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輿論高度關切中共政體的可能轉變：國家主席連任不受限。台灣方面斥之為帝制復辟。

也有少數的聲音為其辯護，稱：中國夢礙你什麼了？意思大體近於說：帝制又怎麼了？不好嗎？(或者，作者是說：這與自許為外國人的台灣人有甚麼相干？)

帝制本身的好壞，或者嚴格來說，應該是更高度的權力集中制的好壞，應該比我們一般的討論要複雜得多。我以為，即使是帝制也未必不好，特別是就特定的社會發展階段而言；只是，它也確實有其缺陷或後遺症。籠統說好說壞，恐怕都過於簡化問題。

中共此刻會傾向更高度的權力集中制，我猜想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一，習近平的個人性格因素；二，基於關鍵時刻的國家需要考慮；三，國際間的矛盾形勢與保護主義氣氛。

如果我們分析習大的內心深處，他可能不是由衷欣賞民主制的人(如果他偶而還會宣稱要有民主作風的話)，他很可能更強調集體效率、效能，以及國家實力。為能發展國家實力，民主與否並不是重要考慮。

但是，台灣方面，往往在批評習大或中共體制時，好像覺得只要點出那是專制，甚至是帝制，批判論述就已經足夠充分；讀者只要能體會其中的不民主，當然就會否定之。

權力集中，是否有利於提升集體效率、效能，以及國家實力？我以為在一定階段是有可能的。如果尋找歷史上的事蹟作為參考，或可想像蒙古在成吉斯汗以前和以後的統治狀態的差別。大體上，成吉斯汗將國家從分散的諸部落集結為專制王權國家。諸部落之間，本來應該比較是以議事的方式形成部落間的集體決策。一旦成為王權國家，議事的形式就會減弱，而走向中央集權制，也可說是帝制。重要的是，何者更能使蒙古變得強大？顯然是後者。(至於這對蒙古部族長期而言是利是弊，其實難論。今天的蒙古部族，分崩離析，且被中、俄等大國壓抑。這種現狀，其實很可能與歷史上蒙古曾經的強大與侵略、佔領、統治記憶有關。)

在西方歷史裡，法國大革命中的各個階段，也可以拿來做比較。在三級議會的期間，法國幾乎一事無成，最後是拿破崙執政，並通過政變成為第一執政。他堂皇向公民宣告：大革命已經回到它當初藉以發端的原則；大革命已經結束。人民似乎對此並無不滿，稍後他又修憲，並被票選成為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拿破崙復辟帝制，人們似乎只覺得政府更有效能。

德國希特勒也做過權力集中的事，他也修憲改變自己的執政身分。同樣地，並沒有激起人民的反對意見，而他也確實快速而大幅減少失業人數，並提升德國國力。

短期來看，不難肯定權力集中的效能。問題主要是長期的得失。只是，今天的中共可能更在意維護一種特定關鍵時期的穩定。能否維持此刻的穩定，涉及高度邊際成本，乃至機會成本。此刻中國發展、進步快速，但是，同時卻也內外危機重重，稍一不慎，也可能前功盡棄。內部，因為貧富差距懸殊，又少民主、自由，缺少抒發管道，必然累積民怨。外部，中國崛起，更引起美日等國不安與敵意，且當前國際間的右翼思潮更讓矛盾、衝突升溫。此刻，中共當局希望維穩，以求繼續發展實力，並藉現在的強勁發展勢頭緩和民怨，意圖甚明。今天的中國處於一種特定關鍵時期而需要一種(至少暫時)能更穩定的政局。對中共高層而言，政權的穩定性很可能被認為是最關鍵的議題。這在官本位的國度是更容易被考慮到的面向。如何維護政權穩定？讓國家主席繼續連任就是一種具體的做法。領導者的更迭，很可能成為政權不穩定的因素；政權不穩定，國家的整合就容易出問題，系列的發展也可能遭遇困擾。

關於國家的整合，在中共當前體制下，其實主要應該是社會整合問題，而非諸侯割據或政權分裂問題。社會整合問題則與貧富懸殊(譬如吉尼係數高達.46)，以及官二代、富二代享有特權等現象有關。鄧小平主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話本身很難說有什麼不妥。問題是富起來的如果大多都是特定階級成員，其他廣大民眾心理難免不平。中共以社會主義起家，強調追求平等理想，現在卻形成少數特權階級，這很難讓大眾心服。特別是那些有具體理由認為自己受到委屈的民眾，顯然心中更感覺激憤，卻又未必有申訴或平反管道。這種情勢，中共自身當然清楚，且引以為患。但是，他們一時未必有良方解決，且未必認為這是最優先待解決的問題。從而，如何讓危機控制在一定限度內，讓因發展勢頭強勁所得到的民意支持得以蓋過並緩和因差距與特權所引起的民憤，就變成重要的關注議題。這方面的顧慮應不亞於前者。

意圖打破國家主席連任限制，我猜想，主要就是出於上述的顧慮：基於關鍵時刻的國家穩定發展需要的考慮。

當然，從個人來說，習大夠自信，性格也夠強悍；他似乎有不怕與人鬥的性格，特別是與周永康、令計劃，乃至江澤民等勢力相鬥，這些人可能都是既刁滑又狠辣的有權勢者。很多人可能會欣賞習大的這種性格。這就像俄國人欣賞悍將普丁、菲律賓人欣賞杜特蒂類似。許多人可能相信：唯有強人才能對付眾多的有權勢而又貪腐或邪惡者。

