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認為，傳統中國文化有濃厚的人本主義色彩。我並強調，傳統中國文化中的人本主義色彩有多元、複雜的意義。也就是說，中國因此而有所得，卻也有所失。

我最在乎的，一直是「社會紀律」這一面。我認為人本主義思潮因為強調人的主體性所以不利於社會紀律的發展。傳統日本社會的文化中，人本主義特質相對稀少，社會紀律則相對較強。而良好的社會紀律對近代日本的現代化，有重大的良性作用。而中國社會則因為較欠缺社會紀律，現代化的腳步蹣跚無比。

但是，這裡，我想試著討論人本主義思潮的另一可能面向。

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 求仁莫近焉。」

孟子這段話的一般譯文如下：「萬物我都具備了。反躬自問誠實無欺，便是最大的快樂；盡力按恕道辦事，便是最接近仁德的道路。」

上面的翻譯文，我傾向稍做修改。第一句，我把它譯為「萬物都已為我準備了」。

這句話同樣在強調人的主體性。也就是說，人並無外在條件的欠缺，唯需做內在主觀心志的努力。也就是在強調人的道德主體性。只要能展現出人的道德主體性，人就能快樂、就能得仁，就能臻於至善。

但是，「萬物皆備於我」其實很可能帶動一種認知傾向：萬物的存在是為我而備。人作為主體，萬物作為客體，客體是作為主體的資源，供主體之用。主體不為客體而存在，但是，客體卻是為主體而存在。同樣是存在，主、客體的存在意義卻不同。

孟子的這句話，或許原本不是在強調主體、客體的存在意義的不同，不是在強調物為人所用的觀念。但是，只要主體稍稍自我膨脹，就可能導出這樣的思想。

重要的是，一般中國人事實上常是這樣看待「物」的。

面對著「物」，蘇東坡會有一種不同的心境，他會說：「料青山見我亦如是」。他把物給主觀擬人化了。但是，我估計他是已經受了印度思想的影響。我認為這不是中國人的傳統思維。

中國人的典型思維是物備於人、物役於人。

一個疑問是：人是否應役於物呢？人是否可為物所用呢？人可以是物的工具嗎？

陶淵明說過「以心為形役」的話。表示，他對心靈被外物、形體所囿、不得自由深有感慨。

但是，那也只是一時的感慨。中國人似乎很少深入討論人對物的意義。

孟子討論過「斧斤以時入山林」的觀念，強調要珍惜物，這有保育的意義。但是，山林終究還是要為人所用，並不表示人亦可為物所用。

當然，如果我們再引入另一個概念「神」，人對神的存在意義為何？是神役於人，還是人役於神？

傳統中國社會裡存在一種泛靈論的思想，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樹有樹神、石有石神…。但是，這種泛靈論並不使物具有主體性。即使是這些有部分擬人化性格的神，卻也仍然常是為人所用；如果不為人所用，那可能是因為它役於他物。

在基督教裡，當然是人役於神，因為神具有超越性。所以，世人的努力是為了神，而不是為了人自己。不是神為人而存在，是人為神而存在。這樣一來，人的存在意義就大大不同了。

所以，在基督教裡，人的主體性是受到相當限制的。甚至於，人的主體性是被否定的。只在十二世紀的阿奎那與文藝復興後的基督徒裡，人的主體性才逐漸受到重視。也因此，有人認為文藝復興是人本主義思潮的真正源起。只有當人不再抱持「神本」思想，不再認為人是神的奴僕或器皿，才有所謂人本主義。

