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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南方朔談能力與人才
2009/08/31 09:49:57瀏覽506|回應1|推薦5

名筆南方朔先生在聯合報上寫了「自證失敗政治明星的結局」一文,雖然談的是清末名臣張佩綸,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在指馬英九,他在暗示:馬英九雖然曾是長相英挺的天王級偶像明星,但是他的無能無膽,最後不免自證失敗。

對於南方朔先生,我一向尊敬。但是他這篇文章的一些暗示,我卻深不以為然。且容我也來談談張佩綸這個人吧!

張佩綸沒有軍事專業訓練,也從不曾在軍隊裡待過,但是他曾對朝廷做出建言,批評時政,受到改革派的注目,成為明星一般的人物。中法戰爭將起,他忽然以文官身分接任欽差一職,管起海軍的事,而且立即面對戰爭(中法戰爭,1884年)。結果,中國戰敗,張佩綸個人的政治生涯從此走向末路。他一敗塗地,再也無翻身機會。人們沒有再給他其他機會,就這樣否定了他的價值,讓他抑鬱以終。百年之後,還要遭名筆的苛責。

用中法敗戰來認定張無能,公平嗎?他真的無能嗎?日本板垣征四郎將軍攻中國內蒙,曾敗於張自忠將軍手下。但是他繼續受到重用,幾年後,他揮軍河南,再遇張將軍,這次他成了勝利者。日本軍部並沒有因為他的敗績而棄他。最後也證明他確有能力。即使是拿破崙,在滑鐵盧之前,也有法俄戰爭的失敗,與埃及之戰陷入泥淖的困境。他無能嗎?

張佩綸為什麼會失敗?理由很多,但是,一個最主要的理由是他沒有被放在對的位置上。他就像是一匹馬被拉去演猴戲,或是一隻猴被要求拉大車。總之,他沒有被放在對的位置。結果他不能展現屬於他的長才,所以他失敗了。

對於戰敗,張的責任究竟多大呢?

其實,1884年中法海戰之敗,李鴻章要負相當責任。但是,李鴻章的決斷,在政治上有合理性。他的政策是忍辱負重,盡量避戰;不得已時,至少要讓世人知道,是法國不義。張佩綸只是秉承了李的意志,限制了水師的備戰舉動。這也是政治決定,非關軍事專業。依我想來,李鴻章必是認為,總的來說,當時的中國絕不宜與法國開戰(理由可能很多,未必是與法國一戰必敗),而且,很可能他是估計如果發生海戰,中國海軍十幾年的苦心經營將一夕消耗殆盡。所以,李的打算是要政治解決,寧可在政治上繼續退讓,不宜一戰耗盡初建的海軍實力。

也許李終究盤算錯誤,沒想到法國就是要來硬的,不給予中國政治解決的空間。結果,戰爭還是展開了,而且中國戰敗,南洋水師徹底崩盤。中國之敗,部分是在戰與和之間,做了不當的選擇。在不能和的時候,卻還想要和。

不過,敗戰最重要的責任應該是整個清廷,甚至是整個中國。如果國家強盛,不說不會戰敗,別人根本就不敢來挑釁。法國敢來挑釁,本來就是看準中國整體力量衰弱。

朝廷本身也是無人,才會找個毫無軍事專業的文官來總責督戰。

但是,責任還是得由張來扛。或許,這是人心「自然」的反應。人總是找具體的對象來究責、來發洩情緒。

何況,人們本來寄望張甚深,認為他是人才,是國之棟梁。怎麼就這麼不濟事呢?或許,也有許多人,先前曾被張批評過,心中早已不快,此時正好落井下石。即使未曾被張直接批評過,看到張先時的鋒芒畢露,不免心存嫉忌,也恨不能有機會讓張下面子。

恐怕是在這樣的複雜人心情境下,敗戰才更成為張的致命傷。

當然,張自己也有責任。部分在於,他可能也有自我誤判,以為自己真能負起處理戰爭問題的責任。也可能出於誤判,所以他先前批評其他官員時,口氣或不免苛刻,對官員處事的困境少了應有的體諒。

但是,我們是否應該基於體諒,所以不批評官員?如果答案並非如此,張先前的批判就未必不應該。他真正的錯誤,或許是不該接受這次的督戰任命。但是,危急時刻,他真能拒不受命嗎?

