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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18 09:15:48瀏覽1354｜回應4｜推薦14 | |
台灣因為夾處在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近年政策路線有些左右搖擺。不同的執政團隊有不同的傾向。先前馬英九政府被認為過度親中，以致鬧出太陽花事件。現在的蔡政府，又可能被某些人認為過於親美，也出現了系列的反萊豬等抗爭。現在，國民黨內訌，骨子裡的理由還是跟究竟和中國大陸應該保持什麼樣的關係有關。張亞中顯然被某些國民黨人（高層？）認為過於親中共。但是，另外一些泛藍人士（深藍/失望藍）卻因為不滿於國民黨高層過於疏中，所以反彈性地要支持張亞中這位親中人士（基於我個人因為曾為大學同事對張亞中先生的認識，以及陸續聽說過的他的一些事蹟，我實在很擔心張亞中先生若真成為國民黨主席會是一場災難）。不過，張亞中的事情不是我這裡真正關注的重點。此處是想談談我們的問題思考格局。簡單說，我們的目光如果過於聚焦在當今的中國與美國，這可能會嚴重限制我們的思路開展空間。對許多重大議題的思考，我們的視野何妨回歸基本人性面、回歸歷史的長河？
事實上，我就認為中國大陸應該把目光盡量從美國移開。美國，好像是當今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源，所以讓中國大陸民眾幾乎是恨入骨髓。但是，我認為這是中共中央在策略性移轉注意焦點。如此，另外一些更重要的或更真實的問題就可以被無視。（部分台灣民眾---主要是偏藍或轉紅民眾---也有些人對美國很不滿。這可能主要是台灣的藍綠對立的結果，不過，也不排除來自大陸的影響）
把民眾的不滿轉化為對美國的仇恨，這可能是一種策略運用，但也可能部分是下意識的行為。也就是說，即使是中共高層，也不乏一些人真認為中國的問題根源就在美國，美國就是中國的死對頭。總之，目光聚焦於美國，大家就看不到中國社會（註一）內在的問題，因為問題被外化了。看不到中國社會自身的問題，這可能會帶來某種心安的感覺，但是，這其實是很嚴重的問題情況。這意味著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可能將延續更久，更不容易被化解。
大陸歷史學者秦暉與劉仲敬等人，這幾年陸續嘗試指出中國社會的一些問題癥結所在，譬如“秦制”、“陽儒陰法”、“去小共同體化”等，這些論點是不是正確，當然可以再檢討。但是，如果它們的確是問題的癥結所在，那麼，多數人是不是有予以正視呢？估計很少。大陸上還在繼續強調“美國陰謀”與“西方民主”的危機等論述，以及傳播中國正在快速崛起的光明信息。
在意識裡製造敵人，是不是就使之成為真正的敵人？我認為這種可能性的確存在。當然，故事劇本這樣寫下去，寫悲劇的人可能更容易陷入真正的悲劇中，這實在是很遺憾！
我希望中國人能夠跳出這種美國情結，不要念茲在茲去想美國。這樣才能有助於還原真實的美國，也才能看到客觀的中美關係，才能真正有利於中國的國際關係發展。話說回來，中國人的“中國情結”當然是更強烈的。之所以會想到美國，是因為思考是從中國出發，而把美國設定為中國的敵人。換言之，如果不是從中國出發來思考，也許就不至於對美國那麼念茲在茲，就更可能在思想上達到超越。
其實，本文當然是從台灣出發來進行討論的。只是，台灣人的思考也幾乎總是聚焦於中國與美國。兩蔣時期的政策路線固然親美、反共，要統一中國；現在綠營執政，一樣高度親美，而近年台灣的“去中國化”思潮其實也還是聚焦於中國。這是有點弔詭的情況。心心念念去中國化，在一定程度上就和中國大陸的仇美運動類似，有可能是在轉移真正的問題焦點，而思想卻也被捆綁在這個聚焦的對象上。
