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這又是個我難以負荷的大題目，而我只打算丟出題目，還有一些散亂的想法。因為我覺得問題就此丟棄實在可惜；但是，要等著真正能整理出比較系統的內容，卻又不知能不能等得到。所以，那就當是隨筆吧！

我其實是想對前北京清華大學歷史學者秦暉(以及歷史學者劉仲敬)對關於宗教信仰的歷史角色的論點提出一些商榷意見。

秦氏在"“启蒙”还是“启示”？"(愛思想，2021.1.20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24456.html)一文中指出："西方（不僅是美國）近代陷正民煮（按：指憲政民主。這裡保留原文。這應該不是碼字錯誤，也許是要避開網管。這個現象本身就值得注意）的建立確實可以說就是一個“以宗教熱情追求世俗權利”的過程"；“在近代轉型期的西方，這一困境很大程度就是靠宗教熱情下的獻身精神來打破的。自-遊民-煮（自由民主）這種世俗制度之所以能夠在一些基督教國家先行實現，這一點非常重要。但這一過程的可貴不僅在於宗教熱情，更在於世俗權利。如果說美國先驅們不是“以宗教熱情追求世俗權利”，而是“以宗教熱情追求宗教特權或某教獨尊”，那就跟中世紀的宗教衝突一樣，還有多大價值？＂

秦氏又說：”美國立國之本”是否特定宗教卻是個大問題。在美國“國父”中，約翰.亞當斯的確是談論信仰較多的人。但他任上簽署的一份重要文獻卻是對美國世俗政權與政教分離表述最為清楚的文字。“

＂不少人強調美國是基督教國家，而且具體說是“典型的新教國家”乃至“清教徒國家”。他們最常提到的就是簽署《獨立宣言》的56位先驅絕大多數是基督徒，其中又多是新教徒＂

韋伯曾經指出宗教信仰對形成資本主義精神的歷史作用，具體來說，基督新教倫理中的“現世禁欲”(this-worldly asceticism)倫理可能衍生為一種資本主義精神特質。他指出：在構成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諸基本要素之中，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性行為這一要素，正是從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產生出來的。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有其宗教根源，從新教中的禁欲主義、職業勞動觀念，逐漸發展成資本主義中理性經濟勞動的特徵（不過，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已漸漸不需要宗教觀念的支持，而失去原先宗教和倫理上的意涵）。

秦氏則偏向要駁斥韋伯觀點，或者說是駁斥一種文化決定論式的韋伯主義思維。他在上述““啟蒙”還是“啟示”？”一文中問：美國的立國基礎到底是“啟蒙”還是“啟示”？或者說，美國的立國之基到底是自-遊民-煮還是基督教-新教？秦氏自己的答案顯然是“啟蒙”，而非“啟示”。他認為，西方（不僅是美國）近代憲政民主的建立確實可以說就是一個“以宗教熱情追求世俗權利”的過程。總之，基督教倫理如果有助於美國的立國發展，不是因為它有什麼神秘力量，而只是一種理性啟蒙的作用。

事實上，在韋伯的討論中，從未去強調宗教的“神秘力量”。雖然他自己並沒有明白宣稱。但是，從我讀韋伯的著作的體會，我認為他要嘛是無神論者，要嘛是不可知論或存而不論者。總之，他不是從神秘主義出發，去強調基督新教倫理的歷史作用。

