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中的一個高潮，是許信良先生到場。當時的他名氣正響亮，記得他身穿一身白，顯得意氣風發。一到場就是熱烈掌聲與歡呼聲歡迎他。他也做了即席演講。

倒不能說那場研討會完全與五四沒有搭邊，畢竟上台演說的人也會在話語中捎帶著談到五四精神。五四的自由民主精神屢屢被提到。當然，目的是要抨擊國民黨政府。民國67年還沒有解嚴呢。

那次參加那場實際是黨外人士的聚會，是一位後來綠營的一位資深成員慫恿去的。現場氣氛其實還是有點緊張，回來還被學校教官找去問話。不過，倒沒有被處罰。有沒有留下什麼不良記錄則不得而知。

想不到，匆匆已經過去了41年。物換星移，人事已非。當年的集會主持人呂秀蓮當上了副總統，又早已經卸任。許信良再也沒有當年那麼光芒耀眼，我甚至不知道他現在在做什麼。至於五四，五四是什麼名堂？有些年輕人可能會這麼問。

但是，五四的影響可真不能小覷。中國共產黨應該就是五四運動的一個重要的副產品。五四的主導者之一陳獨秀，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黨主席。中國知識精英也是從五四以後開始有一部分人走上了社會主義革命之路。從而，有了國共內戰；從而，國民政府會來到台灣；從而，台灣有了今天的模樣。

傅斯年校長一直是台灣大學校長中最受敬重的一位。台灣大學流傳的那句話：“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就是由他所引介。而他也是五四運動的健將。

但是，我們究竟應該怎麼看待五四，這仍然是值得討論的話題，而不是已經有明確答案的事。

就我看來，五四與文革也有不可忽視的關係。不僅是兩者都強調文化革命，更重要的是，從五四開始，一些中國人對於傳統中國文化懷抱著強烈的質疑、甚至是否定的評價。毛澤東可能是這種否定思想的重要繼承者，所以會在若干年後再度推動文革，並且強調要破舊立新。毛澤東口中的臭老九，大概主要就是指秉承傳統中國文化的知識分子而言。

撇開五四的實際歷史影響，五四思想的歷史局限其實也並不難看見。五四是在中國最孱弱的時刻基於中國知識分子對文化傳統的自我否定性評價所導出的集會運動。這種否定性評價本身反映的就是不公允的一種心態，可能有著“東方主義”的傾向：以西方價值標準來衡量東方。

微妙的是，五四既導出民主先生，卻也導出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這兩者在我看來是互相矛盾的。後者與民主其實沒有什麼關係。掛上民主一詞，大概是便於取信於人。

五四，在某個意義上，就是帶著中國人走上文化自我否定之路的一種思潮。而這種自我否定同時具有自我閹割的作用。

不過，我倒也想，中國人是需要這麼一場自我否定的思想洗禮。只是，這種自我否定思想只能是一個過程、一個思想發展階段。不經過這樣的階段，中國文化難以再有突破與提升。但是，如果持續停滯在這個自我否定的階段，中國也將成為西方文化的精神殖民地，並且長久難以自拔。這會是我們所要的嗎？

五四、五四，倏忽一百年。一百年過去了，此刻的中國顯然已經大不同。但是，回首來時路，中國人會覺得這一切值得嗎？未來的路應該怎麼走？新文化運動應該繼續？還是說運動少來？台灣人的路又該怎麼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