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于香港旅次，曾拜閱水晶先生在明報月刊發表的『假洋鬼子的自白』，這篇文章的題旨，如他自己所說，是論台灣『以假洋鬼子為主的文藝作品』，除了開頭肯定台灣是因言論不自由，所以產生了大量的假洋鬼子文藝，以之為序外、正文便首先揪出『朱西甯、司馬中原、段彩華』三人，而就從這上面論將起來：『（他三人)出身軍中，名字經常聯在一起，作品不帶洋味，但也有人譏之為「偽鄉土」，台灣因為二十七年來偏安江左，是太平盛世，軍人食王之祿，並不能勤王之憂，因此產生了大批作家，像現代詩中的知名之士：瘂弦、洛夫、商禽、管管……諸人，都是軍人，這是一種特殊政體下極其奇特的現象。』出于這樣明知為不實的盲點(不是觀點)來論中國當代文藝，是太過分了些；那末通篇會是怎樣的創言立說，不必竟讀其全文，應亦想像可得了。

　　看萬事皆惡者，謂之惡人；看萬事皆偏激者，謂之偏激派，水晶他原本是直心直腸的老實人，聞今尚在美國修文學博上學位，所以若視他這篇『自由』為惡與偏激，不予理喻，倒是我們自己先就惡與偏激了，這是不可以的，故而此文仍有討論餘地，然而也不是因為他批評了『狼』與『冶金者』，語多輕率猜測，並拿西洋文學的框框來範圍和度量，其不合者便是不好，因此才須予辯駁，其實這都已是餘事，非有餘情是可以不用理會的，倒是海外如此利用片面之詞的言論自由，而對國內種種來予以打擊者，是欺天下人只聽他一家之言，也是欺國內不知者不為罪，這才需要匡正，然而這還須國內作家們共同因應、這裏只因『自由』中提到『偽鄉土』一詞，令人困惑費解，恐怕還耍先來試著把它弄通一些才好。

　　『自白』中水晶雖託詞『有人譏之為「偽鄉土」』，賴給『有人』而他自可不負責任，但至低他還是對此『譏』有所認同的；否則，任何人為文，皆不至引用與自己肯定的意思(『不帶洋味』)相牴觸的議論(『偽鄉土』)，而一無駁斥。

　　然而欲明『偽鄉土』這個詞義，還須在『自白』中尋找才行，『自白』對『偽鄉土』未作任何詮釋，倒是對『真鄉土』雖則空泛，卻有一些說明，可為『偽鄉土』旁證或反證，『自白』文有謂『再回到鄉土小說本身，像本省籍的青年作家王禎和、黃春明，因為土生土長，寫的小說比較切身切題，受到本省青年讀者的廣大歡迎，絕不是偶然的，因為他們所寫的，植根于台灣社會，能夠代表台灣社會的廣大人民。』這就間接的說明了『偽鄉土』之為『偽』了。

　　今姑不論『朱、司馬、段』因非台灣土生土長、寫的鄉土小說便比較不切身不切題；亦不論他們的作品便因此受不到台灣青年讀者的廣大歡迎；亦不論縱使他們的作品受到台灣青年讀者的廣大歡迎，也絕對是偶然的；又亦不論他們如是植根于中國人世，能夠代表中國人世的廣大人民，便只好落得個『偽鄉土』；這些都不去討論，至低有一點可以肯定水晶所認可的『真鄉土』，不決定在作者寫他土生土長的東西，而是作者要寫他土生土長的東西時，必得在他土生土長的地方居住，又必得寫他居住當時的現實：否則，空間雖合了，若寫的是過去或未來，亦時間不合、必然還是不切身，不切題，仍非『真鄉土』，這樣時空一體的鄉土小說論，是准文學博士的論評家，可以對小說作家『居住自由』和『回顧』或『前瞻』規正到這樣的光景，換言之，小說作家一旦離開他士生土長的故鄉，便消失了他寫『真鄉土』的資格，倘一定要寫，便寫的是『偽鄉土』。

　　這種原是很繁雜的問題，經水晶這一調理，竟是極容易的就簡單化了，非大匠是不能如此之庖丁解牛的，但問題在鄉土小說倘無可考據作者寫作的時空，則真偽又當如何辨識？──恐怕只好說那是千秋後世的邈遠之事，可以放下慢表。

