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瑜造成全台的風潮，所到之處，總是吸引大批群眾。他的魅力，大概不只是讓陳其邁陣營感覺到巨大壓力，而且是讓整個綠營都頭疼、焦慮。

開始的時候，我和多數人是一樣的，完全不看好他。尤其在他跑到台北市辦理市長候選人登記，更是讓人一頭霧水，不知道他究竟是要幹什麼。卻沒想到，現在的他，不但聲勢已經遠遠超過對手，甚至還有人在預測他可能會出來選總統。

韓國瑜的支持者，顯然各路人馬都有，有些人甚至是曾經的綠營支持者，當然更多是原來屬於藍營的支持者。但是，所謂的"藍營支持者"，其實早已經四分五裂，其中有些人變成所謂中間派，也有些甚至已經變紅，譬如黃安、劉樂妍...等。即使還在藍營裡，也有許多人漸漸向不同的太陽靠攏，而且彼此心結越來越深。所以，當黃安表態支持韓國瑜，立即有許多其他支持者表示不以為然，要他們閉嘴。有人在捷運車上齊聲唱夜襲，另外一些藍營人士則擔憂這會讓韓扣分。總之，韓國瑜的支持者其實形形色色，各路人馬都有。

那麼，我們究竟應該怎麼給韓國瑜定位呢？他究竟是像部分綠營人士所警告的賣台者？是軍國主義者？是老國民黨？是賣菜郎？是空心包子？還是...？

暫且撇開明顯帶有價值判斷色彩的定位問題，我們不妨先問：他憑什麼能造成目前這樣的聲勢？為什麼能吸引各方不同背景的人馬？

我的觀察是，韓國瑜有三個重要的優點特質，使他充滿群眾魅力。第一是他充滿熱情。他在任何場合，幾乎都是熱力四射，讓人不由自主被他吸引。相對來說，陳其邁也好，或者是國民黨裡的丁守中、陳學聖等，都顯得缺少熱力，也因此缺少吸引力。

再則，韓國瑜顯得豪爽、直率。他與許多政治人物的一個極不同的地方，就是他隨時會把話挑明了說，即使是和人嗆聲，也毫不扭捏。大家討厭那些裝模作樣、欲說還休的政治人物，所以寧可選擇這個長得不怎麼樣、卻豪邁、直率的候選人。

第三，韓國能接地氣，能用俚俗語言與行動和群眾博感情，也能和群眾談論他們所關心的生活話題。所以，群眾願意對他交心。

韓國瑜的上述三個特質似乎使他非常具有人格魅力，使他能夠吸引各路朋友。連政治立場本來與他相左的人也會願意跟他做朋友。尤其在許多人對現在的執政者深深失望的時刻，連一些綠營的支持者也願意轉而支持韓國瑜，我相信以上三個人格特質應該是超越藍綠的重要原因。

總之，人格特質是韓國瑜能捲起風潮的主要理由。有些分析者強調韓國瑜是靠著柯粉的外溢效應造勢。我不能說這種效應完全不存在，但是，它絕不是韓流的唯一或主要形成因素。如果是，當韓陣營唱起中華民國頌以後，很多支持者就會退出，因為我認為柯粉其實明顯偏綠（或說偏獨）。

說到韓國瑜的人格特質，不可否認，他的妙語如珠的機智反應能力也是能使他突出並吸引群眾的重要原因。不過，要說機智反應能力，吳敦義也絕對不差，但是，吳卻不給人豪邁、直率的印象，他也就很難帶動這樣的群眾風潮。

群眾對民進黨執政的失望，當然也是一個重要的結構條件，促使大家期待像韓國瑜這樣的人能出而改變或遏制民進黨的作為。即使原先支持民進黨的人，也希望生意好做；而原本偏藍的民眾，更難以忍受民進黨對國民黨和統派的肆意打擊。民進黨的確要好好自我檢討一番，如果不改弦易轍，群眾是會用選票教訓他們的。

韓國瑜現象，應該算是一種“卡里斯瑪”型領導者（或可譯為“魅力型領導者”）的產生過程。卡里斯瑪型的領導者，這是社會學者韋伯提出的一種領導類型，有別於依循傳統而產生的領導者，也有別於循法制、或科層體制產生的領導者，他主要是憑藉特殊的人格魅力吸引大量跟從者而成為領導者。我想，韓國瑜就是這樣的領導者類型。