大清的敗亡,除了針對特定官員歸責之外,也有人說那是氣數。換個說法,我們是否可說:「那是因結構而成的大勢所趨」?

大清之敗本來是反映整體結構出了問題,卻被轉換成對張佩綸個人能力的否定。這樣的否定,我認為並不公平。再者,就因為他督戰失敗,他先前對清廷的建言,與對時弊的批判,也就真的都成了謬論嗎?那些見解,一點價值都沒有了嗎?

李鴻章在張最潦倒的時候,將女兒嫁給已鰥又失官的張佩綸。表示李仍然認為張確實是個人才。或許,李也在表示一種愧疚,因為敗戰他也有責。

方朔先生對張的批判公平嗎?他自己會不會正好又掉進了張佩綸先前苛於責人的相同陷阱呢?

 

讓我們談談能力與人才問題吧!

 

我以為,一個人有沒有能力,是不是人才,不完全取決於他個人的特質,而必須參照當時的社會條件。人才必須與社會條件相適,才有機會發揮潛能,也才會被承認為人才。如果與社會條件不相適,就很難得到揮灑的空間,也很難被承認為人才。

誰是人才?在不同情境下,答案很可能並不相同。民主社會裡的各類型人才,在其他情境裡,可能不易得到發揮的機會,也不易被認為是人才。所以,在某些社會裡,人才稀有,也許只有會打仗或會打架的才被認為是人才,其他人都不是人才。畫家梵谷,如果不是生在近代歐洲,他很可能不被認為是偉大的畫家,而被認為純粹是個瘋子。愛因斯坦如果生於非洲部落裡,相對論鐵定出不來,也不會得到如此崇隆的地位。哥倫布如果不遇到西班牙王子亨利,恐怕沒機會發現新大陸。

與此類似,政治人物的能力是否能得到人民的信賴,也不完全取決於政治人物個人的能力,而與其他情境、與人民的期待及人民的判斷力有關。人民,特別是處於危機時刻的人民,卻常在慌亂中做出不恰當的判斷。

相應於人民的各種不同期待,領導人需要具備各種不同的「優越」特質,包括諸多可能互相矛盾的「優點」。結果,人民對人才的期待甚至常自相矛盾。人們既希望領導者誠實、正直、守法、忠於國家主權、忠於人民,又希望他像魔術師一樣隨時變出人們想要的東西來,無論客觀情境如何困難,也要能完成任務,(在必要時)就是耍手段也無妨。在實際情境中,人們甚至常接受一個威權、甚至獨裁的領袖,只要他能讓足夠多的人相信他能提供人們所想要的事物。

這樣,人民最後難免會得到一種結論:沒有人能滿足人們全部的期待,所以,沒有人是大家共認的人才,也沒有人能真正成為大家共同信賴的領導人。人民群體內在不可解的矛盾,最後會以無法產生大家共同信賴的領導人的形式,為人民自身帶來悲劇。

我們都熟知哥倫布航海的故事,當他帶領艦隊在大西洋上向西航行時,隨著時間拉長,而仍然是大海茫茫,不見邊際,許多船員開始恐懼,吵著要回程,並且對於哥倫布產生懷疑與憤怒。如果不是哥倫布的信念與堅持,發現新大陸的壯舉就不會由這個艦隊完成,而整個人類歷史也就要被改寫。

