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文明進步的原因，理論上的一種可能是純機遇。譬如我們想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偶然撞見的，就好像有人偶然撿到大筆無主的財富，從此發家，並且一路順風，走到別人前面去了。哥倫布也可能純屬偶然地發現了新大陸，並且為歐洲帶來大筆的財富，從此，歐洲就富裕了，也進步了。

就作為促進文明進步的原因來說，這種理論上的可能性應該是很微小的。就好像有些人買彩票致富，機率很小，而且很容易短期間就把財產耗盡，再度打回原狀。這是很多實例都證明了的。因為，這種暴發戶其實心中沒有如何管理、運用財富以提升生活境界的清楚、堅定的想法，反而放棄了原先相對穩健的生活方式。

以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例子來說，最直接獲利的國家應該是西班牙，而且西班牙也確實因此獲得了新大陸的大量資源。但是，今天的西班牙絕不是歐洲最先進或最富強的國家。他們揮霍了或者說浪費了所得到的這些財富。

物質資源也許起到了幫助文明進步的效果，但是這終究顯示文明進步還需要更重要的、另外的條件。

促使近代歐洲進步的主要力量，一般認為是“啟蒙”思想，也可以說是想要從宗教蒙昧與君主專制的不合理剝奪或宰制狀態下獲得解放的思想。但是，東亞及其他地區如果在近代也有了進步，促進進步的主要力量大概是想要從被外力（主要是西方勢力）剝奪或宰制的不合理狀態下獲得解放。

兩者大體都是想要從某種不合理桎梏下獲得解放。但是，前者比較是尋求內部制度性的改變，後者則更為複雜，究竟是想要在國與國之間或與異族之間的武力較量中取得勝利，還是涉及其他層面的改變？後者又究竟涉及哪些層面？這些問題，恐怕連當時的當事人都可能還在不斷摸索。

歐洲（以及稍後的北美洲）的解放努力，以法國大革命為例，足以顯示出當時人們的茫然無措。大革命期間，在法國醫生吉約丹新發明的斷頭台上，估計約有二萬亡魂。其中包括了皇帝路易十六、貴族如康多塞、溫和革命黨人如羅蘭夫人、激進革命黨人如羅伯斯庇。也就是說，各路人馬都可能有機會被送上斷頭台。革命像是一股水中亂流，東西南北四處衝撞，誰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平安渡過危難。法國大革命過程血腥，但是並沒有就給法國帶來穩定的民主制度，而是不旋踵之間就恢復了帝制，甚至又恢復了波旁王朝。人們在痛苦摸索中開始想念原先雖不滿意但卻相對安定的狀態。1848年又爆發了一次革命，結果成立了法蘭西第二共和，不久卻又改制為第二帝國。1870年，法國敗於普魯士，國內再度掀起革命浪潮，稍後，法蘭西第三共和成立。至今，法國已經是第五共和體制。近代法國政治體制的更迭過程可說是高潮迭起，卻又崎嶇坎坷。

不過，話說回來，就整個歐洲、北美來說，經過兩、三百年，現在終究幾乎都已經高度民主化、世俗化，而且在各方面的表現都令世人稱羨。這個區域會再度復辟成為君主專制國家的可能性看來很小。

西方從宗教神權走向世俗化的過程，其實比政治民主化過程更為漫長。文藝復興運動大體是從“神本“走向”人本“思潮的變革：主張個性解放、反對中世紀的禁欲主義和宗教觀；提倡科學文化、反對蒙昧主義、擺脫教會對人們思想的束縛；肯定人權、反對神權、摒棄作為神學和經院哲學基礎的一切權威和傳統教條。但是，文藝復興大體不是一場暴力革命，而且內容似乎偏重藝術領域風格的改變，而非直接要求改變宗教或政治體制。

