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成語說：貧賤夫妻百事哀。其中最悲哀的一樁應該是夫妻成為怨偶，彼此互相敵視。而這卻是最可能發生的結果之一。在受到因貧困而生的巨大壓力之後，先是互相期待對方的支援，接著是互相抱怨對方不支持或支持不夠，最後是認為對方專門和自己過不去。在這裡，自憐心理扮演著重要的催化機制。

兩岸間的矛盾，部分也是自憐者與自憐者間的對抗的一種案例。獨派的自憐，包括覺得自主性、國際空間被壓抑，甚至可遠溯及當初台灣被割讓而未顧及台灣人民的感情（割讓當時的認同感情），乃至國府在戰後對台灣的威權統治。

那麼，被認為是打壓者的中國大陸一方又有什麼主觀情緒？他們同樣也有自憐情緒。自憐情緒未必是最被雙方意識到的情緒，卻可能是諸多其他情緒的重要根源。

台灣方面有些人會嘲笑中國大陸的抗戰神劇。但是，為什麼會出現抗戰神劇？骨子裡就是一種自憐情緒：我們是被欺辱的一群；但是，我們不甘於被欺辱；我們將證明我們是有尊嚴的一群。其實，一些中國功夫電影，譬如精武門、黃飛鴻、葉問...等系列，背後都包含著中國人（或華人）的自憐情緒。

中國人的自憐，當然是有理由的，近代中國遭到列強的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長期侵略與廣泛壓迫，是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覺得深受委屈的中國人要爭取尊嚴、要報復壓迫者及其附從者。

中國大陸與台灣民眾內心深處都有著深深的自憐情緒。問題是，這為什麼會形成兩岸間的矛盾、對抗，而不是成為同舟共濟的命運共同體？

兩岸之間，當然有許多理由產生矛盾。從國共鬥爭開始，矛盾就已經難解；統獨矛盾又比反共與否的意識形態衝突更複雜、更難化解。但是，在這些矛盾的背後，雙方都有著自憐情緒，而自憐使理性論辯與選擇幾乎變成不可能。

重要的是，自憐是非常自我中心傾向的情緒。自憐的人並不太會去同理別人的苦難，而往往只是緊緊擁抱自己的痛苦，甚至因為自己的苦難而不滿、仇恨，對象可以是各種相當無辜的人，好比納粹把德國人的苦難歸咎於猶太人。

台灣獨派人士會把台灣處境的困難歸咎於國、共，但是，對於由西方建構的剝奪性“世界體系”並沒有敏感的感受。中國大陸則是傾向怪責台灣人的中國認同如此稀薄。

自憐情緒普遍而深層。但是，它不利於理性選擇，不利於營造共同福祉。如何化除自憐，尤其是狹隘的自憐心理，有待於意識化的努力，我們需要藉理性來超越，或許是藉一種以愛為核心的超越性理性。

以上的討論，其實是長久以來就有的感慨，而且未必是針對統獨議題而生。自憐者與自憐者間的互動，應該是個普遍的議題。辛曉琪有首歌曲，曲名是“女人何苦為難女人”，歌曲應該能唱出許多女人的心聲。但是，問題其實更普遍。我們或許可以將曲名改成“人何苦互相為難”。人與人之間，有著各式各樣的衝突、矛盾，理由也千奇百怪。但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人的自我中心。而自憐則是自我中心心理在遇到外部不如意情境時的普遍反應。所以，自憐心理的普遍性也不容低估。從自憐到形成人際矛盾，也只是一步之遙。要消除人際矛盾，也許不是先從堅持我群尊嚴開始，因為追求尊嚴的背後，其實可能有自憐的心理在作祟。所以，檢討自憐心理至少也有同等的重要性。

又及I：
其實，說到自憐心理，來台灣的外省子弟的自憐心理可能是很值得或最值得作為群體自憐心理的研究題材。除開少數外省高官、巨富子弟不論，多數外省子弟的處境是非常微妙、值得書寫的故事。外省子弟的自憐心理可能來自多重人際處境，包括面對本省人、面對同樣是外省人裡的上階層，也可能是面對中共，乃至面對西方。

有一種故事是說：他們是外省老芋仔的孩子，經濟條件不好不說，還常常因為是外省人而被多數本省人排擠、歧視。稍長以後，他們開始面對認同抉擇，有些人堅持以外省人自居，而有些人則漸漸化為本省人，而且，可能比本省人還要本省人。鄭南榕、王定宇、陳師孟...等人可為例。
但是，即使做出了認同抉擇，他們內心深處的自憐並不見得會完全消除。

外省人在面對中共的時候，可能是存著反對、不滿與仇恨心理，但也可能是恐懼心理。這種心理如果加上一層實際接觸經驗，而且是負面經驗，就可能促成更強烈的反感，並且成為認同改變的根源。加之，如果認同改變同時能促成在地的歸屬感與被接納，這種認同改變進更可能會發生。

作為來台灣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對中國大陸的憧憬或懷念變得很稀薄，對中共的反感卻可能因故更加強。那麼，上述的認同改變就更可能會發生。

但是，改變認同、拒絕中國認同，真能解決一切內心的認同困擾嗎？顯然未必。這時候，整體社會氛圍又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社會氛圍至少讓人比較容易忘卻內心裡可能存在的另外一些聲音。

又及II：

心理學工作者劉孟茜女士對我所使用的基本概念“自憐”有所質疑，她表示：“自憐通常被看待為一種過多的情緒認知，但許多壓迫歧視處境的憤怒，不甘，委曲真實感受，不能稱為自憐！”

我很感謝有心理學專業者提供其專業意見，而我這個外行人也應該對涉及心理學的討論保持謙卑。不過，我有時候還是會對某些心理學裡被認為具有權威性的論點不盡以為然。在這裡，對於什麼是”過多“，過多是否是一種嚴謹、客觀的用語，就保持存疑。過多或過度的界線設定似乎隱含著對常態與病態的區辨，但是，常態與病態之別可能有另外的考慮面向，有另外一個判準。但是，把兩個思考向度混在一起，未必能使概念更清晰，尤其如果我們在定義概念時，直接把涉及價值判斷的考慮也溶入概念定義中，以為可以純化概念（以維護概念的正向或負向性質），但是最後卻可能會帶來概念本身的不可理解性。

在社會學裡，一些學者喜歡區分何為真正的個人主義，在哲學裡，也常常會討論什麼是真正的自由主義。我對於這樣的討論也有質疑。我偏向認為這是徒然的努力。而就我所知，行為主義心理學家Skinner對於許多心理學裡常用的概念，如人格、尊嚴、理性...等都表示質疑。重點是，這些概念的提出，往往隱含著一種目的性，它們要藉以引導出一個美好方向或一種希望，所以，概念中可能的負向意涵必須排除。只是，因為概念本身的定義所引起的爭議就永遠吵不完了。與其如此，保持單向度概念，撇開常態、病態的分別，也許反而會使討論更簡便、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