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輕親友表示他不能接受“兩岸一家親“的說法。我則表示這可能是目前最能有利於兩岸關係緩和，卻又不落入圈套的提法。即使年輕人不喜歡，恐怕暫時也沒更好的提法。我以為，年輕人似乎寧可選擇不惜一戰，所以連“兩岸一家親“都覺得無法忍受。我對此委實感到憂慮。

這位年輕親友則說：“我以前是很害怕戰爭的，但是現在我想通了，大陸就是隨時想弄你就弄你，你不給他機會，他還是會想辦法弄你。反送中之前香港怎麼了嗎，不也很忍耐嗎？”

我相信這是目前很典型的一種思考邏輯模式。獨派應該主要就是抱持著這種思考邏輯。而會有許多人抱持這種思考邏輯，也反映出這種思考邏輯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不過，我覺得還是有進一步商榷的餘地。

首先，區別中共政權與中國人民可能是有必要的。這兩個概念雖然事實上有時候是難以區分的，但是有時候它們又可以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有一天大陸人民起來反抗中共政權了，兩者的分野就會顯得非常鮮明。

做這個區別，我的想法是，我們可以觸怒中共政權，但不可觸怒中國人民。後者恐怕會讓台灣陷入長期的困擾中，難以翻身。反之，如果能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支持，中共比較不能對台灣採取太鮮明的對付、傷害手段，至少是會投鼠忌器。

至於說“反送中之前香港怎麼了嗎？”，這句話本身就很耐人尋味，它其實已經潛藏著反暗示。如果是以“反送中”為問題的起點，那麼，如果沒有反送中這個行動呢？

事件的起始究竟怎麼算，很難說清楚。責任歸屬其實亦然。容我再說一段可能讓許多人不爽的話：我認為送中（其實應該稱為“逃犯條例”，這裡是順著一般媒體使用的名稱）修法本身其實沒有什麼問題。不修訂條例其實是很奇怪的。簡單說，中國大陸不僅沒有引渡權，依照現有條例，反而會形成香港對中國大陸有治外法權，就好像香港是當年的列強在中國那樣，中國方面的主權倒是被犧牲了。中國當然不能接受。如果我現在是中國大陸人，我也反對這種奇怪的、甚至被侮辱的關係狀態。

問題的關鍵當然是在於許多香港人對中共、甚至整個中國的不信任，憂慮中共藉此（暗中）控制香港，特別是藉此修理那些異議者。

不信任中共當然與前期的經驗觀察有關。中共建政以後，確實有不少動作讓人心寒，即使後期進行了改革開放，但畢竟還是沒有朝向民主化邁進。特別是若以民主化為前提，要產生信任談何容易。不過，我還是認為問題還有可討論的空間。簡單說，我認為中國社會既有的結構條件確實是不利於貿然走向民主化的。如果貿然走向民主化，很容易陷入以下兩種狀態：陷入混亂狀態，或是（半）被迫走向專制，俾能勉強建立秩序。加之，中共早期走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專政路線，會選擇以專制手法來統治，以換取秩序與進步，並不難理解。

相對於中國大陸，台灣能夠在民主化之餘還維持著一定秩序，可能有以下幾個基本因素。

一是美國的介入。美國的影響力是使台灣能進入民主並又有一定秩序的條件。但是，這個條件中，美國相對於台灣政府的強大，以及台灣政府對美國的必須依賴，是很重要的環境因素。台灣恐怕大體上是在美國的半強迫之下走向民主化。

二是比例上佔多數的台灣人對國民黨政府的普遍反感。這是國民黨必須特別審慎面對的情境的一環。所以，當台灣人民要求民主化的時候，國民黨政府不敢輕易壓制。尤其當國軍的組成中，外省軍人比例快速減少後，國民黨政府更不得不忍耐並接受人民的民主化聲浪。

三是三民主義本身的思想作用。三民主義提倡民主。這是具有正當性的思想路線。國民黨即使有種種礙難，也不敢於明白違反長期宗奉的三民主義所倡的民主原則。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台灣的經濟結構。台灣的吉尼係數長期是比較低的（.36以下）。也就是說，社會貧富差距不是太大。這有利於社會平穩走向民主化。

反之，中共沒有走向民主化，問題絕不完全是少數統治者的主觀惡意，而是他們（主觀）覺得客觀上不得不如此。這種感覺部分出於他們的善意，而且大體是有客觀依據的善意。也就是說，他們其實體驗過或見識過在惡劣條件下的民主化、自由化所帶來的悲劇後果。

我深信，他們會做出上述的選擇，應該主要是出於“善意”。譬如我並不懷疑毛澤東的革命有拯救中國，特別是底層中國民眾的動機。許多早期共產黨員也都可能抱持類似的善意或正義理想。至於他們中有些人的行動背後也許有（潛藏著的）私慾，或許連他們自己都不太能意識到（也可能是下意識地避免去想）。

激情的革命常常是對現實社會/政局不滿的年輕人的選擇。只是，激情行動的結果常常會要付出更大的犧牲代價，甚至後果也並不是他們原初想要的。這卻不是他們所能充分預見，可能也不是他們耐煩去深思的問題。

