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堂堂溪水出前村（原作於1993年，原名：「三十歲以前的胡適之」。2024年修訂）

十五

到了1920年，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宣布，將國校教科書逐步改為白話文，自此文言即成為在特殊場合顯擺學問的工具，白話文在傳播工具以及文學創作上取得最後勝利，已經只是時間的問題──結果證明不到十年就已經沒有文言文的雜誌出版，最後退出文學領域的舊體詩，大約在七八十年前也都幾乎消失了。有人說，這是胡適的罪惡，因為他讓中國文學之美喪失殆盡，這種說法當然錯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之美，到了漢朝就幾乎沒有人在作詩經離騷；到了唐朝就幾乎沒有人在作漢賦，這是一樣的道理。有趣味的文學形式，自然會保留下來，或是以另一個樣態存活，退一萬步來講，若是有人認為某種文學形式消失了很可惜而希望繼續耕耘，但也沒有人會覺得這是抱殘守缺加以禁止，甚至當有心人願意投入心血時，我們也不吝給予掌聲呢！比如說中國近代的戲曲，儘管有人提倡，但崑曲式微是眾所周知之事，相對而言崑曲還算不錯的，那些曾經風靡一時的大鼓、彈詞、墜子、梆子還有人唱嗎？能夠挺過時代的考驗就能留下來，存在就是合理（註1）。

所以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藝術形式，有一個時代的美，不管我們習不習慣，時代就是這樣演變；而且不管怎麼變，也不妨礙我們有喜歡甚至擁抱過去（文學、藝術）形式的自由。白話文成為我們這一代的主流，是不爭的事實，沒有胡適，白話文學也一樣會產生，只是時間的問題。然而，文學革命的功績該全歸給胡適，以及其他新文學的領袖們嗎？當然不是，這是歷史走到了這個點上，各方條件配合的結果。民國成立之後，雖說各地戰火不熄，但是全國各地各項實業次第展開，雛型的中產階級已經漸漸產生。這些人的數量雖然占全中國人口比例甚小，但在社會上的活動力及影響力卻很大。白話文好寫好懂，因此因緣際會，成為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的大眾傳播工具（那時主要是報章雜誌）。同時，胡適、陳獨秀等全力推展白話文，是高級知識份子「走下台階」和所謂「不登廟堂」的玩意兒打交道的第一次。本來根深蒂固的觀念，是白話粗俗，文言才有學問，可是當北大教授一本正經的開始研究西遊記水滸傳，白話文就不只是工具，而是一門「學問」，用起來不但理直氣壯，而且很光榮了呢！

白話文寫起來容易，而且寫起來「不丟臉」，一旦成為「主流」，立時風行草偃，所有的報紙、雜誌都變成白話，新思想，新觀念變得更容易傳播，又擴大了上述中產階層的人數，讀的人變多，寫的人也變多，「市場」就越來越大，造成良性循環，相對來講，文言難懂，又顯得保守陳舊，在那個大家都在追求「新」的年代，被打得毫無招架之力，一點也不令人意外。我們可以說，歷史在這個時候搭好一個舞台，而胡適等人恰好在這個時候登台亮相，英雄時勢相互襯托（註2），風起雲湧的白話文學運動終於水到渠成。

胡適在推動白話文學的時候，一再強調白話文學自古皆有，因而還藉著在國語講習所教學的機會，編成一套講義來介紹中國歷代的白話文學，後來就寫成了「白話文學史上卷」（註3）。聰明的胡適為了要證明白話文學的「正統性」，就把每一個人都耳熟能詳的「紅樓夢」、「西遊記」、「水滸傳」拉上台面，大做其考證，藉此表明白話文學不但「也是一門學問」，甚至是「五十年來中國文學之主流」（註4）。中國古籍浩如煙海，紅樓夢自有一定的文學價值，但是「西遊記」、「水滸傳」、「七俠五義」、「鏡花緣」這些白話小說，說實話是排不上列的。胡適研究這些東西，還將之懸格甚高，當然有不得已的原因：不把這些東西的地位拉高，怎麼去證明白話文學的價值呢？