台灣其實也有一群人反對去中國化。藍營人士大體希望能夠維持中國認同。不過，這個中國認同的強度仍然可能不盡相同。深藍大體是認同中國最強烈的一群。這群人可能對此次國民黨主席的選舉產生關鍵的影響，有可能讓候選人裡最親中的人當選機率大幅增加。國民黨可能因此朝向更親中的路線轉變，但這對國民黨未來在台灣的選情可能不利。這些深藍民眾是不是太聚焦於中國呢？他們是不是更被中國意識捆綁的一群？
我的題目強調要超越中、美（beyond China and USA），這不是在暗示要討論玄理，討論一些不切實際的東西；也不是主張不去碰觸中國大陸與美國，而是說，要在不同的思考框架下、不同的聚焦層次上來討論他們，避免念茲在茲而反受捆綁。我們要注意我們的思考究竟要聚焦於什麼問題層面。簡單說，我們可能應該回歸人性面，以及以觀照歷史長河的視野來進行觀察與分析。從而，中國、美國只是分析框架裡的兩個參考點，卻並非持續聚焦所在。而不管我們是最關心中國人，還是僅限於台灣人，這些人都是有人性的人，也都置身於歷史長河之中，受到歷史中的諸多因素的影響。簡單說，他們不會只是民族主義者，當然也不會只知道追求自由民主；他們抱持各種觀念，但是，不會只是某單一觀念的行動者；他們可能表現出缺陷，但是，這些缺陷的存在很可能有些是人性中共同的特質，也有些卻又必須從長期歷史的影響中尋找答案。人性本身就是寬廣的，歷史是漫長的，兩者的交互作用更是可能複雜無比。這會使研究工作特別困難，但是，捨此我們的觀察更可能會陷入錯誤。總之，人不宜被窄化，不宜只被視為“觀念人”（註二），而是有人性的各個不同面向的人。這是對人之為人的起碼尊重。以下，我只能抓取一些可能較有代表性的議題做蜻蜓點水式的陳述，以彰顯這種回歸人性視角下的中國人，以及台灣人。
中國大陸拿民族主義價值來對抗所謂的“西方的自由民主”，這好像隱含如下的意思：中國人不需要享有基本人權（自由民主原則所要保障的基本人權）。也就是說，中國人的人性有別於西方，乃至有別於其他的國度。事情真是這樣嗎？中國人不願意自己擁有選擇管理者（這裡避免使用“統治者”這種字眼，以便暗示一種不同的權利義務關係）的權利嗎？我估計事情並不是這樣。人民最多也只是被說服相信犧牲這種選擇權就可以換得更多的實際利益（譬如加速國家建設），而不表示他們毫不在意不能得到這種選擇權利。對於那些宣稱民族主義價值優先於西方式自由民主的說法，有些人可能是半信半疑，有些人則已經放棄質疑。尤其在要辯贏台灣人或大陸的異議人士的時候，更不能容許自己先有這種懷疑。
台灣的民眾則在享有部分選舉權以後，極力爭取擁有更完整的選舉權。台灣人在血緣上、在主要文化上，和一般中國人並沒有什麼顯著區別，但是，他們因為有了機會，就表現出了對自由民主體制的強烈愛好。我相信，中國大陸的民眾其實也是一樣。他們現在似乎表現出不屑於享有民主權利，主要只是因為機會還很渺茫，而如果曝露出對民主的愛好，卻可能危及生命財產，乃至現在擁有的一些自由。
再回到台灣的場域來說。台灣的去中國化運動有沒有考慮台灣人真正的深層感情？我認為至少是很不足的。“中國”只是作為一種符號在被政治化操弄。人們的深層情感並沒有被細緻捕捉。一般人也未必會隨時去深層省思自己的內心情感取向；也或者是有些比較現實的、急迫的情緒要紓解，所以就壓抑或忽略了深層的情感。
我相信，台灣民眾（包括一般所謂本省人）仍然懷抱著對中國的情感。像是拜孔子、媽祖、關公...，過中秋節、端午節、中元節...，這些活動背後都蘊涵有中國情在。而強調台灣是南島與中、日、荷、西...等文化與血緣的混合體，這其實是抽象化的論述。抽象來說或許可以部分成立，但是，人們的主觀裡大概不太會有人感覺到並且強調說“我身上也有荷蘭人、西班牙人的成分”（即使事實上可能有一點點）。
