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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胡適(二十)
2024/08/30 14:54:54瀏覽87|回應0|推薦6

第一部:堂堂溪水出前村(原作於1993年,原名:「三十歲以前的胡適之」。2024年修訂)第一部最終章

二十

而「始料未及」的這一件,就是發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五四運動」。稍有近代史概念的人都知道,五四運動的產生,是因為當時為了善後第一次世界大戰所舉行的「巴黎和會」中,日本希望繼承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而與會的西方列強居然不顧中國亦是戰勝國而同意了!4月30日消息傳回國內,輿情沸騰,北京學生於是在5月4日扯起「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等的大旗,上街遊行。所謂外爭主權,即是要求中國在巴黎和會的代表力爭山東的權益,如果不被接受,則不得在合約上簽字(註1);而內除國賊,即是要撤換親日官員曹汝霖、 陸宗輿、章宗祥等人。原本是和平的示威遊行,到了曹汝霖的住所趙家樓時,激動的學生不但放火燒了房子,而且抓住章宗祥(被誤認為曹汝霖)痛打一頓。

這麼一來,事情就鬧大了,北洋政府拘捕了二三十個學生。北大校長蔡元培為了抗議學生被拘捕,決定辭職,不少教育部官員跟進,而政府態度強硬,毫不妥協;5月20日,大規模的罷課在北京展開,學生在北京各街頭演講痛斥政府,軍警大肆搜捕學生,引起全國沸騰,天津、濟南、上海、南京等各地的學生,都開始大規模罷課。原本一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引發成全國性的學潮。到了6月3日,上海學生運動商界,全市罷市三天。由於上海是國際都市,罷市的不但有礙國際觀瞻,而且對外國人影響太大,北洋政府迫於情勢,只能妥協,不但撤回軍警,釋放學生,訓令參加和會的中國代表拒絕在「凡爾賽合約」上簽字,甚至於導致了當時的內閣垮台。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最終在學生勝利之下告終。

無論怎麼看,五四毫無疑問的是一場政治運動,為什麼卻造成了「學者胡適」聲名大噪?事實上,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胡適根本不在北京。那他在哪兒?他在4月30日到上海去接老師杜威了。於來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休假一年,到日本講學;他昔日的學生胡適、蔣夢麟、郭秉文邀請他順道來中國一行。直接了當的說,胡適根本沒有參與五四運動,在當時沒有發表過任何一篇演說或是文章(註2)。當然,胡適毫無疑問的肯定這是一場學生的愛國運動,然而當時候的胡適,是不談政治,也不願意牽扯到政治裡面的。然而,參與這一場活動的,都是年輕人,都是新派的知識分子,在過去幾年的白話文學運動的薰陶之下,他們都受到了文學革命的影響──說得更直接一點,都受到了胡適的影響。於是儘管胡適在五四運動中沒有扮演任何角色,但是他卻被時代的潮流推舉,一躍成為引領學生運動的領袖!

而胡適自己呢?他當然不願意自己才剛開始的新文學運動受到到政治的干擾,可是很不幸的,大時代的浪潮最終也把他捲了進去。五四在政治上取得了勝利,但也讓當時的年輕學生嚐到了甜頭,從此以後學生只要有什麼不順意的事情,動不動就罷課,罷考;打著反抗威權的口號,不上課不考試,不但自我感覺良好,而且既過癮又划算!胡適對這樣的情形非常憤怒,他認為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無賴(註3),所以就算學生罷課,哪怕只有一個學生來到課堂,他還是照常上課;學校為了因應罷課罷考,說乾脆提前放假,他堅決反對。更重要的是,胡適對於這場運動的發生相當難過,他本來希望推動的,是一個純粹文學的,文化的,思想的「文藝復興運動」,結果政治的浪潮一沖,就變質了!而最尷尬的是,儘管胡適認為五四是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想儘可能的置身事外,可是他卻身不由主的變成了五四運動的「領航者」,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我們必須指出,這個結果的造成,國民黨與共產黨都是最重要的推手。民國八年的孫中山,剛剛歷經廣東的不流血政變,蟄居上海寫書,在看到這一場全國性的大動盪,深覺年輕人的熱血帶來希望(註4),將五四運動命名為「新文化運動」,認為這些愛國青年具有革新思想,預備做革新事業,是「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而「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很明顯的,處與革命低潮的孫中山,敏銳的察覺出,新文學運動導致了思想革新,因而引發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而國民黨要「再革命」,當然要運用青年這一股熱情和力量!

