依戀」和無限熱愛。陳先生的所謂「訣絕」，究竟是往哪兒走？他又要年輕的文藝工作者，「能夠同時克服和揚棄落後的大華夏主義和新舊殖民地主義所殘留的被害者意識、孤兒意識和棄兒意識，」就更為辭意曖昧，莫知所云。 ( 上 )

【1977-08-17/聯合報/12版/聯合副刊】

　　帶著這樣偏狹的公式去寫小說，無怪乎在陳先生的小說天地中，祇見一片愁雲慘霧。用他自己的話，連他「所看見的陽光，都顯得多麼無力、多麼突兀可笑，彷彿一個驚於自己設色之慘苦的畫家，勉強地加上幾筆明快的顏色一樣。」如此也就不難明白。他是如何費盡心思要達到「設色之慘苦」的效果了。

　　陳先生又曾說：「知識人按著他們既有的教養、知識和癖好，去解釋世界，去評斷一切的事物。而且這些教養、知識和癖好，又無不有其強烈的黨派性。」 ( 註：許南村，「知識人的偏執」，台北遠行社出版，第一一一頁。 )

　　如此，則陳先生的作品，說是「強烈的黨派性」的發揮，或不為過吧。

　　作為一個小說作者，陳映真大約感到文字不足以「暢所欲言」的苦悶，所以他不得不變作另外一個人，用許南村來解說自己的作品。但無論怎樣解說，他所給予讀者的，祇是一個「偽先知」的印象。他一面危言聳聽地宣告了「舊世界」的預見其必將頹壞，一面又說不出來他所謂的「新世界」是甚麼，究竟有甚麼足以吸引他如此嚮往。希望陳先生回頭來誠懇地檢討白己，虛心地視察世界，不要用公式套住一切。陳先生所謂的、「惟一救贖之道」，恐怕是連他自己也並不知道應該如何走的道路。五談到「救贖之道」，就不免連帶談到尉天驄先生。尉先生對陳映真的作品，不僅多方愉揚，也作過若干詮釋的工夫。如他的「死亡與救贖」，就大部分是引申陳先生發表過的意見。

　　作為中國文學系的教授，尉先生對中國文學的某些意見，實在是很「奇特」的。

　　譬如「三國演義」，他說：「我們接觸到的祇是英雄式的行徑、才子佳人的傳奇、以及一些書生的鬥智。讀了這些，我們面臨的似乎不是一個死亡狼藉、殺伐鬥狠的世界，而是面對著電影中歐洲中世紀那樣充滿著豔情傳奇的時代。更糟糕的，也許由於這些英雄行徑的誘感，很多人便成了那些殺伐狠鬥者的後裔，讓老百姓的血染亮他們帽子上的紅纓。」 ( 註：尉天驄，「什麼人唱什麼歌」，台北「仙人掌」雜誌，第一卷第二期，第九十九頁。 )

　　「三國演義」在中國是幾乎人人都讀過的書，古今中外，評論者也不少，但能得到像尉先生這樣奇怪的結論，可謂絕無。但這樣的牽強附會，在尉先生並不是偶一為之。

　　為了要突出「小知識分子的作家先天性是註定要遭到挫敗」的命運，尉先生對於「紅樓夢」與「儒林外史」也大張撻伐。他說，『曹雪芹面對腐爛的大家族裡，吳敬梓面對腐爛的知識界，黃仲則悲嘆的「百無一用是書生」……一方面固然顯露了他們對舊社會衰敗和無可挽救的了解，一方面也使人看出他們面對未然所感到的無依和徬惶。在這種情況之下，那些人祇有選擇逃避一途。在「紅樓夢」中，賈寶玉一直不願離開大觀園進入人世；在「儒林外史」裡，王冕選擇的也就是逃走。』 ( 註：尉天驄，「死亡與救贖」。台北「婦女雜誌」六十六年七月號，第四十八頁。 )

　　這不僅是牽強附會，而且是歪曲原作。賈寶玉出家了，他不僅離開大觀園，而且離開了世俗紅塵。至於王冕，在元末明初天下攘擾之際，兩度出走，他不事異成，不甘仕祿，文行出處，嶔崎磊落。尉先生卻說：「世界觀不改，是找不到出路的」。然則尉先生是要他放棄他不甘投降的世界觀去找出路嗎？