一個社會會有他們長期形成的“集體意識”，卻也有一時性的“風潮”。兩者通常有關，但未必總是一致。有時候，風潮還有可能和集體意識背道而馳。舉例來說，台灣一度有葡式蛋撻熱、寶可夢熱、江南大叔熱...。這種熱潮是可以很快退燒的。又或者像德國的納粹興起，以及那股反猶浪潮，也是一種短期風潮，並不（完全）是集體意識的直接體現（關於兩者的差別，還可以繼續申論，此處不贅）。台灣的去中國化運動，在我看來，主要也是一種風潮，部分是對前期兩蔣威權統治的反彈，以及對當前中國大陸壓迫性統一運動的反彈。這種風潮很可能因為西方的影響，特別是美國的影響而被強化。但是，這種風潮卻可能違背部分內心深處的情感。而這種違背，可能會在未來需要付出另外的情緒代價。只是，眼前很難有人清楚意識到這一層。尤其美國在旁邊慫恿，鼓吹去中國化，這就使得去中國化更具有正當性。台灣的年輕一代比較容易接受這種去中國化的思潮，部分是因為他們可能還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內心深處隱藏的中國情。他們甚至可能把部分的中國情誤以為是純台灣情。其間的牽連被當前複雜的訊息掩蓋了，也誤置了。
至於另外一批在台灣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他們現在可能卻正在逼著國民黨走向更親中的道路。這些人旗幟鮮明地擁抱中國民族主義情感。這種情感當然有值得肯定的一面。想想看，在抗戰時期，那些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的軍民，豈不也是出於中國民族主義情懷嗎？那種犧牲奉獻難道不是可歌可泣嗎？但是，基於上述中國民族主義情懷，催促或逼使國民黨現在走向更親中或甚至親中共的路，我卻並不以為然。我認為這背後的思維同樣是有局限的，忽略了要把中國人作為人來看待的基本原則。中國人成為了觀念人，成為沒有人性的人。
當中國大陸努力炫示其華麗外表的時候，部分台灣民眾就被吸引了、說服了，覺得這就是美好中國的體現，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拒絕認同這樣的中國呢。至於這裡面可能潛藏的問題，一些人寧可不去多想。要再往壞裡想，哪裡還能夠有河清之日呢？哪裡還能夠青春作伴好還鄉呢？這裡恐怕多少還有些一廂情願的想法。
跳遠些說，人間悲劇可能是沒有底線的。大家不妨看看索馬里亞難民的處境，他們的困苦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什麼時候會結束？再想想印度的所謂賤民階級，他們的苦難歲月何時會終結？現實世界裡，對苦難的終結有任何保證嗎？我認為並沒有。換言之，我們不能用“苦難總是會終結”這種信念來揣測中國的發展。雖然我也同樣沒有理由認定中國的苦難會永無止期。但是，大陸學者金觀濤之所以會提出“中國是個超穩定結構”這個說法，顯然就是在指出現代化中的一些改變努力，往往會遭到強烈的抵制與反彈，而舊的結構則很快會得到修補、復原。
撇開超穩定結構的說法，重要的是，實際上我們現在有沒有看到問題或問題徵象。其實，問題徵象很明顯，只是有些人有意無意地拒絕去看它們（我們要強調正能量，多看人生光明面。不是嗎？）。
中國大陸現在面對的問題其實很多，這裡試略舉一些犖犖大者。
舉例來說，“維獨”議題就是一樁。不管主張“維獨”是不是有正當理由，但是，他們中顯然有人抱著要脫離中國的願望。壓抑他們的願望，則是基於順服中國主流民意，並且要達到某些政策目的。但這其實也是一種多數暴力。暴力或壓迫的真實程度可以有爭議，但某種程度的壓迫或暴力恐怕是無疑義的。麻煩的是，因為主張者是多數，所以多數人並不在意其壓迫性。多數人傾向認同政府這種壓抑少數的作為，也不太會去計較壓抑的實踐過程中有沒有明顯不人道的做法，而容易接受官方的相關說詞：既然官方說沒有問題，那就是沒有問題。至於外界的質疑，官方也早就預備好相應的反駁說詞。再有人質疑，就可能讓質疑者噤聲或隔離於境內媒體管道之外。但是，僅是嚴格的媒體、網路管制，其實已經反映出問題的存在。如果沒有問題，又為什麼要嚴格管制媒體、網路呢？這不是自找麻煩嗎？