　　所以依照水晶這種『鄉土小說』的準則，今中華民國的鄉土小說，便必須是台灣土生土長的作家，寫此時此地的題材的鄉土小說才算，這是他大大的縮小了鄉土小說的年代和面積，那末楊逵、文心、陳火泉、鍾肇政、葉石濤、張彥勳、鄭煥等怎麼辦？他們這一輩台灣土生土長的先進作家所寫的，和將要寫的有關台灣清代的，日本侵佔時期的、或光復之後前一二十年的種種題材的鄉土小說，便都是『偽鄉土』了？那末，邇來有關對『鄉土文學』的種種批判指摘，也便是對付王楨和、黃春明等的『真鄉土』了？然而從沒有這樣的事不是？

　　近由青溪學會彙編出版的『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我還不曾看到，但看廣告也知是蒐集所有報刊已發表的有關文章，那末我至少已讀過五六篇了，敢說還沒有發現一篇是來對付這種『真鄉土』的？若不然，豈不成地域性的歧視偏見了？那就太小太狹窄了，就我所讀過的彭歌、余光中、董保中、孫伯東諸氏的文章，萬萬沒有這樣又小又狹的惡意，倒毋寧是戳穿那種打著『鄉土文學』旗號，偏執者或偽裝掩蔽不軌圖謀的『偽鄉土』。

　　王禎和、黃春明等之不承認他們的小說是『鄉土文學』，一如『朱、司馬、段』（水晶喜歡這樣稱呼）也從來想都不曾想過要別苗頭的寫什麼『鄉土小說』，或結幫集社搞甚麼『鄉土派』，所以壓根兒冠不上甚麼『真鄉土』還是『偽鄉土』，便是『鄉土文學』的被拿來提倡褒揚或攻訐貶抑，也都不外是出自兩種可以利用的心理，一是太過衝動的奉西洋文學為經典，才無事生非的總要分出這一堆，那一類；一是人的情義菲薄了，凡事若無我的一份，美事也非是壞事不可。

　　即使如水晶的分類，則王禎和、黃春明等在小說藝術上的成就，也決不止于『鄉土文學』；若不然，那是壓縮了他們的成就，又即使算是『鄉土文學』，也非那麼貧薄的只得界線在一種特定的時空裏，把一個『鄉土文學』的作者『捧』成一個地方新聞通訊員，而水晶唯一能證明『真鄉土』的成就者，竟是『受到本省青年讀者的廣大歡迎』──這是拿暢銷書來做文學標準，但是水晶知否仙人掌出版的『兒子的大玩偶』和『嫁粧一牛車』的銷路之慘？倒是這不太為大眾所接受的景況，反而較為可能證實其文學成就，而若以暢銷書言，為水晶分類為『瓊瑤純情派的小說』，其『受到本省青年讀者的廣大歡迎』，是絕對高過黃春明、王禎和等『鄉土小說』的，這不知該要怎樣說去，至于『能夠代表台灣社會的廣大人民』，那和『受到本省青年讀者的廣大歡迎』應是一樣的沒有根據，水晶已去國十餘年，憑藉的甚麼才能那樣相信台灣社會是怎樣的？廣大人民是怎樣的？而代表又能代表到怎樣的程度？這都過分輕率，不是一個做學問的人所應有的衝動情緒，和一廂情願的虛妄，去歲歷經大半年的所謂『鄉土文學』論爭，幾乎是不涉『鄉土文學』作品，大抵皆是有關『鄉土文學』的論調，文學本不受任何時空限制，它的創作愈是無限，它的生命也自是無限，這已是最粗淺的常識，唯是一如水晶拿一種現實的特定時空來限制『真鄉土』，『鄉土文學』的論調明是提倡和發揚，實質卻是比水晶的『真鄉土』有更大的拘束；寫『職業的工農兵』，已是人世中的部分(社會)的部分(三兩種行業)，則『階級的工農兵』，工是「無產階級」的工人才是工、農是「貧下中農」才是農、兵則是這兩種階級成分出身的兵才是兵，這便是緊上加緊的縮小為人世中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一個階級)，對此，任何一個享有自由創作而具良知良能的作家，是都不能容忍如此重重綑綁的，若受到這樣的綑綁了，便一定沒有好作品出現，中共統治下近三十年中文藝的一片荒蕪，即是鐵證，所以儘管『鄉土文學論調派』來提倡發揚『工農兵的鄉土文學』，長久以來的嘶喊叫囂，而竟無一位享有自由創作而具良知良能的小說家、詩人、散文家、戲劇家，來支持或隨聲附合，此是事實和事理的最明白處，也足見證『真鄉土』是查于自由創作，亦即在于其本是強大、高遠、而無限；惟作繭自縛的『偽鄉土』，是在于造作的論調，在于短視、貧薄，而狹隘，至于水晶的輕率衝動之論，自是不值一談了。