稍後的宗教改革運動，雖然對羅馬教廷有所衝擊。但是，至少在表面上，它並不是繼續要走向人本主義，反而像是在回歸神本思想，更強調對神的虔信與宗教自律。不過，宗教改革的性質，恐怕是遠為複雜的議題。表面上的回歸，是不是暗藏著另外一些層面的背離，很值得玩味。事實上，宗教改革在很多層面上都表現出要擺脫原有的宗教桎梏，走向更自由的信仰、生活狀態。

對基督教信仰打擊最深而直接的，當然是近代科學與啟蒙思想。具體來說，可能是哥白尼、布魯尼、馬克思、達爾文、尼采、佛洛伊德…等人的學說。總之，到了今天，基督教在所謂西方顯然正在走向式微。現任教宗首度由南美洲人擔任，而歐洲、北美的一些教堂出現公開出售的情形，由此或可見一斑。但是，話說回來，基督教絕不只是作為人類社會進步的反面角色而存在。

社會學裡一般提到有三大先驅學者，分別是馬克思、涂爾幹(E. Durkheim)、韋伯(M. Weber)。馬克思認為宗教是鴉片，讓受苦的人得到精神慰藉。但是，法國的涂爾幹對於宗教持肯定看法，認為宗教有促進社會整合、穩定的功能；他並且認為所有的社會都會有某種形式的宗教。韋伯沒有那麼明顯的功能論傾向，但是，他也強調了宗教可能帶來歷史突破的積極意義。他並且進行了長篇論述，試圖論證說基督新教倫理提供一種特殊精神特質，讓新教教徒具備了跨越資本主義門檻的關鍵條件。這種精神特質，聚焦為“現世禁欲”(this-worldly asceticism；歷史學者余英時似乎以中文的“入世苦行”作為對應詞)他進一步比較儒教與清教(puritanism)，認為，從以下兩個判準來看，清教的理性化程度較高：去除巫術的程度及對神與世界之間關係給出統一解釋的程度。儒教的教育目的在培養“君子”（或者說“紳士“）；清教徒則在培養獻身上帝的“志業人”---傾向將人視為上帝的工具。總地來說，儒教傾向肯定並適應現世；清教徒則傾向支配並改變現世（印度教則傾向遁離現世）。（按；清教徒只是基督教徒裡的少數，但是，作為極端類型，他們可幫助突出顯示基督新教的重要特徵）。

特別是上述韋伯的論點，提到了基督新教倫理與“現代性“的關係。這一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也就是說，基督教並不只是扮演阻礙走向現代化的角色；某些現代化的關鍵特質正是藏在基督（新）教倫理中。

對我而言，韋伯的討論具有醍醐灌頂的啟發作用。我雖然並不完全接受他的每個論述，但是，我認為他的主要論點可能最接近問題的關竅，可以幫助解我諸多困惑，或者提供解惑的契機。我非常希望大家（尤其是大陸的朋友）不要總是抱著一種敵意，或者張起心理防衛的大網。這樣可能會失去重大的機會，本來可能有助於讓中國走向另外一個境界的機會。

在韋伯的討論裡，基督新教具有強大的改革動力，因為他們總是傾向看到世界的不公義、不合理（對照上帝的國度）；而且，他們傾向扮演上帝的工具，用來改造此世的工具。從而，他們常常比較熱衷於社會改革；或者，當社會改革運動發生的時候，他們比較容易接納或正面看待，而不像另外一些勢力那樣抵制改革（韋伯認為，傳統中國官僚階層傾向保守，往往拒斥社會改革，以免這個階層遭受身家性命的損失）。

韋伯的宗教論述大體可視為是關於啟蒙運動在宗教層面的濫觴與複雜細部的描述。也就是說，宗教改革和前面所謂想要從君主專制與宗教蒙昧中獲得解放的說法大體是一致的。

宗教改革標榜的主要改革宗旨，其實也就是要去除宗教的蒙昧。而舊教，特別是教廷，就是被認為代表蒙昧的勢力。而韋伯所討論的清教的理性化特徵，也反映了除魅(disenchantment)的成果。