韋伯在提出“卡里斯瑪型領導者”這個概念時，是抱持著期待的心理，希望當時（一次大戰以後）的德國能夠出現這種領導者，因為這種領導者比較可能給社會帶來突破性的轉變。當然，這種領導者的出現可能有好的一面，卻也潛在有危險。它的出現也可能是反映群眾的民粹與非理性。有些人甚至懷疑，希特勒正是被韋伯的期待號召出來的一個卡里斯瑪型領導者。當然，這種說法也遭到他人駁斥，認為希特勒只是假的卡里斯瑪型領導者，因為希特勒並不符合韋伯所強調的理想政治人物的三個標準：應該兼具“熱情”、好的“判斷力”與強烈的“責任感”。一個具有群眾魅力的政治人物可能僅僅具有熱情，但是，他是否也同時擁有好的判斷力與強烈的責任感呢？著實很難說。總之，希特勒並不具備理想政治人物的這三個特質。

那麼，韓國瑜是否符合韋伯理想政治人物的標準呢？

我們不妨先談談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的說法。吳子嘉本來認定韓國瑜不會當選。後來改口了，說如果投票日再延後兩個月，韓國瑜就鐵定落選，因為民眾會發現他的空洞。吳子嘉也提出三個領導人的標準：願景、理想原則與實施綱領。吳認為韓國瑜缺乏後二者。

吳子嘉的三個標準與韋伯的標準未必完全不同，但是出入不小。究竟誰的標準比較更適合用來衡量一個政治人物？

我的一個簡單說法是：吳子嘉的三個標準較較近於韋伯的熱情與判斷力兩者。特別是，好的判斷力可以幫助開展出願景到實施綱領等構想。當然，願景可能也需要想像力或創新性，不過，好的判斷力可以讓人懂得去採擷最佳的既存構想，或看出某種既存構想的發展潛力。

判斷力比起上述這些計劃構想（即使是從願景到實施步驟）指涉更廣，而且是廣得多。

戰國時著名的將軍趙括，善於紙上談兵，估計他要說服他人相信他的戰爭指揮能力與作戰計劃構想，大概他會在紙上提到從戰爭理念到具體實施方法的多個不同行動層次。因為光是有願景大概尚不足以服人，不足以讓他爭取到軍事指揮大權。不過，最後他雖然確實爭取到了指揮權，卻因此讓趙國陷入最悲慘的、失敗被屠殺的命運。

趙括善於紙上談兵，那需要判斷力。但是，他可能誤判他對軍隊的號召力、誤判敵方的戰力、誤判敵方指揮是否高明...。所以，好的計劃構想（包括從願景到實施步驟）只是好的判斷力的一部分，卻不是全部，也不是行動成功的充分條件。

韓國瑜是不是有好的判斷力？我認為這一點應該不難給予肯定。他能在高雄市長選戰中走到現在這一步，應該已經足以反映出他的判斷力相當突出。他能在大家都不看好，資源非常匱乏的條件下走出現在的局面，大家應該都承認，沒有幾個人做得到。

韓國瑜與典型的國民黨檯面上的人物都不同。這也是他能吸引群眾的原因之一。問題是，其他人為什麼不仿效他？道理很簡單，因為怕畫虎不成反類犬。只要稍一失錯，可能就會跌倒，而且一仆難起。也就是說，每個大膽創新行動其實都要能做出相當精準的判斷，否則極可能會失誤、失敗。韓國瑜在帶動風潮的同時，並沒有出現什麼明顯的差錯。這絕不是容易的事。像以吳敦義那麼聰明的人，也會不小心說話出錯。韓國瑜在台上要不斷妙語如珠，卻又不落人口實，絕非容易。當然，他決定在人生的這個階段復出從政、決定到綠營根據地的高雄參選市長、決定採取這樣的模式來打選戰...等，都蘊涵著他的判斷力的作用。到目前為止，他的判斷與決定大體都沒有出錯。