人沒有主體性，是否就沒有了創造力？或者，嚴格說來，當文化價值不強調人的主體性時，人是否就會變得（比較）沒有創造力？

情形似乎很複雜。

我認為，近代西方的許多重大科學發展，其實是因為人願意把自己當作工具，為某一特定使命（譬如追求真理）獻身的結果。

當哥白尼窮40年研究之功而寫出「天體運行論」以後，他說，他是要以此彰顯上帝的榮耀，上帝所創造的宇宙是如此簡單、均衡、規律。

西方的許多僧侶成為近代科學的啟蒙者。他們對知識探索的熱情與執著，我認為至少部分是因為他們將自己視為工具的角色，而認識真理則是上帝所交付的使命。

中國人比較不傾向將自己當成工具。特別是相對於物尤然。中國人對物，大體只有實用的興趣。中國人對格物之學沒有純然的興趣。王陽明格竹，很快就「發現」格竹是沒有意義的行動，他的知識路向也整個移轉，成為心學，是去認識作為主體的人，特別是去彰顯人的主體性。從而，科學很難在中國生根，傳統中國倒是有一定程度的技術面的發展，是對物的應用。技術發展與科學發展，最大的差別可能就是人與物的關係的不同。在技術發展中，物仍然役於人。但是，在科學發展中，人幾乎成為知識的工具，或甚至是物的工具。有一位美國生醫諾貝爾獎得主B. McClintock，她窮大半生的精力，專注研究玉米基因，在晚年才終於得到諾貝爾獎。哥白尼又何嘗不是，他至少花了40年來研究天文學。而他的研究結果只在去世前一年才發表。這意味著他不是為了名利的目的而進行研究。探索天體運行的目的具有神聖性，他自己倒只是神聖任務的卑微工具。

中國文化相對欠缺這種將人視為工具的態度，如果有，那是指人際間的關係。也就是說，不是人作為物的工具，而是人可能作為他人的工具，是人宰制人。中國人的人本主義如果有不夠徹底之處，就是在對主體性的強調中欠缺普遍平等主義的精神。中國人也可能成為工具，那是在人宰制人的時候。而對於人宰制人，中國人卻並沒有太強烈的反抗與批判。

人本主義的價值使中國人始終重視人的生命價值，也因為重視生命價值，所以中國人於喪葬一事非常講究。但是，中國人的生命還是有可能變得輕賤，那就是在人宰制人的狀態下。

人本主義文化使中國人普遍重視生命，只是不同階級的人的生命價值卻並不相同。

在藏傳佛教裡，有與一般中國人不太相同的生命價值觀。在藏傳佛教信徒看來，能做到「捨盡」那是種崇高的信念和榮譽。在西藏只有那些虔誠修佛、而且修煉有素的人，才有資格在自己死後，把自己的人頭做成碗，供奉在佛祖面前，把自己的骨頭做成燈，永遠燃燒在佛廟裏。這是宗教情結，就跟基督教裏吃聖餐、喝聖血一樣，只是種宗教儀式。

對於普通藏人來說，能把自己的一切奉獻出來，哪怕死後讓禿鷹啃食自己的肉體，也算做捨盡，也是有利於眾生的利他思想。

藏人的捨盡對象包括了一般中國人認為的物。在這裡，人為物用，而不只是物為人用。中國人相對缺乏這樣的思想，缺乏這樣的價值觀。

不僅如此，中國人很可能會認為，這種做法是不應該的、大大的不應該。如果有子女讓父母的屍骨以「天葬」方式處理，中國人會認為那是子女非常不孝，怎麼可以讓父母屍骨無存呢？

這裡存在著文化價值的衝突。中國人對藏人的行為不以為然，因為中國人的價值觀不同於藏人。但是，中國人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不同價值觀的衝突問題。中國人認為這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問題。中國人可能為此而歧視藏人。而且，中國人並不自覺這樣的評價裡有主觀觀念、社會文化觀念在起作用，而認為自己所抱持的價值觀是天經地義，對方的不同行動則是罪無可逭。

重要的是，藏人為什麼得接受中國人的這種評價呢？藏人為什麼不能我行我素，並自我感覺良好呢？

因為中國人宰制著藏人。

因此，一些藏人就不願意接受中國人的宰制。最後，他們流亡境外，離鄉背井，一去50年。蘇武牧羊19年，固然讓人悲戚，一去50年，不得回歸故鄉，那又是什麼感覺呢？

當中國人把自己視為行動主體的時候，有沒有想過，異己者也是人，也是主體，也有血淚呢？

中國人的人本主義，是不是在無意間膨脹了中國人的自我中心與我群中心？並且因此在宰制「他者」的時候缺少自覺呢？

當中國人懷抱人本主義價值的時候，是否仍然需要深入檢視所依循的這樣的人本主義價值的合理性與普遍正義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