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堂堂溪水出前村（原作於1993年，原名：「三十歲以前的胡適之」。2024年修訂）

十三

前面提到，胡適把自己對文學革命的「八不主張」寄給陳獨秀，後來略加修改，總結自己的意見與和朋友討論的心得，發表在1917年1月的「新青年」上。由於顧慮到國內守舊勢力很大，還是哥大學生的胡適在國內也沒什麼名氣，所以這篇文章的標題相當謙虛──「文學改良芻議」。然而這篇文章力量之大，造成了民國初年的「新文學運動」，徹底改變了中國千百年來「語、文分家」的文風，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文獻裡，這篇當數第一（註1）。當時的新青年還是通篇文言，主編陳獨秀對新文學的形式結構，還很疑惑，看到這一篇文章後，再無懷疑，在下一期新青年裡發表「文學革命論」，盛稱胡適為文學革命「首舉義旗之急先鋒」，並激烈表示「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聲援。」（註2）

此二文一出，引起廣大的迴響，連古文學家錢玄同也贊成新文學的主張。1918年，新青年開始登載白話文，並采用胡適最先提倡的新式標點。同年4月，身分已是北大教授的胡適，在新青年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說明文學革命的目的，是要用國語來創作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才有文學的國語，如此「國語」才是真正的國語。這聽起來有點夾纏，但其實很簡單──我們怎麼說話，就怎麼作文；也就是說，我們既然講的是大白話，我們就應該用大白話寫文章。白話寫成文章，是一種「鍛鍊」，逐漸的我們的白話就會變得精緻，然後再回到我們口說的國語，也會變得生動又活潑，充滿了文學的元素（註3），這就是胡適主張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註4）。胡適同時為「白話」的這個「白」字，下了一個註解（註5）：

──白話的白，就是戲臺上「說白」的白。當時戲臺上的各種戲曲，唱詞可能都文謅謅不容易懂，但是說白卻都是用大白話。

──白話的白，就是清白的白，明白的白，只要說清楚講明白就可以了，所以就算其中加了幾個文言字眼，只要大家都聽得清明，就是白話。

──白話的白，就是黑白的白，乾乾淨淨不用堆砌，把事情講明白就好。如果故意用一大堆詞藻來繞圈圈，讓人看不懂，那就不是白話，跟詰屈聱牙的文言沒什麼兩樣。

胡適了不起的地方，就在於他不但把白話提升，而且把白話解放了。試看他的「八不」，其實都是在矯正千百年流傳下來的文學陋習，並不是什麼桎梏教條。比如他說「不用典」，其意是指不該用很冷僻的典故叫人看不懂，也不該刻意用典故讓原本可以清楚表達的意思顯得彆扭，而不是什麼古人古事都不可以提到；又比如「不避俗字俗語」，其實重點在「寫實」，一個鄉村老婦講話，難道會像古文家一樣駢四儷六？怎麼講就怎麼寫，才是真實的文學；又比如說對仗，並不是完全不能用，但這是只是雕飾文藻的末技，不應該掩蓋文章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思；如果只是妙手得之，增加文章的趣味或感覺，自未嘗不可（註6）。

注意胡適這兩篇歷史性的文章，其一發表於1917年1月，其二發表於1918年4月，中間相隔了一年多，我有點懷疑，後者刊出的時間是經過考慮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在這一年多的「新青年」上，陳獨秀、劉半農、傅斯年等都發表了討論文學革命的文章，各種讀者來函、通訊討論也是一篇接一篇，但是「新青年」的銷路還是只有可憐的一兩千本，1917年下半年甚至因為訂戶太少而停刊半年。也就是說，文學革命的「火」雖然被點起來，但並沒有如預期的「燎原」。這時候，鬼點子最多的錢玄同，決定同語言學家劉半農合作，出一道「奇兵」，為白話文學運動加溫。錢玄同虛擬了一個人物叫「王敬軒」，投書1918年3月的新青年，名為「文學革命之反響」，用一副遺老的傲慢態度，大罵白話文和推廣白話文學的人物，不但全篇文言，而且一個新式標點符號也沒有，擺明了就是來「踢館」的。而劉半農則在同期中發表「答王敬軒君」的文章，把那個虛擬的王敬軒給罵回去。

醞釀了一個月之後，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立即以其清晰說理的形象，反襯出「王敬軒」的守舊昏庸，時機真是好到不能再好。錢玄同玩上了癮，乾脆一人分飾三角，先化名「崇拜王敬軒先生者」，回罵劉半農，再創造一個「戴主一」來反串「公正第三者」，最後再用自己的名字寫了一個「跋」去支持白話文學，一時把這個議題吵得沸沸揚揚。中國人本來就愛看熱鬧，尤其青年學生看到舊派人物被罵得抬不起頭來，大為快意；而此時魯迅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恰在5月新青年發表，文字辛辣無比，更為白話文學添加柴火，古老的北京城像爆炸一樣，新青年洛陽紙貴，銷路被推高到一萬多份，一改往日蕭條的景象。