但是，宗教的“啟示”意義，恐怕也在秦氏的上述討論中，被扭曲或嚴重窄化了。這恐怕還是和秦暉教授受過共產主義唯物論、無神論的影響有關。

在秦氏 的討論中，強調了“以宗教熱情追求世俗權利”行動的歷史作用。反之，如果是“以宗教熱情追求宗教特權或某教獨尊”，其歷史作用顯然就會迥然有別。

我對這兩者的比較沒有什麼異議。問題在於：宗教的啟發作用難道只能是這兩種：要嘛追求世俗權利，要嘛追求宗教特權？

對，世俗權利和特權幾乎是人人所欲。而且，人們總是有法子變著花樣來設法實現這些世俗欲望。即使是宗教，也可能作為假借的高尚名義，而實則是在實現世俗目的。

但是，宗教只有這些內涵嗎？再沒有別的了？憑什麼有些宗教可以讓信徒死生以之？伊斯蘭教的聖戰士，常常會以自殺炸彈客的方式獻身。他們是在追求世俗權利嗎？這顯然說不通。

當然，聖戰士也許是在追求宗教的獨尊，這符合秦氏的上述說法之一。但是，為了讓宗教能夠獨尊，我讓自己粉身碎骨。也就是說，我對死亡的恐懼能被另外一種強烈行為動機淹沒。這個動機得有多強大，才能達到這種效果？有一、二人這麼做，也許可以說，他們是出於瘋狂，但是，持續都有人這麼做，還能夠用瘋狂來解釋嗎？

聖戰士有沒有可能是出於私欲的行動？其實還是有可能。但是，那顯然不是一般的私欲。一般的私欲不太會以生命作為代價。人死了，即使贏得世界又有什麼意義？那裡面，顯然有（這個）宗教的價值超越自己生命的想法。這是一種特殊的思維。這樣的思維是怎麼產生的？其實，在韋伯的討論裡，一個基本的討論框架是“世界觀“。不同的宗教，往往提供不同的世界觀。而在韋伯的論述中暗示：儒教傾向認為此世是唯一也是最美好的世界，所以傾向肯定並適應此世，人追求成為此世的君子；清教徒有多元世界（上帝的世界與世俗世界）的認知，傾向支配並改變此世，人追求成為獻身於上帝的職業人或者說上帝的工具；印度教則傾向否棄、遁離此世。

韋伯曾經嘗試撰寫“伊斯蘭教“一書，但是，未能完成即已去世，非常令人遺憾！所以，他也沒有機會比較系統地討論關於聖戰士這種行為的意義。不過，聖戰士很可能也是在扮演作為上帝工具的角色，只是，他們心中的上帝似乎充滿烈怒，必須毀滅某些不義的事物才能伸張必要的正義；上帝的慈愛、寬容，相對被壓抑了。

總之，不同的宗教提供不同的世界觀，這是很重要的一環。從上述韋伯的三種世界觀的論點，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清教徒（或者及於其他基督新教徒）常常顯得行動積極，而且常常傾向要改變既有制度。因為他們覺得這些制度不符合公義，而信徒們有責任要改造這樣的情況，讓世界符合上帝的公義意旨。

作為上帝的工具，必須謹守上帝的律法。在聖經摩西五書的部分，摩西訂定了一系列的律法，要求人民遵守。這些律法看起來其實多半也沒有什麼奇特、詭異之處。我們多半很容易接受或理解，但是，也不覺得這需要特別的天啟才會想到。但是，如果想到這些是至少三千三百年前訂的律法，而當時一般人的生活與思維的水平是什麼樣，可能就會感覺到事情並不簡單；而且，重要的是，由於如此“強調律法“，造就了一個幾千年來世界最特殊的族群：猶太人。並不是每個社會都會如此強調律法，而造就的社會風氣也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強調律法，帶動基督教徒的自律。這應該是毋庸置疑的。律法可能會鬆弛，自律也可能會鬆懈，這些很可能是事實。但是，這並不能夠完全否定在特定時期，基督教徒的自律習性很強大這一點。基督新教教徒的自律習性，很可能就曾經非常強烈。

隨便舉個例。清末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就是個很有趣的例子。他在1863年開始擔任清朝海關總稅務司的職務。以外國人（而且是英國領事館官員）卻擔負起中國的海關總管，手裡掌握中國的大量稅收。這種局面會形成，就已經是非常奇特的事情。不但如此，他還擔任這個職務45年之久。文獻上說，他執掌中國經濟命脈達50年，是清末中國最有權勢的外國人。而且，他還差點成為清朝海軍最高指揮官，因為他為中國海軍建軍出力甚大。

