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這些年因為辦選舉，也就不斷會有民調的訊息發布。理論上民調反映的是民意。大家不免會問，民調真能反映民意嗎？其實，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問：選舉的結果就能反映真民意嗎？

其實，真民意又如何？豈不聞“民意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這樣的民意就算是真，又有多少意義？

那麼，我們所要尋找的是不是所謂“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或所謂“總體意志"(general will)呢？這應該是更具結構性的事物，所以當然也更具有穩定性，也更能產生長期的、較深遠的影響。

“集體意識”是社會學者涂爾幹的概念；“總體意志"是盧梭的概念。後者約早於前者百餘年。

總體意志必須來自大家全體的公意，並且大家必須有公共的目的，這個目的就是謀社會全體的利益。盧梭的社會契約理論就以總體意志的實現作為訂定社會契約的基礎。但是，社會究竟有沒有盧梭所謂的“總體意志"這回事呢？對此，我高度存疑。

我們或許類比地想像另外一種存在狀態：一個巨人，他有幾千萬或甚至上億個頭腦，而這幾千萬、上億個頭腦不僅彼此緊密相連，而且互相間沒有衝突，完全只為這一個巨人的利益著想。就我所知，真實案例裡有一對連體嬰姐妹，他們共有一個身體，但是有兩個頭。結果，兩個頭分別愛上了兩個男孩。那麼，要怎麼做才是符合“這一個人”（？）的整體利益呢？恐怕連定義都很困難。總之，總體意志是個可疑的概念，難以找到對應的實體。作為永遠的假想事物，它如何指導行動，我無法想像。

“集體意識”比較沒有那麼特殊的、神秘的涵義，它只是一社會內部共有的一組情感、信仰、觀念與道德情操，並且形成一種統一的力量。不過，涂爾幹也提到，這種共有的情感與信仰會形成一個幾乎像有自己生命般的系統。所謂有自己生命，也就是會按照其自身的運轉法則來運轉，而與個別人意識的運轉模式不同。

對我來說，“集體意識”比較有討論意義。它和所謂民意顯然不是同一個概念。如果是，就不需要另外再被提出。民意有可能是集體意識在特定事件上做出的反應。但是，民意卻也有可能與集體意識存在扞格。為什麼呢？

重要的是集體意識是一個結構性的事物，存在著複雜的、盤根錯節的脈絡。而投票所展示的所謂民意，即使背後也有複雜脈絡，但是，它本身並不足以充分呈現或反映這個脈絡。這裡的民意只是一個被高度切割過後的事物。它反映的更多是片面的、暫時的、針對性的多數意願，而支撐這個意願的其他部分是隱而不顯的；不僅如此，甚至彼此還有可能是互相抵觸的。

好比說納粹通過選舉獲得了執政權，但是這未必表示當時的一般德國人願意像納粹所做的那樣，向全歐發動戰爭，以及大量屠殺猶太人。他們可能並沒有預料到納粹會有後面的那些作為。如果能預知會那樣，他們可能會另外考慮如何投票。那些投票給納粹黨的人可能覺得納粹黨最有魄力、敢於任事，敢於大幅改革，因此支持納粹黨。但是，他們很可能並沒有打算支持納粹黨挑起的多起戰爭與屠殺。特別是到了戰爭走向敗亡之際，他們更會覺得這不是他們要的結果。他們也許先前已經知道納粹有點專制、暴力傾向，但是主觀認為這種傾向會是有節制的，或希望它是有節制的。後來的事態發展，可能讓他們憂慮卻又無奈。

集體意識未必包含預測力，但是可能包括可用於推論的思考邏輯，當然也包含會影響這些思考邏輯的背後價值取向。而作為集體意識，各種價值取向之間大致是互相連結、整合的，價值取向如果似乎存在有矛盾，應該其實是在涉及因果的邏輯連結上不夠嚴謹，乃至有誤判因果的情形。

譬如，台灣的統獨雙方可能都希望台灣能獲得長遠幸福（或能免於災難）。但是，各自判斷認為統/獨才能帶來這樣的幸福（或可免於面臨災難）。當然，也許其中一方判斷有誤。但是這並不是其價值系統存在內部矛盾，而比較是因果上的誤判。（要證明是誤判並不容易，因為即使結果真出了災難悲劇，在責任歸屬的認定上還可以有不同的解釋空間。譬如說，如果台灣果然走向獨立，結果出了問題，獨派還可以說是因為有統派在扯後腿。反之亦然，統派也可以在出了問題以後怪責獨派。）

不過，無論如何，如果投票結果確實反映了民意，並且符合集體意識的取向，那麼，就比較沒有什麼集體遺憾。如果仍然因此面臨困難，也只能說是天意！比較怕的是，投票結果其實與集體意識有明顯扞格，有很多人都覺得這不是我們要的選擇啊！這不僅預示執行會很困難，而且，當因此遭到困難的時候就更會製造民怨。

台灣講民主，就可能會觸及到如下的問題：哪一種信息才是台灣人民的真民意，所以應該去捕捉？是當下對某特定事件的最多數意見，還是基於集體意識所產生的路線選擇？重要的是，這兩者很可能是不同的概念。

盧梭為什麼會說他的總體意志概念可能不同於多數意見？應該是因為前者其實比較像是個立體的東西，也就是說有著複雜的結構、脈絡，而後者則只是這個立體所包涵的一個面，甚至只是一個點。也或者，後者根本與前者沒有太多瓜葛，而比較就是一個很暫時性的多數意見。人民可能沒有立即感受到這個多數意見其實與真正的集體意識有扞格。