同時,五四運動也成為共產黨的催生劑──如果學生從運動中嚐到了甜頭,那麼有政治野心的老師又何嘗不如此?陳獨秀主編,原本只談社會、文學的「新青年」,在五四同時出版的這一期,幾乎成了「馬克斯主義專號」;而陳獨秀、李大釗另有「每週評論」,所載多是國內外的政治大事(註5);當五四運動一起,「每週評論」連續三個禮拜把「山東問題」四個字用最大號的字體放在刊頭,大幅報導學生運動的新聞。其後陳獨秀被捕,出獄後辭去北大教職,潛至上海,1920年8月創立了中國共產黨,並將新青年搬到南方,成為共產黨的機關報;而李大釗仍留在北京,發起「馬克斯學說研究會」,並協助共產黨的創立,此即所謂的「南陳北李」。

五四運動發展成這個模樣,絕對是不想涉入政治的胡適始料未及的;但更讓胡適想不到的,是這個運動同時也助長了白話文的聲勢,以致於將胡適的名聲推到了頂峰。此時的胡適才三十歲,已經是中國學術界甚至全社會裡的招牌人物,名滿天下,各方迎迓(註6)。上海商務印書館邀請他來主持(註7),所長兼編輯主任高夢旦說:「我們那邊缺少一個眼睛」,他希望胡適能來作商務的眼睛。胡適很感動,但在考慮之後還是謝絕了(後推薦王雲五,創造了商務的輝煌時代)﹔北洋政府請他任教育部次長,他更不幹,只有北大教務長,是被選出來的,力辭不成才勉強作了。胡適的想法是,他才三十歲,要幹自己的事業,他可以有十年、二十年的工夫來「著書立說」。胡適並和朋友約定:20年不幹政治,20年不談政治,從文化著手,從教育做起,不但成就自己的事業,同時也來改造這個國家。

然而,天不從人願,胡適在這個大潮流之下,身不由主的被捲了進去,加上他自己的熱心腸,終於被迫提起筆來開始「論政」。胡適寫了一篇「我的歧路」,就是在敘述這一段心路歷程。從此,我們失去了一個文學家,可是產生了一個政論家,而胡適的一生,也從此改變了。30歲對胡適恰是一個分水嶺,30歲以前的故事已經講完﹔30歲之後,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第一部完)

[註1]:當時的中國代表由北方的北洋政府與南方的護法政府共同組成,在和會中力爭中國的權利未果,最終沒有在合約上簽字。而中國山東半島的問題,至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方告解決。

[註2]:胡適於1917年7月回國後,至1919年7月才從新開始寫日記,也就是說,胡適在五四這一段時間的想法甚至行蹤,都很難追尋。我們唯一能夠知道的,是胡適5月12日返抵北京,一直在處理杜威在華講學的費用問題;而杜威夫婦6月初到北京後,胡適曾領杜威至北京大學探望被監禁的學生(因被捕學生過多,北大有幾棟校舍被改成臨時拘留所),這可以說是胡適與五四發生的唯一關係。在爾後許多文章或演說中,胡適從未提及自己在在五四運動中扮演任何角色。

[註3]:有這樣想法的不只是胡適,連五四運動掌大旗的傅斯年也覺得,學生運動的勝利,會讓學生得意忘形。果然,從此學潮不斷,有理也罷課,無理也罷課,最好一天課也不上,一次試也不考,文憑就到手了。五四之後不久,傅斯年就出國留學,而且終其一生鮮少談論五四運動。

[註4]: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屢經挫折,才深感革命不是如想像中的「一步到位」,他認為辛亥革命的勝利來得太突然了,他的同志們都沒有作好思想準備,現在五四運動展現出青年愛國的熱忱,革新的思想全國風行,國民黨絕對必須要搭上這班列車,爭取年輕人。這個想法國民黨如此,共產黨也如此,於是爾後的三十年,其實就是國共兩黨爭取年輕人為其賣命的歷史。

[註5]:即使從現在的角度來看,「每週評論」都可以算是「質報」,報導世界新聞範圍之廣,評論時事水準之高,都可以讓現在的新聞媒體汗顏不已。陳獨秀是北大文科長,同時主編新青年與每週評論,而且幾乎包辦後者大多數的評論撰寫,確實才華洋溢,令人佩服。

[註6]:胡適到上海擔任商務印書館「客卿」的時候,上海「商報」發表了一篇玩笑文章「胡老板登台記」,一開頭就說:「北京大學赫赫有名的哲學教員,新文學的泰斗胡適之,應商務印書館高所長的特聘來滬主撰,言明每月薪金五千元…..所內著名的編輯,均由胡博士一一延見,分班敘譚,宛如下屬,實為我禿筆文人揚眉吐氣。」語雖戲謔,也但證明胡適名頭之大,無與倫比。

[註7]:胡適出生於1891年12月,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提出這個邀請是1921年夏天,胡適即將滿三十歲。胡適在1921年7月到印書館編譯所待了45天,為商務作了一些改良的計畫,包括組織重整,選送人才進修,編纂辭典教科書等等。高夢旦先看上胡適,後來又把商務交給王雲五,其眼光與胸襟都非常了不起。

( 創作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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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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