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幸，幾種負面感覺糾結起來，就很難再化解。而且，反中情結似乎已經在台灣人心中相當普及。這也使此次的反服貿運動能有這麼盛大的聲勢。

但是，如果我們抱持高度理性化的態度，還是要努力將糾結的情結進行分解，不宜任令其糾結。因為糾結只能使人誤判、做出不理性的回應。糾結主要是感性的產物，但是，台灣面對艱難的處境，我們更需要的是理性。

中國大陸對台灣是不是威脅？當然是。但是，這個威脅的強度其實是變數，而非常數。簡單地說，如果兩岸關係愈緊張，對台灣的威脅就愈大。當然，有些人會說，即使表面上好像關係不緊張，卻也可能像是溫水煮青蛙，死得更不自覺。這問題也未必純屬虛構。那麼，台灣要怎麼樣才能更安全？

台灣應該與中國大陸保持距離以策安全嗎？其實我同意應該。不過，話說回來，我以為台灣其實是在走高空鋼索，偏任何一邊都可能粉身碎骨。所以，即使我們恐中、反中，我們也並沒有權利一意靠向另一邊，不能一意要遠離中國大陸。而保持距離並不等於是要遠離。

我所描述的這種處境是許多台灣人所不能接受的。這年頭台灣流行講權利、講主體性，沒有誰願意接受說台灣不能依自己意願遠離中國大陸。但是，在這裡，我出於不同的世界觀而有根本不同的想法。

當我們相信自己應該擁有權利、擁有主體性的時候，其實這種想法背後憑藉的是某種模糊但是有特定偏向的樂觀世界觀：我作為人，這個世界賦予我一些基本的權利。這類似某種天賦人權的觀點。但是，我是現實主義者，我不認為有什麼「天賦」人權，人權是行動與結構的產物，但是，既存的結構卻未必合理，不合理的結構並不能逕行提供我們什麼「應得」的權利。

台灣能不能在擁有高度自主性的條件下幸福存活，其實是沒有任何神意保證的。從而，台灣也可能陷入遠超過我們預期與能忍受程度的悲慘集體處境。歷史上，集體悲劇所在多有，而且悲劇來臨往往既非預期，更非有底線。那些受苦的集體雖然嘗試用各種神義論來解釋自己的悲苦處境，但是，悲劇永遠無法完全被合理化解釋，也很難讓那些仍然樂觀者相信它的實際發生可能。而且，悲劇發生顯然並非獨一或有針對性，受苦者也非總能在最後獲得拯救。而從現實主義的角度想，悲劇其實並非出於神意，而是結構與機率交互作用的產物，而結構是行動、互動的集合。換言之，悲劇主要是諸人行動、互動的某種非意圖結果。重要的是，沒有誰能保證自己能遠離悲劇。集體的理性行動（也許要限定是結構理性行動，也就是強調總體考量的行動，而不僅是狹隘的工具理性行動）很可能是唯一最可能幫助遠離悲劇的因素（但卻也無從提供保證）。

關於兩岸關係的抉擇與操作，怎麼做才最符合結構理性？這恐怕沒有簡單的答案，甚至是沒有答案。但是，集體的結構理性仍然是我能想像到最必要的條件。而結構理性的表現是集體清楚的意識與深思後的判斷，以及由此導出的行動，而不是糾結的感性情緒的直接行動表達。

此刻的反服貿群眾運動，我相信在相當程度上是很多人內心深處反中情感的自然抒發。所以，許多人覺得特別激動、特別發自內心地受感動。「守護台灣」的口號的確很能打動人心。但是，為什麼反服貿等於是在守護台灣？理由當然是因為服貿就意味著要與中國大陸更多的交流，而那又意味著對台灣的危害。背後的思維就是對中國的強烈不信任、恐懼與敵意。但是，這樣的感覺與反應終究是太感性。而我們更需要的是理性。

十九世紀後半，俄國與德國關係微妙，兩者都在擴張勢力，從而利益衝突，但是彼此盡量隱忍，維持著表面的友好。但是，當德皇威廉二世上台，隨即把力主「和俄」政策的俾斯麥趕下台，並且轉而採取對俄的強硬外交政策。不久之後就爆發了一次大戰，最後德國失敗，德皇流亡國外，德國陷入悲慘局面，甚至又再激發二戰，再一度陷入大悲劇。二十世紀上半的德國悲劇，最原始的關鍵導火線可說就在於德皇在對俄問題上「不能忍」，不能理性抉擇與行動。

因為不能忍而來的悲劇，歷史上很多。中國近代歷次對外戰爭，有多次都是主戰派過早地決定要戰而不願意忍耐，而導致提早開戰。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抗日戰爭皆然。而結果都帶來巨大的損失。

今天的台灣人，面對著中國大陸，似乎也到了「不能忍」的階段。似乎因為較多的接觸，反而更激發了這種「反中」以至不能忍的感覺。但是這恐怕也是最考驗台灣人理性忍耐的時刻。台灣未來是福是禍，當下是否能理性抉擇與行動至為關鍵啊！

我願意一再強調，「中國」是個複雜的概念，中國有許多不同的層面，有「好」的、有「壞」的。而近期間的台灣人，幾乎完全片面而狹隘地關注那「壞」的面向，並且用一種本質主義(essentialist)的觀點來認定中國的「壞」。譬如以類似（惡劣）「民族性」之類的說法來給中國人定性。也有些人強調中國大陸的共產集權制度的問題，但是，似乎對這種制度的可改變性也非常悲觀。