說中國社會的既存結構條件不利於貿然走向民主化，主要不是從輕視中國人的品格的觀點來立論，問題應該是涉及許多不同層面。這裡僅做最有限的討論。

相對於中國，我認為近代西方能走向民主化，至少有四方面的條件優勢：基督教的長期教化、希臘的理性主義思想、地理大發現與殖民所帶來的豐沛資源，以及非大帝國的統治形態。中國社會則相對處於較不利的處境。

基督教的影響也許又可分成兩面：其倫理有助於培養普遍的自律習性；以及當人本主義思潮興起時，再度用神本思想來調節人本主義思想。近代西方文化發展中，神本與人本思想的相激相盪應該是重要發展主軸。

大帝國的統治形態很可能是阻礙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重要因素。因為作為大帝國，先前就耗去極大的努力以維持一種其實勉強的社會統合。這種統合狀態會鼓勵某些相關的意識形態，譬如強調尊重權力、強調和為貴，卻犧牲個人獨立性的養成，也犧牲理性溝通習慣的養成。

中國人的行動邏輯裡，對理性態度並不特別講究，而許多人常常喜歡以“性情中人”自居。也就是喜歡在行動中融入個人感情，並且以此自豪。

問題是，在異質社會中，感情用事很可能會帶來不公平，甚至帶來混亂。主觀價值判斷會藉著感情用事而深入個人行動，當利益與觀念立場本來就有差異時，感情用事就容易導致不同立場間的摩擦與衝突。而當混亂嚴重時，又不得不設法壓制衝突以維護基本秩序。從而，我們甚至就會看到有所謂的“霸凌人民”的現象。

總之，對中國大陸未能走上民主化，以及存在某些強勢的政府作為，我既有批評，卻也有一定程度的同情。我認為，要改變這種狀態，必須在許多層次上進行改革，包括一般人們的內在思維模式的改變。我希望強調，後者不可或缺。以為問題端在於中共執政者或這個政權的惡性，恐怕相當程度是出於偏見。

中共究竟值不值得信任？這確實是個問題。但是，上面的討論試著解釋了中共未走向民主化的部分理由。重要的是，我認為問題並不必然是出於某種惡意，特別是出於中共領導階層的惡意。所以，從其動機上去懷疑他們，我以為並不恰當。

再說，中共未走向民主化，與香港是不是應該“反送中”，很可能是性質不完全重疊的問題。簡單說，反送中背後很可能是有美國在推動，甚至是他們開頭點火。但是美國有美國自己的利益立場，他們恐怕樂見香港搞反送中，甚至是越激烈越好，結局如果是大悲劇，他們恐怕也不會太在意。大家想想，阿拉伯國家的茉莉花革命現在是什麼結果。

我們或許可嘗試把中國這個龐大整體想像成是個多重人格的人，而我們必須要和它互動，那麼，重點應該是如何喚起多重人格中的最善良的一面，並且盡量避免喚起那個最凶悍的人格面向。如果這個做法有效，中國確實因此能展現善良的一面，那麼，送中就根本不是什麼問題。至於這究竟能不能有效，顯然又是一項考驗。獨派顯然對此持否定看法。但是，我並不認為應該如此看待中共，而且，我以為這可能是台灣與香港唯一的選擇。如果真激起中國大陸廣大人民對香港或對台灣的強烈反感，台灣或香港都絕難有好下場。

要了解中共的性質，我想需要去了解馬克思思想、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以及中共在中國的源起背景等；當然，也很可能需要了解中國人的性格特質，特別是其如何影響階級革命的行動。

馬克思思想，有人認為是洪水猛獸，但是佛洛姆說他是最偉大的人道主義思想家。他強調階級鬥爭，卻也關心人性“解放”。而且，鬥爭是為了解放。

中共的源起可說是近代中國人對深沉苦難的過激反應。

說他們是過激，可以有兩重涵義。一是他們嘗試改造傳統（階級）結構，這是很容易激起反彈的。國民黨在蔣介石崛起後的清黨、反共動作，可以說就是對共產黨過激行動的反彈。另外，過激也可以是指其行動非理性。

不過，共產黨用組織力量對人民進行嚴密控制，這主要應該是俄國列寧的創意，而不是馬克思的主張。馬克思強調的是無產階級大眾通過階級意識的形成而團結。而列寧則是以知識菁英為骨幹，形成嚴密革命組織，再來引導、推促民眾循革命綱領行動。而結果是馬克思的革命失敗了，倒是列寧革命成功了。似乎顯示通過組織對民眾進行嚴密控制是行動成功的有效法門。

美國以自由主義思想來抨擊共產黨的控制行動。台灣人也受到美國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不過，馬克思對（個人）自由主義是不以為然的，理由是人先因為階級結構而不平等、也不自由。不考慮階級問題，逕行賦予個人自由權利，會使原本被剝削的人被剝削更甚，這樣的自由對他們沒有積極意義，倒有負面意義。

要思考的問題很複雜。總之，如果我們直覺地、意氣用事式地去看中共或中國，不太可能看清楚他們的性質，也不太可能公平評價他們，更重要的是不能對他們做出最理性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