不過，宗教改革畢竟不完全是一種“世俗化“的改變。它包含了一種對宗教基本精神的再度重視。這是很值得重視的一環。

韋伯比較沒有著墨於新教倫理與君主專制體制的關係。但是，他其實很關注美國的開國發展與新教的關係。富蘭克林留下的文字是他常常引用的文獻，他嘗試從這些文獻來窺見新教倫理的某些具體內涵。

總之，美國是清教立國，並且一開始就奠定了穩固的民主體制，這種說法雖然不是沒有被質疑，但是，至少還是有相當說服力的。除了美國，世界上最早的幾個民主化國家，幾乎也都出自新教國家。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很可能是廣義啟蒙運動的一環，而新教的出現本身也進一步促成了西方民主化的變遷。

在台灣，基督新教（特別是長老會）很可能也是促成民主化的一股力量。這應該不是出於偶然，也不完全是因為它有西方勢力作為背景，而是和新教的倫理內涵有關。

基督教在後現代時期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正面還是負面？這還有待觀察。可以確定的是，它在西方的角色會逐漸淡化，但是，在非西方世界，有可能仍然扮演重要角色。至於是不是帶動進步的力量，很可能無法一概而論，而會因為不同的情境條件而有不同。

共產主義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可說是想要取代基督教倫理來扮演“救贖“或”解放“的角色。兩者有些類似的救贖取向。但是，共產主義是唯物主義，由此導出的一個關鍵元素是鬥爭思想。這些和基督教最是背道而馳，效果也就可能迥然有別。何者會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得到肯定，也還有待觀察。

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最有可看性的可能主要出現在東亞，尤其是東北亞。東北亞的發展，大體是在西方勢力衝擊下產生的反應。其中，日本大體率先走上現代化之路。然而走的是軍國主義與擴張主義、殖民主義的路，卻不幸成為人類發明原子彈之後唯一的明顯受難者。二戰以後，日本唯美國馬首是瞻，在被強迫的形勢下走上民主化的路，成績倒也頗有可觀。近年的日本似乎開始顯出頹相。不過，大體仍然算是西方世界以外，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

近代中國的變遷大體也是在西方勢力衝擊下，開始有所反應的結果。但是，相對於日本，中國的進步遲緩很多，以致於其間還要受到日本的欺辱。這種侮辱，似乎對中國造成的刺激還超過來自西方的衝擊。戊戌變法因此而生，革命活動也於焉開始。中國晚近的進步，除了與西方衝擊有關外，與日本的影響也有密切關係。所以，近代中國人追求的，可能不完全是從西方的剝奪、宰制下獲得解放；還有想要超越日本的強烈企圖心。尋求解放、超越也許是比較積極的一種態度。但是，可能還有一種集體的仇恨、報復心理含蘊其中。弔詭的是這種報復心理可能帶出了與解放相反方向的發展。

中國的改變，有人分為三階段：器物、制度、思想觀念。清末的自強運動，是尋求器物改變的階段，講究船堅砲利。但是，甲午一戰失敗，中國進入追求制度變革的時期。也就是康梁變法的時期。但是，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的悲劇故事，以及民國初的帝制復辟運動，使改革深化到思想觀念的層次。也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魯迅棄醫從文，說是要先醫治社會人心，而不是醫治人的生理疾病。這意味著中國人漸漸意識到，問題可能不只是我們打仗兵器不如人，甚至也不只是政治制度有問題。問題藏在中國人的深層思維處。不改變觀念、思維，中國不可能真正成為現代世界的合格國家。

五四運動也高舉“德先生“與”賽先生“作為改革的目標。”民主“與”科學“一時間似乎已經被確立為改革應該擁抱的價值。但是，也就在幾乎同一個時間，中國知識精英也迎來了社會主義思潮，特別是俄國的共產主義改革模式。共產主義與民主、科學究竟有沒有抵觸，一時間沒有人看得清楚。蘇聯作為共產主義國家的老大哥，民主是談不上的，甚至連自然科學也染上奇怪的顏色。只是，這些事情早期中國知識菁英可能也不甚了了。