但是，後現代主義思潮強調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t)的觀點，事物的性質主要是由集體互動、定義而形成。也就是強調事物性質的多重主觀性、交融主體性。「中國」是什麼性質？也是多重主觀的認定。現在有很多台灣人把中國比做老虎，形容台灣的處境是與虎為鄰。中國大陸是不是虎？本質主義地說，只有「是」與「不是」二選一。但是，從建構主義來說，那就要看包括我們在內的相關行動者如何去建構它的性質。

在教育領域裡，許多教育學理論都告訴我們，面對所謂的「壞」學生，也要以最高的愛心與耐性來與之互動，藉此以感化學生，學生將因此變好。沒有絕對的「壞」學生，只有愛心、耐心不夠的教師。這種堂皇的話，在教育學裡很常見。但是，用在對一個龐大的集體，它也可能一樣適用，但是，一般人在面對它的時候常忘了這個原則的可能適用性。

當然，面對一個強大的「壞」人，愛心、耐心是否還管用。這也許不像面對一個「壞」學生那麼簡單。不過，話說回來，誰說面對一個「壞」學生就是簡單的事？誰說教師就一定能控制得了與「壞」學生的互動場面？反之，誰說面對強大的「壞」人時不能適用面對「壞」學生時相同或類似的原則？

老虎、獅子、毒蛇都是人類所畏懼的野獸。但是，也有許多人能與他們相處，卻能安然無事。這裡，平常人的恐懼有些是無謂的。他們以為這些野獸天生狠毒、好攻擊。實際上卻未必。重要的是去了解他們、適應他們、善待他們。

在過度樂觀與過度恐懼，或過度擁抱與過度仇視之間，如何做出最理性、審慎、適度的抉擇，我們必須費心去拿捏分寸。而我們必須耐著性子去這麼做。因為我們是在走鋼索，所以我們沒有任性揮灑的權利。而在這次的反服貿群眾運動中，群眾表現的是在管理群眾秩序以及通過國內外媒體擴大運動效果上，群眾表現了相當高度的理性；但是在「思考中國」這件事上卻似乎更多是依憑大眾的主觀感性直覺。他們的理性照顧到了某個行動面向，卻仍然忽略了另一個更重要的面向。然而，那應該是不可忽略的理性思考議題。

有朋友說反服貿是因為「恐中」，而不是「反中」。然而重點其實是在於究竟什麼是「反中」。反中畢竟只是籠統的簡稱。反中可以指很多不同面向。反中國的入侵或滲透、反中國的對台政策或國防政策、反中國文化價值、反中國的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反對認同中國，以至（全面）反對中國的存在價值...等。總之，「反中」是個多義、廣義的概念。「恐中」則可能是「反中」的一部分內涵。如果反中是母集合，恐中是子集合，那麼，說反服貿的原因只是恐中，而不是反中，就可能有爭議。當然，如果兩者被定義為互斥概念，就另當別論。總歸，問題應該是先明確定義反中與恐中。在本文中，我的確也沒有定義什麼是反中，只是保持較籠統、廣義的用法。這是還有待補充釐清的討論，但卻未必是一種錯誤或疏漏。急於定義重要概念，有可能使概念反而被狹窄化或甚至被扭曲。其準確意義反而需要通過充分的具體討論逐漸顯現。寫作者與參與討論者不妨都多些耐心，繼續關注這個問題。

當這位朋友表示反服貿是因為「恐中」而非「反中」的時候，他可能是在表示台灣人無意否定中國的存在價值（這似乎是某種程度的善意，就像蘇主席的「海灘沙鷗」的比喻），大概的意思是說：我們害怕被你們傷害，但是我們並無意否定你們的生存權或存在意義。這是狹義定義「反中」。而我認為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態度並不只是怕被傷害，還帶有其他的心態，包括鄙夷、厭惡、不願意認同等。籠統來說，我說那是反中。不願意認同與不願意受傷害當然也有重疊性，但是畢竟並不完全等同。而且部分的受傷害預期是因為先不認同才產生的推論或意義。譬如有人強調說要維護台灣的主體性，為什麼一定是以台灣為單位來講主體性呢？美國某州的人民會不會很強調要維護該州的主體性呢？大概不會，因為他們願意認同美國這個整體，也就不會認為州的主體性事關緊要。甚至像波多黎各，也努力想正式併入美國成為一州，而不強調要維護自己的主體性。強調台灣的主體性究竟是該或不該，其實是個非常複雜的議題。問題又得回到「中國」概念的面向與內容。但重要的是，反服貿既然牽涉到反中，或即使只牽涉到恐中，也就應該針對是否應該恐中、反中，究竟恐什麼、反什麼，要做出完整的討論。訴諸群眾直覺，就有可能阻礙理性抉擇。

好比說，清末的中國屢屢因為怕修鐵路擾及祖先風水，所以反對修鐵路。這是訴諸感性直覺，但是因為人數眾多，成為決定性的因素，使得鐵路遲遲難成。清末上海反對修鐵路，並不完全是因為風水問題，還有華洋對立與官商利益衝突等的問題。但是，所有的問題匯流成為直覺的集體反對共識。所以鐵路建了又拆。受損失的畢竟還是中國社會。與洋人間的利益問題或風水問題，如果一項項好好討論，很可能發現，每個理由都不足以導出拆鐵路的結論。但是，集體的感性直覺反應，卻導出了拆鐵路的非理性行動。今天，台灣處於艱困情境，我們沒有權利以非理性的態度來面對兩岸議題，我們恐怕承受不起這種可能錯誤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