譬如某個政治人物得到較多數票當選了，他可能藉助於儀表的親和力，或某種與大眾較接近的言辭...等，而得到了較多數票。但是，在稍後，他的具體作為或某些言行卻讓支持他的群眾感覺失望，於是他很快又失去了支持。

人民的期望其實是很複雜的，它可以因為A理由而支持張三，卻又因為B理由而厭棄張三。然後又因為B的理由支持李四，再又因為C理由，又厭棄了李四。重要的是，人民的期望，其實就是那個集體意識，是個複雜結構，執政者就是想要努力捕捉人民的期望，也未必能準確捕捉人民的脈動。集體意識本身需要另外的深入研究才能予以呈現。個別人民也未必能掌握這個集體的脈動。

當前台灣的處境很特別。民意可能也陷入迷惘。台灣人民顯然不想被中共統治，但是，也不想與中國大陸關係太過惡化。如果這就是真民意，那麼，投票要怎麼投？要投給誰才能適當反映這樣的民意？

可能沒有簡單答案，甚至是根本沒有答案。綠營好像比較符合多數民意，因為一般民眾多不願意接受中共的統治。但是，如何讓兩岸不過度敵對，似乎又不是綠營所在意。

藍營可能讓兩岸關係趨於平和，但是，會不會因此步步走向被統一呢？

除了直接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外，同時也必須要問：我們真正的、主流的集體意識是什麼？對統獨的取向當然也是這個集體意識的一部分。只是，人民未必能在呼應整個集體意識的前提下，做出統獨選擇。人民可能基於某些理由選擇統或獨，但卻與他們的深層意識相矛盾，以致於在另外一個選擇場合裡，他們可能會做出看起來好像有矛盾的選擇。

循著獨派的思維，台灣漸漸有人開始質疑：媽祖/關公信仰是不是國民黨為了便於統治台灣而灌輸給人民的宗教意識？當然，這種質疑的重點在於：媽祖信仰好像讓台灣人更難與中國大陸切割；這會成為台灣獨立的內部阻力。有人因此抱怨，就是有許多人抱持傳統信仰（與其他傳統文化意識），使得台獨理念難以充分推廣。

又或者，循著台灣新民族的理念，有人說鄭成功是屠夫，不應該被祭祀。這也可能為台獨運動帶來另外的阻力，因為這種說法顯然與台灣原有的主流集體意識相違。

民進黨在去年底的選舉中大敗，一般解釋是因為蔡政府執政失敗。我認為，與其說是執政失敗，毋寧說是改革的幅度與速度大過集體意識所能承受的範圍。包括同婚、廢死等議題，其實都不是原有主流集體意識所接受的事物。至少要等集體意識鬆動到某個程度以後，才不會因此明顯失去選票。

我猜想，有些人強調其日本人認同，甚至認為台灣人（現在還）是隸屬於日本政府。這樣的“意識”也和主流的集體意識有抵觸。這同樣是激起反蔡政府韓流的成因之一。簡單說，有些人實在覺得受不了了。他們本來可能對於國民黨很失望，所以不再支持國民黨，甚至寄望於民進黨，結果卻發現更失望，於是最後找到一個精神寄託對象，成了韓粉。

原有的集體意識裡，可能也包含改革意識在內。但是，要改革哪些事物，怎麼改革，還有些晦暗不明。現在，則是漸漸明朗化。只是，漸漸明朗化的集體意識還是未必被執政者所認知，也未必被認為正當。

執政者與準執政者，究竟要不要依循這裡所謂的集體意識的指引？如果不，可能執政容易遭遇挫敗；但是，執政者如果有很強的改革意願，而傳統取向的集體意識正是想要予以改變的事物，又怎麼會依循這種事物的指引呢？

即使想要依循集體意識，也還有個困難，就是：如何辨識集體意識？更甚者，集體意識可能是像還沒有形成明顯颱風眼的雜亂雲團，又當如何？

台灣顯然處於一個觀念正急劇改變的時期，所以，很可能缺乏一套明確、穩定的集體意識。但是，這不表示集體意識對此刻的台灣而言是個無意義的概念。執政者仍然有必要去捕捉還未明顯成型的集體意識，甚至要努力幫助形成一套較合理的集體意識。如果執政者根本不在意集體意識的存在與作用，還是很可能遭到反噬而失敗。蔡政府現在似乎正面對著因此而生的困難。

一個相關的困難是，台灣現在很可能醞釀著兩套集體意識，正是藍綠陣營各自的集體意識。這既是藍綠對立的心理背景，也是難以調和的矛盾情境。

執政者未必要在兩套集體意識之間做出片面選擇，但是，意識到這種情境狀態，充分認識兩套集體意識的性質並做出適當回應，還是執政者非常重要的使命。蔡政府似乎對於藍營的集體意識非常隔膜且不以為然，只是站在強勢一方試圖打壓藍營。藍營本來早已經分裂，但是，此刻卻漸漸凝聚意識，試圖反攻。如果藍營再度執政，蔡政府所推動的各項“改革”可能因此而中斷或變得遲緩。如果兩派最後變成零和遊戲，就是非常遺憾的事了。

捕捉集體意識並予以審慎檢視，甚至予以批判、調整，同時也給予應有的尊重，這應該是一個重要任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