而當共產主義終於成為中國的統治思維以後，情況就越來越明朗了。德先生變成了”民主集中制“，至於賽先生，可以分兩頭說。就社會科學部分來說，因為有了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其他的社會科學要嘛可以省了，要嘛是要以馬克思思想為宗。所以，社會學首先被禁了。至於經濟學呢？馬寅初的人口控制主張就直接被毛澤東的”人最寶貴“論給消音了。

自然科學的地位大概比較穩固。問題是，人才急缺。而且，許多科學家被打為臭老九，甚至在反右、大躍進與文革過程中被革除了地球籍。

中國進入了一種非常奇特的發展狀態。這個故事值得大書特書。中國好像“解放”了，從西方帝國主義勢力下解放了。但是，共產主義中國卻又宣稱尊奉馬恩列史的思想指導發展。馬恩列史其實還是西方，只不過是西方的一個極端支流。

毛澤東倒是在馬列思想之外，加上了他自己濃厚的個人特色。而這是一個從來不曾有過的發展路線。而且，這個路線走得顯然太過左傾冒進。大躍進被認為導致飢餓死亡逾三千萬人。文革更被稍後官方稱為“十年浩劫“，而毛澤東則被認定為三七開。雖然賬面上是肯定多於否定，但這顯然已經是共產黨立場對太祖爺能夠給出的最嚴厲的負面定性。

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了新生機。特別是經濟發展快速，硬體建設進步也非常顯著。但是，中國走的路，和前面西方現代化的路顯然還是非常不同。

今天的中國，放在全球框架內來看，仍然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存在。中國的發展讓西方人看不懂，更重要的是極度不放心。不放心至少有三層理由。首先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美國無法容忍中國爭奪霸權。但是，想想看，當美國在二十世紀初開始崛起的時候，是不是讓英國產生同等的恐懼呢？所以，問題顯然還有另外一層，這應該是跟中國長期奉行鬥爭哲學有關；加之，中共長期對西方帝國主義抱持強烈的敵意。當然，還有一個因素值得加入討論：中國採取專制制度，甚至還在走向極權體制。專制未必就會讓外人恐懼。好比沙烏地阿拉伯並不太讓外國人感到恐懼。重點是當長期的敵意意識形態再加上極權體制，那就又很不同了。所以，北韓雖然不可能因為修昔底德陷阱而威脅到美國，但卻仍然讓美國很不安。中國對美國的威脅當然更嚴重。

中國晚近的進步速度或許叫人看不懂，也叫人吃驚。但是，中國的潛力本來應該是相當強勁的。中國人勤奮、節儉、務實；而且，中國人的平均智商在全球範圍內偏高。在假定沒有科技進步可能性的條件下，中國人的生產力應該是可以非常強大的。但是，傳統中國社會的進步事實上相當遲緩。這可能是兩個結構特徵的結果。首先是保守性格。韋伯強調了中國官僚階層基於維護階級利益所形成的保守性格；而中國農民則可能囿於對巫術的恐懼，所以也有很強的保守性格。此外，長期匱乏造成的“零和”(zero-sum)式思維傾向很可能也是進步遲緩的重要成因。換言之，內鬥頻繁也是問題的重要根源。宋朝的新舊黨爭固然讓人唏噓；而中國官僚鬥爭西洋教士湯若望的歷史故事，其實可能更有象徵意義。

晚近中國的進步，除了今天的中國人普遍具有強烈的營利企圖心外，我以為有三層因素特別值得強調。一則，想要奮發雪恥的集體念力極強。這可用來解釋百餘年來的自強、變法與一波波的革命浪潮之所以發生。不斷變革帶來了更多混亂與悲劇，但是，終究也帶來了快速進步的可能。晚近則大體是收獲成果的時候。另外，快速進步很可能是以犧牲許多人的權益而達到的。譬如城市建設，如果毫不吝惜地拆屋、廢田，就比較容易快速建設新的偉大城市。但是，一些人的居住權或工作權卻因此被犧牲。當然，犧牲環境的做法也能夠加速建設、發展。但是，這些都會要付出代價的。