對於法輪功群體，中國政府有沒有不人道的舉措？這也不是多數人關心的議題，大體也是官方說什麼是什麼。至少，有很多人就是願意接受官方的說法。接受了，心也就安了。幹什麼要跟自己過不去呢？但是，世界各地充斥法輪功的身影，其成員也顯然是以大陸移居海外人士為主。這些人究竟為什麼到處抗議、訴願？這反映了什麼？這裡面能沒有問題嗎？
還有一些冤錯假案、不人道案...，可不可追究、該不該追究，一般人都可能有類似的心理反應：只要不犯到我，我就不關心，就不想去惹不必要的麻煩。只是，如果有一天，真要是自己也惹上了麻煩呢？未必是自己想惹麻煩，而可能是麻煩找上自己，那要怎麼辦？事情究竟會不會這樣呢？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人們也不想去多思考這種未及身的危險可能性。危險已經及身的那些人，可能已經無法發聲。也許我們並不是完全看不見、聽不到他們，只是我們不願意多去設身處地想像如果我們是他們的話，會做何感想。但是，為什麼各單位要專門設立信訪辦？信訪辦人員為什麼常常要去阻擋陳情、訴願的人？這背後會沒有問題嗎？
漢娜鄂蘭曾經討論所謂“罪惡的平庸性”，指出其中的關鍵問題就在thoughtlessness（不思考）。人們樂於享受美好生活，或者害怕失去美好生活，以致拒絕去思考問題。當然，也有些人的生活並不美好，但他們未必有機會表達他們的苦；或者，他們未必清楚意識到苦的真正來源，所以很容易就被官方導向某種歸因模式與歸咎方向，可能被導向歸咎於外部的長期敵對勢力。這是最方便的轉移方式。北韓大體就是採用這種統治模式。但是，不思考現象本身就是問題，而且是有深遠影響的問題。
中共最近頻頻出手對付大企業主及一些演藝大咖，這些動作可能讓部分人歡欣鼓舞，因為這些人的財富早就讓人眼紅，能夠給予嚴厲懲罰，豈不大快人心？但是，這種做法的總體效果顯然是大有問題的。已經有經濟學者分析這種做法的弊病。簡單說，這麼做會產生寒蟬效應，會大幅壓缩各界投資意願。最後，總體經濟成長率會得不償失。就好像當初中共開始執政時所採取的鬥地主、鬥資本家的措施，實際上卻是讓中國大陸變得更窮困的做法。問題是，那麼他們為什麼還要這麼做呢？習近平身邊沒有經濟學家幫忙分析相關得失嗎？當然有。但是，他們仍然決定這麼做，那表示他們有更急切的考慮。那是什麼？
我以為，中共實際上現在處境非常窘迫，而最必須優先處理的還是民心向背的問題。打資本家、打富豪，就是在暫時滿足、迷惑那些底層的、可能不滿的民眾。由於貿易戰爭與疫情帶來的經濟困境，很可能會使底層民眾陷入更嚴重的生活困境，而這可能造成民眾對政府的嚴重不滿。必須及早預防這種發展趨勢。反過來說，會有這種大動作，恰反映中共政府的危機意識。
總之，中國大陸有沒有問題徵象？怎麼可能沒有呢？但是，恰恰是因為中美之間的對抗，又把這種問題徵象給淡化了。人看到的更多是美國的可惡，甚至看到中國政府相對於美國政府的明顯優越性；就是沒看到中國現在的困難處境，以及困境的內在成因。加上中共政府在媒體與言論上的管制措施，人們更是只能看到中國大陸形勢的一片大好。哪還有什麼問題？但是，這顯然並不完全真實。
中共近兩年也對台灣進行了日益強烈的逼統武力炫示。這種動作，能不能使台灣民眾更樂意接受統一呢？顯然不能。只能增加恐懼與隨之而生的厭惡。那麼，能不能使國際間更支持中共的統一目標或改善國際對中國大陸的觀感呢？估計也難。台灣方面與國際間只會因此更對中國與中共反感。那麼，中共為什麼還要這麼做呢？理由應該還是要討好部分內部民眾，轉移他們可能的不滿情緒。