　　然而力倡『工農兵鄉土文學』的論調一派，在輿論批判和缺乏創作家支持的情況下，不得不偃旗息鼓之後，撤退的姿態，先是以『言論被壓制的弱者』的形容來邀取廣大的同情，善後則是分頭來歸罪，一是歸罪政府箝制言論自由，一是歸罪現代文學一派的借機報仇，次一步的行動則是一面讕言政府迫害鄉土文學、用以拉攏鄉土文學作家，一面則向現代文學的作家們點名開刀，是拉眾打一，縮小打擊面，擴大打擊群，以大吃小，各個擊破的手段，其要求自然是勝敗高過是非、這已經很不好，況乎歸罪的事，亦乏理由和事實根據，是和水晶相同的出于明知為不實的盲點，而來造作口實。若說政府迫害鄉土文學，則為何迫害，終未見其代擬出理由；近三十年來，政府從未對任何流派的文學乃至藝術有何干預；再則的所謂三十年代、普羅文學、左翼聯盟等，尤其後者之所以托辣斯了當時的文壇，更足證政府的未加任何管制，就政府與國民利益論，政府甚至是失之于過份的放任不管，而至蔓延擴大，為害邦國；再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當時在南方開府的國父，對其引介新知識方面，甚至曾加讚揚；斑斑史實，是顯示政府對文藝傳統態度，向皆任其自由發展，何來今日獨對鄉土文學忽然大事聲討起來？若欲『迫害』，早就有許多小說可以查禁，如紐約左派追悼周恩來的集會上，書攤大力推銷印刷精美的『台灣鄉土選集』，其中便是選了楊青矗等作品(見『三三集刊』第十輯『種火行動』風信篇中韓韓的美國通訊)，但政府基于豐厚的反共經驗，對中共孤立政府的統戰陰謀，不會中其詭計。所以鄉土文學論調派這樣的歸罪，智者一見便知是平白的栽贓；文學創作者是智中的智者，鄉土文學的創作家不當受其統戰手段所蠱惑，誤以為政府對鄉土文學有所干預或管制，應還是繼續創作更強更大更民族愛的鄉土文學來積極的自證，並一本過去消極的不予該論調以支持和隨聲附和的最為明智。

