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一個最突出的歷史案例是猶太人。猶太人失國逾2500年，但是，他們卻始終堅持凝聚成為一個集體。促成凝聚的動力，一般認為是宗教信仰的力量。但是，也許後面更深一層的理由卻是共同的創傷經驗。這個創傷經驗也許是發生在埃及，也許是發生在巴比倫，也或許兩者皆是。也許更重要的是，有人對這種創傷經驗給予了特定意義，不但是讓這個創傷經驗鏤刻在集體的心版上，而且它還具有特殊意義。集體成員願意去擁抱這個意義。

經歷過創傷的人，其實非常多，甚至多到不值得特別做出討論。有些集體在創傷之後，也就潰散了、消失了。好比說，我們現在找不到自稱是南北朝時的燕國、魏國之人、找不到自稱是五代十國中的北漢、吳越的國民。他們中很可能有子孫後代傳下來，但是，卻沒有了那份集體認同。”天龍八部“裡的慕容復，想要復興北朝燕國，讀者只會引為笑談。

但是，猶太人認為他們是因為是上帝選民，所以才命定要承受特別的痛苦。如此，痛苦就有了積極意義。這樣的”痛苦“，就可能會促進集體凝聚。

創傷經驗或許未必具有特殊集體意義，但是，集體意義常常是賦予給共同的創傷經驗。當然，意義的賦予可能是在漫長的歷史裡逐漸定型，某些面向會被凸顯，而另外一些則消蝕。這個過程很可能不是直線性的，而是曲折、複雜的，受到各種不同因素的影響。但是，其中或許仍然隱約有一個主調或主旋律。

二二八是一種痛苦記憶，那麼，它有沒有被賦予什麼”積極“意義？也許有。當國民政府被認定為是外來者的時候，二二八就變成是被惡劣的、落後的外來者所加在台灣人身上的痛苦。那麼，擺脫外來者的統治，就變成值得台灣人追求的目標；”我們不是中國人“就變成某些人積極思考的基礎框架。

拒絕認同中國，很可能是能讓二二八的痛苦意義昇華的一種心理機制。不過，這種心理機制的形成，其實在先，而且：正是因為我們不是純正的中國人或不是中國人，所以我們才會受到這樣一場凌虐。既然如此，何必還要說我們是中國人呢？創傷經驗被這樣的意義纏裹著。

台灣戰後的特殊處境，使台灣與中國不能簡單融合。這樣的大環境更為上述意義建構模式添加柴火。美國、日本當然樂於為這樣的意義建構背書，讓它顯得更具有正當性。然後，這樣的國際視聽會再轉成內銷。

今天台灣的主流集體意識，之所以如此偏向台獨，可以有個簡單而合理的理由：中國不民主。但是，不民主未必構成不認同的充分理由。東烏克蘭的人民有沒有因為俄國不民主就拒絕認同俄國？19世紀初，當年曾經被法國直接統治過的德國萊茵地區有沒有拒絕認同德國？民主作為認同與否的考慮要項，本身是特定思潮的產物，而特定思潮是有可能被特定勢力所操控或影響的。

無論如何，今天的台灣強調二二八的記憶，並基於這個記憶對國民黨政府做出主流評價。所有這些思維，大體上形成上述的所謂集體意識結構。這個結構不是偶然形成，更不是可以被隨意揉捏變形。但是，它是否具有某種神聖的正當性？不可以被轉變、解構？這可能是尚未被充分思考的問題。

一個集體的創傷經驗，其實可能有很多面。好比說慰安婦，那也可能是台灣人創傷經驗的一部分。但是，顯然有人傾向遺忘這個創傷記憶。理由可能是：避免激怒好朋友。但是，這裡恐怕有個選擇的順序問題：我們為什麼要優先強調誰是朋友、誰是敵人，然後以此決定要強調哪些創傷經驗，而抹掉另外一些創傷經驗？

日本殖民台灣，過程中有沒有傷害台灣人？顯然有。但是，轉型正義條例把算賬的時間界限定在1945年以後。也就是說，有意識地要排除日本曾經帶給台灣人的創傷。道理何在？我們民眾已經沒有權利再進行討論。

創傷經驗有客觀基礎。但是，纏裹創傷經驗的意義建構卻是另外一回事。後者同樣可能有客觀基礎，但是未必與創傷經驗的客觀基礎是同一回事。意義建構必然涉及主觀，而這時候的主觀卻可能受到新的時空背景（客觀基礎）的影響：我們可能基於現在情境的考慮，重新解釋舊事物的意義。這其實是常態，無可厚非。只是，如果誤以為新的意義詮釋當然具有更高的神聖性、正當性，恐怕會作繭自縛。

台灣正在如火如荼進行所謂轉型正義。張天欽的”東廠“說大概會被認為只是一時失言，即使引起軒然大波也很難扭轉大趨勢。這一把轉型正義之火究竟會燒到哪些人，其實並不重要。但是，它真能實現正義嗎？是在什麼思考框架下所認定的正義？這才是最麻煩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