我無意在此強調西方人曾經對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何等貢獻。我要說的是信任，以及信任的內在條件。赫德會長期執掌中國海關稅務司，憑什麼？要知道，此前他對稅務司的工作毫無了解。他是開始就職以前才去設法了解這個職務的性質。他工作非常認真，這是很確定的一件事。但是，還有兩點值得大書特書。一個當然是清廉公正的工作態度。正是因為大家相信他及他帶的團隊夠清廉，所以他能夠在這個位置上一幹就是45年（包括之前的副職及代理職就幾乎是50年），沒有被更換。清廷還不斷給他升遷（最後是一品大員）。這個信任程度是難以想像的。他對工作的投入與清廉程度，可以說是得到了最高的信任的，高到幾乎不可思議的程度，高到外人超過內人。

再有一個，他曾經一度被英國方面要求擔任英國駐華大使（兼駐韓大使），最後他拒絕了。理由是難免會有立場衝突。而他顯然已經決定要站在對中英雙方皆有利的立場，甚至必要時是站在偏向中國的立場。所以，他一度還和英國方面的官員威妥瑪等發生爭執。不是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嗎？他怎麼可能如此？

抱歉，雖然赫德個人的遺傳性格可能也在整個故事裡起到相當大的作用，但我還是想從他的宗教信仰來尋找主要答案。他（和父母）主要是英國衛斯理會的信徒。這當然也是基督新教的一支。基督教裡有強調博愛的倫理。到偏遠地區去傳教，也是在表現這種博愛。他到中國來，雖然不是來傳教，但是，想來心境有相通之處。日後有個白求恩醫師（長老會信徒），來到中國行醫，並且死在中國，背後同樣是抱著信徒的心態要來救贖中國人。他們都是在扮演上帝的工具的角色。

也許我一說他們是要來救贖中國人，中國人網友們看了可能就開始有反感了。但是，反感反映的是自卑心理。救贖行動是偉大的行動，至少是值得稱道的行動，應該懷抱感謝。而會有反感則是帶著扭曲的心態看事情。

而我想要論證的是，宗教信仰的力量是可以超出追求自我利益的；而也因此，宗教信仰往往具有推動歷史突破的力量。

當然，最終，也許我們仍然可以定義說，他們那種行動仍然是在追求自我利益。但重要的是，這裡的所謂利益已經是另外一種遠更廣義的概念。為上帝捨身也可以是一種自我利益，但那是讓人偉大的一種“利益“，因為那是能夠促成公義實現的行動。我們沒有什麼理由去反對這種”利益“追求。而這種行動基本上也不促成人際衝突（這個話或許也還可以有爭議，那暫時不論）。

這裡，我還想嘗試指出另外一點。基督教的倫理究竟是否符合正義原則，非基督教徒對此可能會有異議。而且，這可能並不是簡單能夠斷論的議題。但是，基督教社群，很可能因為信徒的共識與按照宗教倫理而發展的自律習性，使社群本身具有高度內部的互信，以及和諧關係。總之，基督教社群本身是具有較高凝聚力的社群。而成員也因為生活在這樣的社群中，所以容易養成並且依循宗教倫理來行動。

我這麼說是想要指出，即使這樣的社群裡有些成員未必保持對上帝的虔誠信仰，他們的行為模式很可能仍然是符合社群規範的，也就是道德自律的。

秦氏提到說，美國的那些開國元勳，即使屬於廣義清教徒，也未必是虔誠信仰上帝的成員。事實上，似乎有些證據證明他們中好些人的信仰比較不虔誠，比較像是抱持自然神論的一群。而我的想法是，他們表現的行為習慣，很可能是宗教社群規範的產物，即使他們的信仰不再虔誠亦然。

秦氏也提出說，現在看來，美國黑人中的基督教徒比例高於白人（但是，黑人似乎並沒有達到比白人更高的文明成就。由此可見，基督教文化對文明進步的作用是可疑的。按：後面這段話秦氏並沒有說得這麼直白。但是，意思應該是這樣）。