錢、劉以大學教授的身分，搞這種「炒作」的把戲，目的倒並不是要多賣幾本雜誌，而是希望藉由「罵戰」吸引文化界，來捧紅白話文學。錢玄同深知，罵一個虛擬的，沒人認識的「王敬軒」，效果還是不夠，一定要拿「大咖」出來當箭靶。錢的計畫非常縝密，在他第一次假扮反派的時候，就讓「王敬軒」把舊派人物林琴南、嚴復拉進來壯聲勢，然後在回罵的時候，也把林、嚴二人也拉進去「陪罵」，尤其說林琴南把外國小說翻譯成文言，不但扭曲原著，而且根本不通（註7）。罵得那麼狠，目的就是為了「引戰」。果不期然，「躺著中槍」的林琴南到了1919年2月再也忍耐不住了，在「新申報」發表短篇小說「荊生」，藉主人翁之口，把陳獨秀、錢玄同、胡適三人罵得禽獸不如，甚至還意淫式的把他們打得屁滾尿流；這還不夠，林琴南同時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老友北大校長蔡元培，直接送報館發表，大反白話文，儼然一副「告御狀」的高傲態度（註8）。沒想到這麼一來，反而助長了新青年教授們「被迫害」的形象，錢、劉二人的「詭計」終於得逞，「白話文學」不但成了最時髦的新名詞，也立時成為文學主流（註9）。

[註1]：白話文學運動的「文獻」很多，如果認真研究起來，胡適後來的「建設的革命文學論」寫得更深入更好；但是思想是漸進的，就如同胡適早在1914年就已經考慮到如何改良中國文字的教授等等議題，逐漸演變成所謂的「文學革命」；但「文學改良芻議」首倡「八不」，是胡適初試啼聲，第一篇把文學革命本質清楚明白敘述出來的文章，爾後白話文學的理論均脫胎於此，因此稱作第一並不為過，而胡適亦因此篇文章而名聲大噪。

[註2]：相較於胡適的溫和個性，陳獨秀顯得衝動。對於白話文成為文學主流的態度，胡適主張漸進，因為白話文需要鍛鍊，而傳統的文言文有助於白話文的滋長；但是陳獨秀比胡適更激進，認為白話文學就是正宗，不容任何討論餘地，甚至說要拉大砲去轟擊「舊文學的陣地」，因此胡適亦稱，陳獨秀才是白話文學的「急先鋒」；而史家郭廷以認為，胡、陳二人有如政治上的梁啟超與孫中山。

[註3]：我個人有一個還頗自豪的經驗。有一次我和幾個朋友閒談，發了一點議論，在座一個大陸朋友聽完驚嘆，說我短短兩三分鐘的講話裡，竟然用了七個成語！我連忙問，用成語有沒有讓你聽不懂？他說沒有，因為你用的成語都是很通俗，我們口頭常用的；不但聽得懂，而且聽得很舒服。我後來思考，大約是我愛寫東西，下筆時常常會考慮用字遣詞，琢磨如何用最好的辭彙來表達自己的意思。久而久之，我在說話的時候也會不自覺的像是在寫東西一樣。這並不是什麼「特異功能」，只要多讀多寫，就很容易「出口成章」。胡適一再強調，白話要成為文學，需要「鍛鍊」，而流傳下來的成語就是精練的產物之一。

[註4]：白話歷經百年的鍛鍊後，今日「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處處可見。我印象最深的是張曼娟有聲書，其語言之精緻，聲調之優美，幾無一個贅字，聽起來真是一種享受。讀者亦可以四處去尋求一些標語廣告，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

[註5]：這些個註解寫於1917年11月「答錢玄同書」，說得極好。這讓我想起31年前我初寫胡適的時候，有一位日後成為「打假專家」的大陸留學生，非常鄙夷胡適，說胡適沒有深度，「寫得清楚明白誰都行，有什麼了不起？」事實上，就算是白話，就有人可以把它搞到看不懂的地步。清楚明白是白話文的基本要求，確實不難，但還是很多人做不到。

[註6]：我想起中學國文老師講過一個例子：某人喪弟，為文時為了對仗，寫出「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這種句子，其實他根本沒有哥哥。

[註7]：林琴南不懂外語，他的翻譯是由懂外語的人口語翻出，他以古文寫出。這可能是古今中外最離奇的翻譯方式，林琴南以此法翻譯的外國小說多達十幾種語言，數十位作家，二百餘部作品，產量如此豐沛，係因林有捷才，下筆極快，人家把故事講完，他也寫完了，而且是優美的文言文。問題是這些翻譯文雖然優美，但（與原著相比）錯誤很多，有時甚至變成一篇新的小說。在翻譯的「信達雅」三原則中，大概只達到「雅」這個應該最難的標準。

[註8]：蔡元培雖然是革命黨，但是望重士林，連軍閥都很尊敬他。林琴南的公開信，也引來北洋政府的注意，想要干涉此事，此舉更營造出這些新派學者「不畏強權」的形象。他們本來就是青年領袖，這麼一來更成了被擁護的對象。我個人以為，陳獨秀、李大釗後來轉到政治界發展，與此事不無關係。

[註9]：林琴南寫小說罵人不免刻薄，但追根究底還是錢玄同等人玩得太過火了，惹惱了林琴南。在新文學運動的大師中，還是胡適最厚道，當時就覺得不該這麼惡搞；在爾後著作「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胡適稱讚林琴南運用古文的能力，比很多人運用白話的能力強得多，所以相當優美，也算很有成績，算是間接還他一個公道。1924年林琴南過世，錢玄同等人想到當年把無辜的「前輩」拉出來當沙包打，亦不免有些愧疚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