　　至于現實的種種尤可見證，對該論調的輿論制裁，應是文藝界的自覺自清，容或百家之言不免有因見其危而焦灼急切，間有過分血氣激烈者，惟總非出于政府授意，乃可肯定，如全國第二次文藝會談，曾被指為圍剿鄉土文學的司令台，亦竟有人信之，此因一般人多不記憶和留心事態發展經過，又喜聞秘辛，愛聽耳語小話，所以雖應是人所共鑑者，也可以利用一般人的弱點，妄加黑白，殊不知稍加辨識，即可知其誣指的虛妄：如彭歌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是去年八月十七、十八兩日于聯副發表，余光中的『狼來了』，則是同月十九日于聯副發表(據聯副編者告知，余文投寄是在其自港回國之前，撰稿時間應更早于彭文甚久)，是時文藝會談尚在籌備期間，會談的議題議案等文件應于秘書處研訂中，為期三天的會談是到了八月三十日方始揭幕，不可能籌備期間秘書處便有權和有了決定來發號施令，甚至遙控到遠在海外『自由主義者』的余光中氏，余氏也不是輕易受誰使喚，聽命于誰或諂媚于誰的那種人，而後的孫伯東與歸國學人的董保中兩氏，尤且不是那樣的人，此其一也，會談我雖未受邀出席，不知其討論內容與實況，但那是個公開的會議，自有人可以為此作證，而從報載會談的『總決議文』及四項議題與會期內實況報導，可知于鄉土文學竟無一字一句提及，亦無若何暗示相涉，此其二，又據參予籌備會談的一位朋友告知，秘書處所草擬的文件中，曾有一項提案建議注意『鄉土文學』論調之偏頗發展，卻在議事組研討時，並未受彭、余二氏已曾發表的文章影響，而以鄉土文學為愛國懷鄉文學，宜乎鼓勵，不應干預，終而決定保留，不列入議程提案付諸討論，此其三，只此三端，應即可釋疑于大眾，足證該論調者于其論調經輿論制裁後，無以立足，乃轉移目標，譁眾取寵，莫須有的歸罪于全國文藝會談，而陷政府于不義，至于另再歸罪于現代文學的藉機報仇，過去是這般鄉土文學論調者前身，曾力主文學必須具有『時代性、社會性』，此一主張本就是和提倡『鄉土文學』一樣的多事而廢話；文學之必具『時代性、社會性』和『鄉上性』，猶如主張人之必具血肉之軀方可為人，不知人之為人除此還有更高尚更有別于所有動物的精神和靈魂，傑克倫敦和史坦貝克這兩位進化論者社會主義的小說家而今如何了？他們的作品應是最具『時代性、社會性』，而也就只止于『時代性、社會性』，不說他們這兩位是最具水晶開出的特定時空一體的『真鄉土』條件的美國鄉土小說家，今已在美國文壇如何的一落千丈(水晶對此當最知曉)，他們的作品當年也曾令人面紅耳赤，義憤填膺，今來讀之，其愈是具有『時代性、社會性』者，也愈惟令人發笑，此只有西洋文學及從而買辦的文學，才歷來有以此人世的低層次文化作為高層次文明的標準而提出要求者，傑克倫敦和史坦貝克的沒落，是因進化論已被證實只合于物種進化，社會主義也已被證實其不得獨立發展，它如不是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則必不適應本民族性，不僅不得與本民族文化相融和為一種新的創造，且必要排斥甚至破壞摧毀本民族文化；而它如不是民權主義的社會主義，則必得是階級專政，大私有的獨裁；況乎有別于民生主義的社會主義，本身還有它種種嚴重的缺陷，它是病理所得，它是唯物的極端，它的唯物史觀本無預言能力卻偏生的強要預言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產生共產主義社售、社會主義社會──今之所有共產政權國家卻無一是從資本主義國家所衍生，而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也無一衍生為共產政權國家，所以它的預言『歷史發展的必然道路』之謂，今還到處來宣傳，卻不敢再提唯物史觀論，而是以宿命論來無根無據的欺世了，這就證實了進化論和社會主義皆非真理，以之為文學的哲學主張，或政治主張，其工具性的作品自是短命夭壽的了；一如人的血肉之軀必然有衰老死亡的限制，而人的精神靈魂可以是時空無限，至于當年為何提出『時代性、社會性』的文學要求，主要是對待現代詩，但張愛玲、白先勇等氏亦同被攻訐，被扣以『殖民地作家』『貴族階級作家』等帽子，與今所發論調雷同，是時現代詩人曾予反擊，非真理的欺世之論到底是經不住反擊，所以立不住腳，況且中國文化的偉大發明，真理之上更還有不可道之道，西洋文化也才近世發現無最後真理，只是尚不知『道』，故真理也還是較低層次，今賴上現代詩人要來借機報仇，則不知還有何仇可報，所以也是說它不通，說不得下去，倒是今時拿現代詩人來點名開刀，反令人一見便覺出其懷恨在心的仇味過重了，這也是困它的論調被攻破後，無理來反駁，才另起爐灶，轉移陣地，開闢新戰場以進行另一面的攻擊，而若欺騙青年大眾，指說它反駁的言論受到箝制，不得自由，則事實上該種攻擊已近乎誹謗，早已超乎自由範圍，甚且涉嫌觸犯法律的人身攻擊，又怎可說是言論不自由？對此，純真又富理想抱負和正義感的青年大眾，是要正好藉著這些爭端，作為旁觀者來自我訓練獨立思考能力的；同情弱者或失敗者，原是美德，惟若因之而失去明辨是非，便也同時失去學院青年的智能了，若得不惑不盲從，還須自身先得是個智者；學院青年自當有學院青年不可被愚弄所輕侮的尊重、擔當、和貴氣。

　　這樣子看來，水晶到底是因不見全體，只見部份，才有那樣的『偽鄉土』與『真鄉土』之說，然除非以不承認中華民國為前提，否則，他這一說自難成立，不過，水晶寫此自白書，當然他的企圖甚小，至多他只是求他的『飾小說以干縣令』而已，其情可憫，也就罷了，而今之以唯物觀點來讕言階級的『工農兵文學』，借用『鄉土文學』做羊頭幌子，這論調才應是真的『偽鄉土』，先發自文藝界的自覺自清的輿論，正是不容許文學有偽，才對此喬裝的『偽鄉土』有所揭發，所以對待的是此『偽鄉土』，而且，毋寧更是對純真的鄉土文學的一種保衛、維護、和發揚，這是好的。