為了紓解、轉移內部民眾的不滿情緒，耗掉這麼多的力氣，甚至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外部的代價），這反映什麼呢？反映的恐怕是內部民眾的潛在怨氣其實已經讓中共高層感到很困擾。恐怕疫情導致的經濟困境，已經造成更嚴重的民怨或潛在不滿。所以，中共亟需向外尋求情緒紓解管道。
總之，中國大陸的問題徵象其實是昭昭在目。就看我們要不要去正視。當然，有問題並不就能否定掉中共這個政權。每個社會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誰說有問題就應該整體否定執政政府？美國就沒有問題嗎？美國的問題比中國還要多，不是嗎？看看他們，哪天不出事？他們的政府能夠有效解決他們的問題嗎？沒有吧？說到這裡，我其實無意完全劍指中共。中國社會的問題有其更深、更廣的根源，必須深挖、廣挖，才可能找到問題的主要關節所在，也才可能讓中國社會真正脫胎換骨。就此而言，中共比較可能是導致問題的共犯結構的一部分，但未必是全部問題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中共是因為擔著責任，才更容易捲入問題並且成為問題的一部分，從而又成為箭靶。
在前面的敘述裡，我一直在指出中共官方對轉移（潛在）不滿情緒的努力。那麼，民眾呢？我們還是要再看看，是誰會要阻擋或有意無意忽視對真正問題的檢視。
拒絕檢視中國的問題徵象，部分是那些所謂小粉紅（或者“自幹五”），他們的眼光比較是朝向外面的反共、乃至反中的聲浪，無暇也無意審視中國自身。
有些人是階級屬性決定了他們的視野。中國大陸有一群XX二代，自己可以過得很瀟灑，也不自覺地只去接觸這些瀟灑的生活圈。所以，他們相信現在的中國大陸已經進入盛世，誰說中國還有什麼問題，那都是外國的陰謀伎倆。
台灣有些深藍人士也願意相信盛世中國的論點，理由可能是如此才能夠讓自己的中國認同得到正當性，而不會難於解釋為什麼要去認同一個問題國度、災難國度。但是，如此會不會導致誤判，乃至錯誤抉擇？再則，如此是不是會使人盲目，以致無從去矯正問題？
把人當人看，更容易承認人的各方面需求，更易免於將人視為某種單純觀念人，如此，更能看見真相，也看見真正的問題所在。看見問題並沒有什麼不妥。因為那並不是在製造問題，反而是讓人更可能去面對、解決問題。尋找代罪羔羊，只能扭曲認識，掩蓋問題，拖遲問題的解決。對中國大陸而言，代罪羔羊常常是美國；而對台灣來說，代罪羔羊常常是中國大陸。而利用民族主義感情來抵制自由民主；或嘗試建構台灣民族主義來清掃台灣人心中的中國情懷，都不是回歸人性的做法；也是無視於歷史的作用與教訓。
我們應該要努力跳出既有的主觀情緒，尤其是一種集體反應式的主觀情緒，努力達到一種客觀境界，理性地去看事情並且反應情境；把人當人看，也把人放在真實的歷史脈絡中，看清楚人的歷史局限與突破局限的必要性與可能途徑。如此，中國才真正能夠超拔，台灣也才可能免於當前的困境。
註一：
這裡忽然轉用“中國社會”一詞，是有意的。我個人的觀念認為社會先於國家、大於國家，也久於國家。而有很多的問題是藏在社會結構裡，國家的問題則很可能是社會結構問題的反映。
註二：
觀念人，這裡的意思可有兩層。首先當然是指這些人是擁抱某種特定觀念的；再者，強調人的存在意義僅只是作為某一觀念的承載者、實踐者。這裡其實更強調後一特質。換言之，這是一種窄化的人性觀。譬如強調人的行動都在為實現某種民族主義意志。當然，也可能是說人專一地在遵循、實踐民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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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