　　再看他對唐詩的評論：「我們看到唐朝的興盛繁榮，但何以衰亡得這麼快呢？唐朝詩中，有許多描寫燈紅酒綠妓女生活的，為什麼妓女這麼多呢？這一定是背後的社會有問題。大家不正視這些問題，自然衰亡得就很快了。」 ( 註：淡江文理學院座談會，「中國文學往何處去？」尉天驄的發言，載於台北「仙人掌」維誌，第一卷第四號，第一四六頁。 )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的盛世之一，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有輝煌的成就。以文學和詩而論，也是一門豐收的時代。唐代自高祖武德元年 ( 西曆六一八年 ) 建元稱帝，到哀帝元祐四年 ( 九○七年 ) 下啟五代的紛爭，歷時近三百年，實在並沒有「衰亡得這麼快」；至於唐代的詩，初唐、盛唐、晚唐，人才蔚起，杜甫、李白歷來被公認為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詩家，所謂「李杜詩篇萬古傳」，「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尉先生別具隻眼，要從「描寫燈紅酒綠妓女生活」的詩裡，探索唐朝衰亡的原因，這種別開生面的意見也許可以有一時譁眾之樂，但在稍知中國歷史與文學的人聽來，恐怕都要咄咄稱奇了。

　　尉先生在他本行的學問之內，所表現者如此；他雖然時時以狂熱的民族主義者的身分出現，但他這些高見對中國文學、歷史、文化的誣蔑與損害，恐怕比那些被他詬罵為洋奴買辦的西化派，有過之無不及。

　　尉先生對譴責資本主義頗為力；但也許正因為太用力，有時不免說溜了嘴，譬如他說：『在資本主義後，中產階級的文學裡，充滿了消極、蒼白和悲觀。海明威的作品即是例子。在參加葡萄牙戰爭、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一直無法知道戰爭的意義，作品中反應的即是如此。真可謂「資本家不仁，以萬民為芻狗」。』 ( 見前註 )

　　讀「戰地鐘聲」，可知海明威參加的是西班牙內戰，不是葡萄牙。在一九三○年代那一場戰爭中，一面是蘇俄支持的左翼共和政府，一面是起兵平亂的反共軍人佛朗哥元帥。帶著理想主義的美國青年海明威，那一次是站在共和軍的一邊。他後來之譴責戰爭，是出於人道主義的立場。尉先生歸咎於：「資本家不仁」，當然也是創見，祇是和事實搞反了。又如讀過海明威晚年的「老人與海」，大概也就不應再有「消極、蒼白、和悲觀」的論斷。不過，由於尉先生是中國文學系的教授，對於西洋文學向來沒有興趣，這問題似不必深論。

　　值得計論的，是他的「死亡與救贖」。他除了重複陳映真先生的若干論調之外，並作了進一步的說明。歸納起來有這樣幾點：

 一、「絕大多數讀書人都是出身於貴族或地主家庭；這些人既然操持著土地的所有權而自己又不從事勞動生產，自然而然便要用政治的和思想的力量，來控制那些大多數終日勞苦工作的人。」

 二、「所以，他們讀書的目的便是在爭取機會參與統治的階層。」

三、他們的世界觀，「大概是唯我主義。」

 四、「這些人的幸福既然建立在大多數人的痛苦上，他們所遭遇到的不滿和反抗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五、小知識分子因為挫敗。「才多多少少激發了他們對現實關心、改革的意圖和熱情，以至對既成的社會產生了反叛。」

六、可是，「他所秉持的甚麼人道主義、改革方案、美善的境界等等，一與現實相遇，很少不遭到敗北。」

　　在這樣的理論架構之下，知識分子該怎麼辦呢？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於是又拉上了陳映真所說的「訣絕」的那條路──一條他們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的路。

　　這幾個論點，正如把海明威派到葡萄牙去打仗，而歸責於「資本家不仁」一樣，是不能成立的。

　　讀書的目的，都是為了要參與統治階層嗎？

　　知識分子的幸福，都是建立在大多數人的痛苦上嗎？

　　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必然」是要與勞苦大眾對立、並成為反抗的對象嗎？

　　人道主義、改革方案、美善的境界，都是一文不值、注定敗北嗎？

　　我可以舉一個眾所週知的實例，來作為說明。

　　十多年前，台灣的稻穀年產量一百萬噸。當時政府當局曾邀請中外專家，研究增產的辦法，並預估將來的產量，當時專家們最樂觀的估計，在風調雨順、一切順利的情況下，可以增產到一百二十萬噸。