我認為這種論證有點過於簡單、草率。如果黑人因為接受基督教文化，已經獲得了文明進步，只是尚不及白人，這樣的“事實“能不能證明基督教文化的文明促進作用呢？文明不及白人，也許是因為畢竟時間還不夠、各種條件還是有差別（譬如平均教育水準、職場生態的不利性，以及原有通過家庭生活所傳遞的習性等的差異，以及宗教之外可能存在的世界觀的差異…等）。總之，未必可由此論證基督教的教化效果可疑。

我無意宣揚基督教，我自己也不是基督教信徒。我偏向無神論。但是，我認為人的心理狀態與思維方式（包括世界觀等）能夠深遠影響人的行為，以及社會的發展走向。而宗教正是影響心理、思維的重要因素。唯物論者（應該說是狹隘的唯物論者）低估了這部分的作用，而把影響人行為的因素過度簡單化了。從而追求現實利益動機幾乎涵蓋了一切行為說明，其他都被認為是虛假的、想像的行為成因。這是過於狹隘的看法。

事實上，共產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想要替代基督教的“救贖“角色，來拯救世界上的受苦大眾。只是，它是從無神的、鬥爭的觀點出發，尋求救贖途徑。一個明顯的結果是，曾經的共產主義世界的老大哥蘇聯已經解體，俄國共產黨也已經煙消雲散。不過，中國共產黨還在，而且宣稱是仍然堅實有力的統治政黨。話說回來，中共還是個共產主義的政黨嗎？

天安門廣場上的馬恩列史肖像被移除，不是偶然。事實上，現在的中國大陸人民心中已經沒有多少共產主義的思想。階級平等、階級鬥爭，都是早已經遠去的口號。現在中國人的自豪，不是因為實現了共產主義理想，而是因為認為中國已經強大了。這是民族主義，不是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對不對，這裡姑且不論。重要的是，中國大陸上其實從改革開放以來共產主義思想（特別是共產主義理想）也已經快要銷聲匿跡了。

共產主義如果是想要替代基督教理想來救贖人類，問題是共產主義自身已經式微了。儘管基督教也有式微的傾向，但基督教終究還是這個世界上重要的宗教信仰。共產主義卻已經不是。為什麼？

簡單說，無神的唯物論似乎不適合作為一種信仰，或者說，不適合讓人衷心擁抱。（部分）人可能認知唯物論是真理，卻也並不想要擁抱它。

其實，可能還有一種類似的情況。社會學鼻祖孔德，曾經想要創立人道教：一種無神的、人本主義的、強調愛的“宗教“。但是，說完以後再也沒有人跟隨發揚，他的主張於是無疾而終。

我認為這都不是偶然。是人心不能接受這種“宗教“。共產主義宗教或人道教都不符合人心所嚮。人需要有神。這大概也就是康德在提出他的道德哲學的時候會強調道德實踐的三個必要假定，其中包括上帝的存在。

道德不必要以宗教信仰為前提。這可能是許多現代人的共同想法。這些人可能會同意道德的重要性。於是，他們想要為道德建立另外的知識、理性基礎（包括筆者自己也在內）。問題是，唯物論本身似乎很容易導出對道德價值的否定。即使不是徹底的否定，也可能是實踐意義上的否定。怎麼說呢？

因為你們有XX罪，所以我們可以這樣、那樣制裁你們。你們想要獨，那我們就可以使用武力來統一。你們要顛覆政府，我們就可以把你們抓起來、關起來。諸如此類。可不可以表示異議？異議就是惡。

人需要一種超然的信仰對象。否則，任何規則、價值都可能會在主觀解釋、判斷過程中被嚴重扭曲。是非也就不再是真是非，只是自己主觀的喜好。

唯物論、無神論在一定程度上摧毀了既存的超然信仰對象。於是道德規範也嚴重遭到扭曲。這恐怕是當前中國大陸面對的大問題。

秦氏（和劉仲敬博士）等人雖然也在嚴厲批判中共，但是他們似乎已經深受唯物論思想的影響。所以，他們似乎努力要否認基督教倫理起到的積極社會影響。問題是，如此恐怕無法真正救濟中國大陸社會現在存在的信仰空虛狀態。他們提倡的“小共同體”的概念，暫時既無法實現，長期也未必就能解決基本問題。我這麼說，不知道大家以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