當然，如果胡適僅專注在白話文學研究，以及白話文學創作，那麼他在學術界的影響力就很有限。胡適自己也了解這一點，因此在北大，他延續自己的「諸子之學」，持續其博士研究的辦法，以西方哲學的角度、西方邏輯學的辦法把舊學「貫穿」起來，建立了一個新系統──後來胡適將之命名為「整理國故」。胡適花了很多精神在古書的校勘、考証，即是對當時舊派學者的回應。胡適的timing極好，彼時幾位國學大師如章太炎、王國維、嚴復等都已經從第一線退了下來，胡適首度用西方哲學的方法整治漢學，後來又開考據通俗小說及佛經的先河，順理成章的填補了這段空白。他的舊學火候縱有不足，但是以新穎的考証方法加以彌補，不但舊派學者做不到，而且也是開風氣之先，尤其以邏輯方法治「墨經」，更得時論推崇。蔡元培贊之「不讓乾、嘉學者」，連當年影響胡適最大的梁啟超，這時反而受到胡適的「刺激」開始重理舊業。1920年代初期，梁啟超出版「清代學術概論」、「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墨經校釋」，都是受到胡適的刺激之下完成的。

1919年2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轟動學界；到了1922年3月，梁啟超在北大演講「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連講兩天，事先在報紙上登廣告，聲明凡欲往聽者當備該書一冊，一時坊間所有存書頓售一空（註5），胡適看在老前輩的面子上，第二天和梁啟超一同出席，新舊兩位大師同場交鋒，寫下了中國學術史上最精彩最動人的一頁。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梁啟超說：「而績溪諸胡之後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以一代學術巨人下如此評語，可謂極高的讚譽（註6）。

[註1]：請讀者諒察，我絕對沒有「過去就讓它過去」的固執，但我也得說，沒有市場的東西，被時代浪潮淹沒是很無奈，但也很正常的事情。曾有人問過一位鋼琴家（好像是阿胥肯納吉）：「為什麼現在沒有人寫古典音樂？」，鋼琴家雙手一攤：「因為我們是現代人！」然而，古典音樂還是在被學習，在被欣賞。我們看文言文，或許也可以想想這個道理。

[註2]：梁啟超曾經說過，什麼是「歷史人物」？歷史人物就是如果當時沒有這個人，歷史就會改寫。我們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看，梁啟超本人是歷史人物，胡適也是歷史人物。這並不代表，如果沒有胡適，白話文學運動就不會發生；而是說，如果沒有胡適，白話文學運動有可能會以另一個形態，在另一個時空下發生，如此歷史當然就改寫了。吾輩回顧百年前的歷史，切切不要認為胡適只是運氣好，「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胡適能幫白話文訂出「八不」，就是歷史的功績。事實上胡適無論是學問或人格特質，都是出類拔萃，他如果不在這裡、這時候成名，也必定會在那裡、那時候成名，而上天給他搭起的舞台，確實是相當完美。

[註3]：前段提到的北大教授黃侃，據說就曾嘲笑胡適是「太監」，因為胡適兩本學術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與「白話文學史」都只寫了上卷，「下面沒有了」。我對這個故事十分存疑，因為黃侃死在1935年，當時胡適才四十餘歲，如何可以預知他寫不出中卷或下卷？事實上，「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在1928年改名叫「中國古代哲學史」重新出版，1931年又用北大上課編寫的講義為本，寫成「中國中古思想史」，已然可以算作「中卷」了。

[註4]：請見胡適文存第二集第二卷，「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註5]：梁啟超此舉頗有為胡適「打書」的嫌疑，，讓我想起今日一些歌手開演唱會，須購買海報才能購票（或是購票送海報，反正一樣）。這比喻當然不倫不類，也讓人不勝唏噓。

[註6]：胡適雖然脾氣溫和，但是有話直說，在胡適的眼中，真理之前沒有朋友，他儘管崇敬梁啟超，卻也覺得梁是一個固執、過氣的人，他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就批評過梁啟超著作裡的一些觀點。而梁啟超是一代宗師，儘管稱讚胡適，心中或多或少也有不悒之感，這場演講拿胡適的著作當題目，其實不無「教訓」胡適的意味。胡適對於梁啟超用「批評胡適著作」當演講題目，頗不以為然，認為梁未免太「不通人情」，本來不想理他，但是轉念一想，不如正面迎戰，於是成了第二天的「神祕嘉賓」。儘管梁啟超的「批評」頗不留情面，但胡適還是很客氣的謝謝梁啟超，說「梁先生今天的教訓就是使我們知道哲學史上學派的解釋是可以有種種不同的觀點的」。梁啟超該篇演講的全文，被收錄在「梁任公先生學術演講集」第一輯中之第一篇，對於中國古代哲學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