　　大家都知道，民國六十五年的稻穀產量，已經突破二百七十萬噸。台灣的農田面積十多年來並未大幅增加，何以能有這樣好的收穫？當然，廣大農友的辛勤耕耘是主要原因；同樣重要的，還有農業科學的發展，優良品種的培育，肥料的改進，水利灌溉的進步，病虫害的防治，耕作技術與機械化的推廣，這都是從一百萬噸增加到二百七十萬噸的因素。相關的條件，諸如政府土地政策的正確，生產與運銷的配合，許多制度上 ( 諸如廢除肥料換穀 ) 的改進，幾十億元農業基金的設立，以上所說的，每一種工作，每一個過程，沒有一樣不需要許許多多位知識分子的積極參與，熱心服務。知識分子與農友們之間，是協力同心，增產報國的合作者，而不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 ( 中 )

【1977-08-18/聯合報/12版/聯合副刊】

　　知識分子都具有理想主義者的傾向，文學工作者由於敏銳的感性，這種傾向尤為強烈。文學要求一個人心智才思最高度的發揮，因此，他首先要追求的就是自由，這是創作的要件，有了自由，未必能保證就有好的作品，但是，沒有自由，就有好作品也無法傳播，蘇俄與中共皆可為明證。

　　文學是個人心靈活動的結品，不能依公式而創作，更不是因階級成分而劃定品質的產品，文學以語文為工具來表達、來反映人生，人生與世情波光交網，複雜萬狀，在有苦有樂的人生中，作家常常因現實之不如理想而感到不滿足：有些不滿足是常人所感覺不到的，如一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一人間自是有情癡，此事不關風與月」之類，有些不滿足是針對更廣大的社會而，如「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國夢裡人」之類，作家因為懷著如許深的憂患，如許廣的關心，所以便成為「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永遠不滿足的現實批判者。

　　文學可以構成一個自足的系統，同時也可以向外延伸而發生祉會影響，易經上已經有「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話，也包括文學在「敷施教化」的過程中發生積極作用的含義，文學作品之能用來作為政治思想、社會主張，甚至宗教教義的傳播工具，古今中外屢見不鮮，然而，這種社會影響並不是評鑑高下的惟一標準；也不是作家心目中的唯一任務，他更關心的，毋寧首先是對作品的忠誠和完美的要求。

　　唐代詩人，杜、李並稱，據白居易的評語，『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於貫穿今古，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未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註：白居易：「與元九書」，見「中國文學批評論文集」，台北，正中書局，第一二頁。)

　　作家寫甚麼，如何寫，他自己應該享有自由，同時也為其作品去負全部的責任，本文完全是就文論文，字字有根據；但我的重點不在詰責這三位作者負甚麼責任，而祇是希望他們能以更負責的態度去寫作，不要太藐視讀者。

　　然而，自由不是絕對的，作家的自由要受到道德、法律，尤其是他自己良知的約束，作家的讚美與批判，在他內心中都有一個標準，這便是他的中心信仰與理想的極政，文學以人生全景為材料，以人性為依歸，千殊萬化，豈可一概而論？用階級觀點來限制文學，正如用階級觀點來推行政治一樣，都是走不通的絕路。

　　我全心贊成自由，也正是為了自由．我認為階級論調是有害的，應該加以駁正，這還不祇是由於反共的國策，同時也為了文學的自由。

　　蘇俄小說家索忍尼辛說：『產主義的理論與實際都是完全非人性的……因此，我們應當說是凡反對共產主義的，就是主張性的，不接受、排斥這種不合人性的共產主義者，就是要做人，這不是作一個政黨的黨員，而是我們的心靈，在向那些委我們忘記「善」「惡」觀念的人們所提出的一種抗議：一(註：索忍辛一九七五年七月九日在紐約演講，見劉孚坤、吳瓊恩編，一索忍尼辛的震撼一，台北先知社，第一一九頁。)

　　我們是自由的，但享有自由的人必須要珍惜自己的自由，尊重他人的自由，自由的文學有沒有限度？這個問題首先應訴諸作家個人的良知，我不贊成文學淪為政治的工具，我更反對文學淪為敵人的工具。

　　如果不辨善惡，祇講階級，不承認普遍的人性，哪裡還有文學？(下)

(本文稿費，請代轉作救災捐款)

 【1977-08-19/聯合報/12版/聯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