我們也許可以再以韓國瑜的參選政見來看看他的判斷力。

韓國瑜提出讓未來高雄市人口達到五百萬作為施政願景之一。這個說法究竟是不是一個失誤？

從小格局來看，可能是；但是從大格局來看，未必是。他拿大陸深圳為例，說深圳短期內從40萬人變成千萬人，以此暗示高雄要從280萬人增加到500萬人並非不可能。

誰說高雄一定不可能是下一個深圳，或者比深圳還更強？從大格局前瞻，我們實在沒有絕對理由認定這不可能。這個願景能否實現，的確首要在於心中有沒有蕃籬。之所以對某些人來說不可能，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們心中已經拒絕讓大陸人大量來台灣，同時，他們顯然也不相信高雄有可能吸引台灣其他地方的民眾大量移入。

綠營嘲笑韓國瑜的這種想法，反映出他們預先已經把比較大幅度的改變可能性否決掉了，也把某些可能的改變措施拒之於門外。即使是兩岸之間，其實也還有許多不同的可能的關係發展模式（因為不同的發展過程，其實也有重要的差別意義），認定兩岸關係只有二選一的選擇，並且只能選擇台獨，恐怕也是出於小格局的思考。

韓國瑜的確還需要具體提出如何把這個願景變成可能的做法。這種具體做法是不是必然要引進大陸人、來的大陸人是否必然是第五縱隊，都還有待釐清。但是，逕行嘲笑這個願景，其實是這些人太小格局，而且不自覺。有夢最美，有容乃大。拒絕做夢，拒絕包容，路就當然短窄。

除了判斷力之外，韋伯還強調“熱情”與“責任感”。這兩者其實常有一定程度的矛盾。熱情的人可能浪漫而無耐性。耐性卻可能是負責任所需要的特質。反之，有責任感的人常常拘謹、呆板而少熱情。

韓國瑜的熱情大概不難窺見。他的群眾號召力可說主要就是來自他的熱情。他能和各種不同背景的人稱兄道弟，甚至發展出親密感情，彼此成為換帖哥們，就因為他熱情。他在幾場造勢大會上，也表現了強大的熱情，因此能讓群眾產生共鳴與迴響。

但是，韓國瑜是否是個很有責任感的人呢？

嚴格說來，韋伯最關心的政治人標準其實就是責任感。他用了相當長的篇幅討論“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而強調前者的重要，而信念倫理則恐有偏執與不足之處。基於責任倫理，政治人必須考慮行動的後果，包括因行動所可能激起的他人反應所間接帶來的結果，也應該事先考慮。當預知可能會有某些反應並引起某種不幸後果時，行動可能就要重行考慮。

台灣有不少的政治人常是以信念倫理為其行動原則。譬如林義雄，用絕食來堅持廢核、堅持國會減半。他的堅持最後都能奏效。但是，實現的結果是否利於台灣，頗有可疑。這種堅持，其實隱含著一種拒絕理性討論與共識決定的必要。這樣的政治人，雖然可能看似聖人，實際上卻頗有危險。

坦白說，要推論韓國瑜是不是很有責任感，我個人的資料尚不充分。不過，就以他這次輔選的動作來看，他至少不是個只顧自己、不顧他人的個性。他必須壓縮休息時間與在自己的選區活動的時間，到處奔走去為他人站台、助選。累得他幾乎形銷骨立，還滿臉疲態、病容。這不僅是熱情，也是一種責任感，至少是構成責任感的義務感。他如果拒絕為他人助選，別人也沒有理由責備他。他完全有理由拿喬，並抱怨國民黨（初期）提供的助選資源太少。

事實上，韓國瑜在北農任內，工作成績不錯。他這次能得到這麼多基層群眾的支持，部分就因為當時他與農民結緣。同樣是北農總經理，是不是就一定能與農民建立信任關係呢？未必。我估計吳音寧就得不到同等的農民信任。我並不認為吳有什麼大惡。但是，我估計她與農民之間的關係比較疏離、冷漠。這裡，既有熱情的作用，也有責任感的作用。

我想要提出的論證是：韓國瑜具有韋伯所強調的政治人的重要標準；而且，他也符合韋伯所期待的卡里斯瑪型領導者的特徵。我盼望大家給他這個機會，下一屆高雄市長就讓他來做做看吧！相信會給高雄與全台灣都帶來很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