人民(作為一整體)是否是伯樂?人民如果不是伯樂,可能就出不了英明領袖。不是沒有人具此潛質,而是即使他有潛質也難以獲得學習與發揮的機會。

台灣人民是否是伯樂?我不知道。也許是,也許不是,還有待驗證。

回頭說說南方朔先生真正要批評的主角:馬英九總統。

比起我們一般人來,馬其實已經有一定的幸運,他曾經被相當多的人認為是優秀人才,並賦予深切的期待。只是,人們對他的信賴顯然不足,幾件事發生,許多人就失去了對他的信賴。

從而,他也可能就像張佩綸一樣,初期曾經擁有的幸運,帶來往後長久的悲運。

八八水災以來,批評馬的聲浪,如潮水一般。幾乎是不分藍、綠都批馬。南方朔先生對馬的批判也是其中之一,只是分量比較大。

現在有許多人批評馬無能。(除了因為當下的困難情境使大家情緒激動而可能影響判斷外)我並不完全認為這是大家不識才,我認為部分是大家期望的人才類型是出於馬基亞維利式思維,而馬並不符合這個框架下所定的人才標準。

我曾聽過一個人嘲笑馬英九,說他大概想到要負責任就嚇得全身發軟。(其實還有更不堪入耳的形容,此處就不引述了。)

馬是否如所形容的這樣?我不知道。我卻知道曾有一個人坦白承認過他的害怕,那就是艾森豪將軍,領導盟軍諾曼底登陸的指揮官。他說,他一想到要指揮40萬大軍就發抖。不過,雖然他這麼說,他還是被任命且成功指揮了大軍登陸。馬歇爾相信他,並獨排眾議重用了他。在此之前,他曾長期擔任麥克阿瑟的副官,做事情謹小慎微,甚至被形容成是幫人提皮包的沒出息的傢伙。

人們把害怕視為領導人不應該有的特質。對,通常領導人應該是勇者。但是,勇要配合智與仁,才有積極意義。一個完全沒有害怕感覺的人,更可能是個恐怖的君。而不勇敢的人也未必不能是成功的領導人,艾森豪或許可以是個例子。同樣的,艾森豪或許也可以被用來替做事謹小慎微的人作為模範,這樣的人也照樣可以成大事。當然,必須有馬歇爾這樣的人願意信任他,還有個自身運轉已相當圓熟的機制(40餘萬人所組成的盟軍)來配合他。當然,其實這裡面絕不是都沒有矛盾、困擾,一切運轉無礙。其實還是需要高度智慧、細心、耐心與堅忍。但是,如果所要帶領的是清末的一群清軍,想要他們打勝仗,顯然需要更超卓的領導能耐,那就更不易找到勝任者了。也許,真的沒有勝任者。從而,大清國已經「注定」敗亡。張佩綸只不過是必然敗亡的過程中一度曾激起希望的小浪花而已。

以此推之,個人能與不能,成與不成,常要看當時所提供的社會條件如何。社會條件如果能提供適宜的情境,讓人能盡量發揮所長,而不致暴露其短,能者就多,成者就多。反之,能者就少,成者也少。

有人強調馬與張處境的不同,說馬是被人民選出的,大概意指他的權力擁有更大的正當性,也或者就是在說:馬的權力已經極大化;也有人說:馬集各種權力於一身,不同於張之受制於朝廷。總之,意在指出:張的失敗或可原諒,馬的失敗則不可原諒。

馬的權力是否比張更大?是否足夠?在我來看,相對於動員整體社會力量(包括政府組織的力量)以解決問題來說,兩者的權力其實都不足,馬的處境並不比張更好。

我知道我這麼說,必引來極大反對。但是,我認為事情的確如此。

古人說:「事非經過不知難」;也有諺語說:「登天難,求人更難」。這些話聽來很消極。不過,那裡面正意涵著動員人的力量之不易。張的困境看似在於他上面還有君王、宰相。但是,即使他得到這些人的全部支持,就真能讓所需要的人力如他所欲地動員起來嗎?

