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堂堂溪水出前村（原作於1993年，原名：「三十歲以前的胡適之」。2024年修訂）第一部最終章

二十

而「始料未及」的這一件，就是發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五四運動」。稍有近代史概念的人都知道，五四運動的產生，是因為當時為了善後第一次世界大戰所舉行的「巴黎和會」中，日本希望繼承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而與會的西方列強居然不顧中國亦是戰勝國而同意了！4月30日消息傳回國內，輿情沸騰，北京學生於是在5月4日扯起「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等的大旗，上街遊行。所謂外爭主權，即是要求中國在巴黎和會的代表力爭山東的權益，如果不被接受，則不得在合約上簽字（註1）；而內除國賊，即是要撤換親日官員曹汝霖、 陸宗輿、章宗祥等人。原本是和平的示威遊行，到了曹汝霖的住所趙家樓時，激動的學生不但放火燒了房子，而且抓住章宗祥（被誤認為曹汝霖）痛打一頓。

這麼一來，事情就鬧大了，北洋政府拘捕了二三十個學生。北大校長蔡元培為了抗議學生被拘捕，決定辭職，不少教育部官員跟進，而政府態度強硬，毫不妥協；5月20日，大規模的罷課在北京展開，學生在北京各街頭演講痛斥政府，軍警大肆搜捕學生，引起全國沸騰，天津、濟南、上海、南京等各地的學生，都開始大規模罷課。原本一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引發成全國性的學潮。到了6月3日，上海學生運動商界，全市罷市三天。由於上海是國際都市，罷市的不但有礙國際觀瞻，而且對外國人影響太大，北洋政府迫於情勢，只能妥協，不但撤回軍警，釋放學生，訓令參加和會的中國代表拒絕在「凡爾賽合約」上簽字，甚至於導致了當時的內閣垮台。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最終在學生勝利之下告終。

無論怎麼看，五四毫無疑問的是一場政治運動，為什麼卻造成了「學者胡適」聲名大噪？事實上，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胡適根本不在北京。那他在哪兒？他在4月30日到上海去接老師杜威了。於來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休假一年，到日本講學；他昔日的學生胡適、蔣夢麟、郭秉文邀請他順道來中國一行。直接了當的說，胡適根本沒有參與五四運動，在當時沒有發表過任何一篇演說或是文章（註2）。當然，胡適毫無疑問的肯定這是一場學生的愛國運動，然而當時候的胡適，是不談政治，也不願意牽扯到政治裡面的。然而，參與這一場活動的，都是年輕人，都是新派的知識分子，在過去幾年的白話文學運動的薰陶之下，他們都受到了文學革命的影響──說得更直接一點，都受到了胡適的影響。於是儘管胡適在五四運動中沒有扮演任何角色，但是他卻被時代的潮流推舉，一躍成為引領學生運動的領袖！

而胡適自己呢？他當然不願意自己才剛開始的新文學運動受到到政治的干擾，可是很不幸的，大時代的浪潮最終也把他捲了進去。五四在政治上取得了勝利，但也讓當時的年輕學生嚐到了甜頭，從此以後學生只要有什麼不順意的事情，動不動就罷課，罷考；打著反抗威權的口號，不上課不考試，不但自我感覺良好，而且既過癮又划算！胡適對這樣的情形非常憤怒，他認為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無賴（註3），所以就算學生罷課，哪怕只有一個學生來到課堂，他還是照常上課；學校為了因應罷課罷考，說乾脆提前放假，他堅決反對。更重要的是，胡適對於這場運動的發生相當難過，他本來希望推動的，是一個純粹文學的，文化的，思想的「文藝復興運動」，結果政治的浪潮一沖，就變質了！而最尷尬的是，儘管胡適認為五四是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想儘可能的置身事外，可是他卻身不由主的變成了五四運動的「領航者」，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我們必須指出，這個結果的造成，國民黨與共產黨都是最重要的推手。民國八年的孫中山，剛剛歷經廣東的不流血政變，蟄居上海寫書，在看到這一場全國性的大動盪，深覺年輕人的熱血帶來希望（註4），將五四運動命名為「新文化運動」，認為這些愛國青年具有革新思想，預備做革新事業，是「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而「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很明顯的，處與革命低潮的孫中山，敏銳的察覺出，新文學運動導致了思想革新，因而引發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而國民黨要「再革命」，當然要運用青年這一股熱情和力量！