積極學習（西方）先進國家的科技，當然也是促使快速進步的重要原因。中國人願意學習（在現在這個階段），也有足夠智能來學習。但是，主要還是學習科技，而比較拒斥學習人文事物。西方的人文事物被認為是比較沒有價值或者甚至是有負面價值的事物。

擁抱鬥爭理論，敵視西方（雖然也崇拜西方），鼓吹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在長期拒斥儒家倫理以後，又對西方主流的人文思維抱持疑懼。以上這些，最後的結果就是漸漸與西方走向決裂。中美之間的摩擦則是其中最突出的問題。

問題是這種局勢對中國的持續發展其實很不利。當年季辛吉力推中美關係正常化，為中國帶來非常有利的後續發展。但是，現在，季辛吉當年的親中政策路線也遭到一些美國策士的批評。批評大體是認為當年的親中政策對美國而言是養癰貽患。總之，可見的未來，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態度會趨冷，甚至很有敵意。美國甚至會影響其他西方國家，冷待中國大陸。雖然，中共至今仍然表現毫不在意的態度，實際上的不良影響恐怕是免不了的，而且影響絕不會小。

按照新銳歷史學者劉仲敬的說法，強調從古至今，文明都是從西方輸入東亞；如果東亞走向封閉，文明就會更趨落後。他這個說法是不是適用於現今的中西文明流向？我無法確知。但是，我還是相信，與西方保持親善關係，對中國才是有利的路線。與西方交惡，絕對是不利的發展。國家大事絕對不宜意氣用事。即使這種意氣為集體共有，也不宜助長。但是，我恐怕現在的中共政府其實是在鼓舞民間形成反西方的意識，反日更是長期的傾向。如此，當然較易避免西方批評影響民心。但是，總的來說，這會得不償失。智者不為。

中共領導的中國，晚近進步神速，讓許多人嘆為觀止。台灣也有一些人擺明了佩服中共（而反感民進黨政府，甚至也嫌惡國民黨的表現）。但是，我雖然願意相信這種進步的相當程度真實性，卻仍然對上述一些問題感到憂心。一方面，快速進步表象下，其實犧牲了不少人的權益。甚至，有不少人遭受到不人道的待遇。我並不好說這種犧牲權益與不人道的現象毫無必要，但我認為那些人會形成一股潛在的危機。如果中國大陸稍有風吹草動，這股民怨就有可能開始衝擊中共的統治地位。事實上，台灣、香港、西藏、維吾爾、法輪功…，這些反中共的勢力都並非無端而起。他們都有某些反的理由。

我的簡單定性是：中共是近代中國回應外力衝擊而出現的過激改革反應。而因為過激，所以會造成強烈的反彈。當年國民黨會與共產黨分道揚鑣，絕不只是蔣介石個人的盲動或奪權行為，而主要是當時許多人（特別是地主階級）覺得受不了中共的“過激”革命行動而自然發展的反共浪潮。蔣介石比較只是因勢趁便，順著浪潮進行清黨。

總之，中共的嚴密組織性，既成就了中共，奪得了統治權，但是，也讓許多中國人感到再度被宰制，被統治群宰制。前期想要從西方的宰制中獲得解放，現在則蘊蓄著要從共產黨統治宰制中獲得解放。這股力量究竟有多大，還待觀察。不過，根據許多的歷史經驗顯示，這股力量一旦爆發，通常是會造成天翻地覆的改變。而如果還有外力介入，後果會更嚴重。但是，這樣的發展實在並不讓人樂觀。它會是一場大災難。而中國人承受的災難實在已經太多了。如何免於陷入這種災難，是需要大家都好好想想。不要再意氣用事，也不要再自我蒙蔽。這次要更在中國人的自主意識下推動下一波的改革，一種內在心靈的改革，也就是魯迅所曾經期待的那種心靈改革。天佑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