 

整個滿清皇朝,憑其帝王權威,權力看來何等龐大。但是,他們能阻止國家的軟弱嗎?能阻止失敗嗎?其實專制制度之形成,很可能是出於神經傳導效果不佳、組織動員能力不佳。就好比整個國家機體的任、督二脈沒有打通的狀態,任令中樞神經如何鞭策,肢體就是不能如意運轉。這種類似神經傳導不良的問題,單以增加中央權威的模式以求解決,結果恐怕是徒然。

 

馬能夠讓人力即時而充分地動員起來嗎?

 

就一個已經上好發條的機械裝置來說,動員的困難度可能比較小。但是,如果各部位都沒有上好發條,要動員就非常困難。這不是一紙命令就可為功。甚至也不是緊盯執行,就能保證可以良好全面動員。因為,有太多部門需要緊盯,永遠可能在未注意的地方出問題。

這次,馬政府正在盯緊金融風暴問題與新流感問題,結果卻又出現百年不遇的大水災。不免又暴露了總體組織動員的效能問題。這種問題本來就存在,只是現在藉機暴露出來而已。

總之,權力並不能保證順利動員,尤其法定形式性的權力,其實際效能就更難確定。

 

以上的討論,比較是就政府組織的動員而言。事實上,另外還有更基本的問題:在民主的時代,要如何動員人民大眾?即使人民大眾可能不是如其名義般的國家的主人,但是,人民大眾卻有相當大的抗拒政府的條件。馬總統要如何調動人民的力量?或使人民願意配合預防災害的措施?這個問題,在災後重建的議題上,將仍然棘手。

 

媒體也起著各種複雜的作用。媒體號稱以監督政府為天職。但是,那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的監督,也很難說得清楚。每體有時誇大地報導政府一些細微的疏失。讓人民產生政府不斷出差錯的印象。問題是,媒體的報導精準嗎?如果一般人民自己並沒有足夠過濾、鑑定訊息的能力,媒體就可能造成扭曲、膨脹的誤導民意的作用,從而使政府的推動施政更易陷入困境。馬對於媒體的尊重,反而好像坐實了媒體的批評聲音。

對於馬的諸多批評,其實還有一種矛盾。有人說他太軟,卻也有人說他剛愎(太硬)。其實,關鍵在於,馬所要堅持的與所不堅持的,不符批評者的希望;所以產生兩種批評聲浪。只是彼此卻是矛盾的。馬堅持不介入扁案,藍營不滿,馬當年取締2004327凱道上的抗議集會,也引起藍營的不滿。但是,這時候人們卻不由此印證馬並不軟腳,而只說他剛愎。現在,馬堅持用劉,堅持不發佈緊急命令,人們也不由他的堅持而論證他並不軟腳。這些批評其實是先有結論,出於失望而生的結論。但是,結論的產生過程卻更多是由群眾情緒所主導,而難謂嚴謹。

 

其實,大家本來和我一樣,相信馬有能力。人們只是因為眼前的災難而對他失去信心,就像船員因為遲未見到陸地而對哥倫布失去信心。但是,我希望提醒大家,這時候的冷靜分析非常重要。就像一個好的教練不能只因為球員一時的失分,就認定球員不行,要冷靜分析球員的實際作為及其應負責度。

我希望我們不要成為像哥倫布帶領艦隊在大西洋上向西航行時吵著要回程的船員,我們大家要成為睿智的球隊教練,睿智的馬歇爾。

千言萬語,我只能說,我仍然相信馬是有能力的領導者。但是,我也知道他並沒有法力,他也不是魔術師,不能變出戲法來滿足大眾此時的心理需要。他有不足,但是已經難得。我們大家就再給他一次觀察機會吧!

( 時事評論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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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
2009/08/31 13:39

其實非馬不能

但院長不能

而不能用個有能力的院長,   乃馬之大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