同時，五四運動也成為共產黨的催生劑──如果學生從運動中嚐到了甜頭，那麼有政治野心的老師又何嘗不如此？陳獨秀主編，原本只談社會、文學的「新青年」，在五四同時出版的這一期，幾乎成了「馬克斯主義專號」；而陳獨秀、李大釗另有「每週評論」，所載多是國內外的政治大事（註5）；當五四運動一起，「每週評論」連續三個禮拜把「山東問題」四個字用最大號的字體放在刊頭，大幅報導學生運動的新聞。其後陳獨秀被捕，出獄後辭去北大教職，潛至上海，1920年8月創立了中國共產黨，並將新青年搬到南方，成為共產黨的機關報；而李大釗仍留在北京，發起「馬克斯學說研究會」，並協助共產黨的創立，此即所謂的「南陳北李」。

五四運動發展成這個模樣，絕對是不想涉入政治的胡適始料未及的；但更讓胡適想不到的，是這個運動同時也助長了白話文的聲勢，以致於將胡適的名聲推到了頂峰。此時的胡適才三十歲，已經是中國學術界甚至全社會裡的招牌人物，名滿天下，各方迎迓（註6）。上海商務印書館邀請他來主持（註7），所長兼編輯主任高夢旦說：「我們那邊缺少一個眼睛」，他希望胡適能來作商務的眼睛。胡適很感動，但在考慮之後還是謝絕了（後推薦王雲五，創造了商務的輝煌時代）﹔北洋政府請他任教育部次長，他更不幹，只有北大教務長，是被選出來的，力辭不成才勉強作了。胡適的想法是，他才三十歲，要幹自己的事業，他可以有十年、二十年的工夫來「著書立說」。胡適並和朋友約定：20年不幹政治，20年不談政治，從文化著手，從教育做起，不但成就自己的事業，同時也來改造這個國家。

然而，天不從人願，胡適在這個大潮流之下，身不由主的被捲了進去，加上他自己的熱心腸，終於被迫提起筆來開始「論政」。胡適寫了一篇「我的歧路」，就是在敘述這一段心路歷程。從此，我們失去了一個文學家，可是產生了一個政論家，而胡適的一生，也從此改變了。30歲對胡適恰是一個分水嶺，30歲以前的故事已經講完﹔30歲之後，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第一部完）

[註1]：當時的中國代表由北方的北洋政府與南方的護法政府共同組成，在和會中力爭中國的權利未果，最終沒有在合約上簽字。而中國山東半島的問題，至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方告解決。

[註2]：胡適於1917年7月回國後，至1919年7月才從新開始寫日記，也就是說，胡適在五四這一段時間的想法甚至行蹤，都很難追尋。我們唯一能夠知道的，是胡適5月12日返抵北京，一直在處理杜威在華講學的費用問題；而杜威夫婦6月初到北京後，胡適曾領杜威至北京大學探望被監禁的學生（因被捕學生過多，北大有幾棟校舍被改成臨時拘留所），這可以說是胡適與五四發生的唯一關係。在爾後許多文章或演說中，胡適從未提及自己在在五四運動中扮演任何角色。

[註3]：有這樣想法的不只是胡適，連五四運動掌大旗的傅斯年也覺得，學生運動的勝利，會讓學生得意忘形。果然，從此學潮不斷，有理也罷課，無理也罷課，最好一天課也不上，一次試也不考，文憑就到手了。五四之後不久，傅斯年就出國留學，而且終其一生鮮少談論五四運動。

[註4]：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屢經挫折，才深感革命不是如想像中的「一步到位」，他認為辛亥革命的勝利來得太突然了，他的同志們都沒有作好思想準備，現在五四運動展現出青年愛國的熱忱，革新的思想全國風行，國民黨絕對必須要搭上這班列車，爭取年輕人。這個想法國民黨如此，共產黨也如此，於是爾後的三十年，其實就是國共兩黨爭取年輕人為其賣命的歷史。

[註5]：即使從現在的角度來看，「每週評論」都可以算是「質報」，報導世界新聞範圍之廣，評論時事水準之高，都可以讓現在的新聞媒體汗顏不已。陳獨秀是北大文科長，同時主編新青年與每週評論，而且幾乎包辦後者大多數的評論撰寫，確實才華洋溢，令人佩服。

[註6]：胡適到上海擔任商務印書館「客卿」的時候，上海「商報」發表了一篇玩笑文章「胡老板登台記」，一開頭就說：「北京大學赫赫有名的哲學教員，新文學的泰斗胡適之，應商務印書館高所長的特聘來滬主撰，言明每月薪金五千元…..所內著名的編輯，均由胡博士一一延見，分班敘譚，宛如下屬，實為我禿筆文人揚眉吐氣。」語雖戲謔，也但證明胡適名頭之大，無與倫比。

[註7]：胡適出生於1891年12月，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提出這個邀請是1921年夏天，胡適即將滿三十歲。胡適在1921年7月到印書館編譯所待了45天，為商務作了一些改良的計畫，包括組織重整，選送人才進修，編纂辭典教科書等等。高夢旦先看上胡適，後來又把商務交給王雲五，其眼光與胸襟都非常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