　　至此，鄉土文學可以說是遭受到一場無枉之災的劫難──在文學上有所偏執于經濟觀點的一派，是想把鄉土文學導向社會問題的這個層面，表象上因其提倡關懷貧苦大眾，看來是擴大了文學世界，實質卻是縮小了；倘若文學的無限風景人世，一旦都把來物質化了，弄得無情無趣愁眉苦臉且不用說是不好的，更嚴重的是給今世物量化的全人類面臨資本膨脹，無計可施，對文明摧殘所生的危機，又助紂為虐的助長了一種加速的催促，不諳經濟的文人，千萬要避免因自己的無知虛妄，而枉作主張所遺留的後悔無已的錯誤，三十年代文藝作家害人害己而至貽害家邦的遺恨，和他們自己無一倖免的悲慘結果，這前車之鑑的斑斑血跡猶新，人之智與不智，皆在乎能否跳脫輪迴，能否避免重覆同樣的錯誤，再一派是真有可能為無時不在算計我們，傾覆我們的那個潛伏敵人，適好來利用這個時機，興風作浪，製造派系，加強矛盾，破壞團結，擴大分裂，假借鄉土文學之名，而導向『無產階級工農兵文學』的發展，為其思想戰打前鋒，共黨是凡它所假借的名義(僅僅是名義)，表面上無一不是合情、合理、合法、美好而深得人心的，過去是『自由』『平等』『民族自決』等等，今時它仍然是利用文人和知識份子的愛國心，關懷社會，同情弱者失敗者和所謂的勞苦大眾，利用『鄉土文學』，利用自由世界只知是職業的『工農兵文學』而實質竟是階級的『工農兵文學』，便是顏元叔自認是他的新發現，一再為文來闡揚的『社會寫實主義文學』，也一樣的拿來利用，近來中共在美國到處展出的統戰文藝活動，便是名之為『社會寫實主義文藝』，不幾日前還曾有此新聞報導，一個自稱台灣去的女孩表演台灣鄉土歌曲，被觀眾揭發她是個不懂台灣話的冒充者，而至引起很大的衝突，由是可證凡共黨所假借和利用的名義無一不是最最「美好」者，但對此我們不獨不可以因它一利用了，假借了，便立刻漢賊不兩立的否定其價值，一律引為嚴重的禁忌，若然，那便是共黨求之不得的中了它的計，被它愚弄得和所有最好的名義俱都對立孤立起來；如它用民族主義來統戰，我們便啞口不敢再提民族主義了，相反的卻要特別來重視、珍惜、維護保衛和發揚；只是這是非黑白上頭必得辨別個清楚。

　　然而屬乎文藝界自覺自清的種種論評，也並非完全明智、準確，而無疵的，也間有失之于動起肝火血氣，或失之于文章的理路欠嚴謹周密，于愛心和冷靜和文章條理上面若果不夠，則也一樣要生出負面作用，利敵而叫敵人暗下裏再之不盡，所以批判的對象，應是偏執的或別有用心的力倡『鄉土文學』的『論調者』，亦即『偽鄉土』；而『真鄉士』的不假任何狹隘觀點，純是熱愛鄉土，更熱愛民族的大鄉土，不受若何時空侷限的作者們的生命的自現，對此『真鄉土』，是不可以混裏于泛論的鄉土文學而一早子打殺到底，否則便多少卓越的鄉土文學作家，多少絕妙的鄉土文學作品，無論取材或全生命的來自台灣一地今昔的鄉土，以及整個中國古往今來的鄉土，皆都必深受損害斷傷，此于民族文化和文學太是一種無謂的自毀，想這決非自覺自清之所願，也是文藝界要來誠心誠意反省的。

　　今是不堪一擊的『論調』(包括水晶于海外發表的『自白』)和『偽鄉土』，應已不堪立足，縱使陰謀者決不因之甘休，還不知將借的甚麼屍還的甚麼魂，自不可稍有怠忽，但也是後事，又作別論，惟這一場論戰下來，到底有許多傷痕或荒蕪，這留得的善後，需待小心收拾，最直接的是我們必須來維護保衛這被利用了被污染了的鄉土文學，要還清白于美好的鄉土文學；以鄉土文學特色見長見著的眾多作家，已不是承認不承認自己為鄉土文學作家，這不重要，亦不必要分的甚麼類，甚麼派，重要的是對利用鄉土文學的陰謀者還以顏色，擺脫開專以經濟觀點來範圍鄉土文學的狹隘綑鎖，無論客居異鄉的『朱、司馬、段」等也好，也無論土生土長的『黃春明、王禎和』等也好，除了生命的自現，誰也無權來干預管制或打倒外，更還須多一分有心的努力，來在這片受到傷害而有所荒蕪的土地上頭，更有勁頭的加緊耕耘翻土，播種新苗，迅速開展千里田疇，綠波萬頃，繁生出向陽的枝葉，向上的花朵，向善的果子，純真的鄉土文學就會因禍得福，冬盡春來，萬紫千紅一片大好風景的。

【1978-02-04/聯合報/12版/聯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