習大也好，普丁或杜特蒂也好，對於民主精神，可能都缺少欣賞或敬意。民主不但可能意味著無效率，甚至會縱容惡勢力橫行。就像現在美國槍擊氾濫，就易被認為是民主的無效率的結果。菲律賓犯罪勢力強大，也易被認為是扭曲的民主制的結果(民主餵養大地主階級，並更造成底層社會的痛苦)。我以為，更重要的是主流民眾可能也這麼認為。後者尤其是民主難立的決定因素。獨夫一人縱使真想要做皇帝，其奈眾人反對何？眾人一擁而上，獨夫不說權力瓦解，連性命都難保。問題是，如果許多人願意維護他做皇帝，他的權力也就能鞏固。

人民願意任領導者權力擴大，可能是出於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假意識”(也許譯為”錯誤認識”更易懂)。北韓人民願意擁戴金家政權，可能就是出於一種錯誤的認識。不過，對錯判斷其實恐怕遠比想像要困難得多。關鍵是，短期、局部利益，有可能與長期、集體利益的考慮有別。人的行動抉擇可能出於前者，也可能是後者。但是，兩者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如果認定當然應該依後者抉擇行動，恐只是旁觀者的一廂情願，有點強人所難。就好比我們希望金正恩身邊的人起義，推翻金朝。從他們的角度思考，這未必合理。

康德討論道德議題，不強調利益計算，而強調道德義務。這個義務，帶有某種神聖意味，意味著行動就必須如此，無從衡量利益大小。對我而言，康德的說法必須與信仰相結合，出於信仰，行動才會有神聖意義，否則只能是基於利益計算。差別是有大我與小我的不同利益。大我，其實可能正是神聖性的真實來源。當我們認同大我到一定深度，就會把大我的使命或行動原則視為義務。

問題是，當大我概念逐漸被個人主義價值觀侵蝕，大我所可能激發的神聖感也就消失了。沒有了神聖性，行動就純出於個人利益計算。誰說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是應該的？我為甚麼要犧牲小我？

民主意識下所認為的假意識，可能相當部分是對大我神聖性的肯定。考慮到這種可能性，又如何認定對君主的擁護是出於假意識，並應予以否定？

話說回來，以上的討論並不真的是在為權力集中制辯護。如果是辯護，也是高度條件性的、階段性的。

民主的最大好處，包括維護最多數個人的尊嚴，並提供安全閥，讓民怨有管道得以抒發，而不致爆發。但是，這兩者都還有討論空間。

就個人尊嚴而言，當今的大陸人可能覺得個人尊嚴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購買力與國力的上升，就能使個人尊嚴提升。當一些中國人去購買歐洲的企業與農莊時，其他的中國人也會感到與有榮焉。當然，這裡涉及的究竟是不是個人尊嚴，還可以細論。若相信尊嚴也可分成不同層次，維護集體尊嚴很可能是個人尊嚴的基本條件。若集體無尊嚴，多數個人也將無尊嚴。

當個人主義思潮成為社會主流以後，這種因集體偉大而覺得個人偉大的想法會漸漸減弱。不過，我相信，中國大陸目前大體還不是這種狀態。換言之，多數人是會因為集體偉大而深深被感動，並自覺有尊嚴。如果還有問題，可能是在於國家必須不斷證明能提升集體偉大。究竟能否做到，短期間，這是個經驗性問題；長期來說，恐怕很難做到。

民主作為安全閥，意味著讓民怨得以經常性抒發，並因為經常抒發，所以規模不大，不影響根基。就像經常有小地震，就不太會有大地震一樣。問題是，經常有的一定就是”小”地震嗎？是否有可能因為體質太弱，小地震就會震垮了根基，導致災難？民主所容許的經常性民怨抒發，會不會就足以讓政治動盪，甚至政權覆亡？

我以為，近代中國之所以遲遲難以民主化，或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近代歐洲社會可能主要是因為有基督教所維護的社會秩序與自律習性，民主化之際才比較不會輕易致亂，或動盪幅度較小。而清末、民初中國則較缺少相同條件。袁世凱會在民國肇造的第二年就解散國會，有主客觀兩方面的理由。主觀上，他覺得國會使他無法有效管理國事。但這個判斷可能也有一定客觀基礎：在百廢待舉的危機時刻，國會，特別是國民黨，卻不斷"攪局"，使執政者諸事難成。我甚至相信，客觀上的無效能狀態是主要的，屬於袁個人主觀認知的困境是次要的。(廣大人民的主觀心態或許是使客觀結構陷入困境的最主要因素。但對袁而言，這不是他自己改變想法就能變好的局面。)

至少，中國大陸上，現在可能有相當多的人還有(或更有)以上的顧慮，所以，他們會傾向要走向權力更集中的路。他們的憂慮，也許過甚，但是，焦慮屬實。

也有人認為，大陸國家主席廢除連任限制，主要是要對付台灣；台灣的獨立運動引發中共焦慮，認為必須更積極推動兩岸統一，並為避免夜長夢多，故希望在習大任內完成統一使命。這個說法與我以上的說法並無直接矛盾。只是，這裡將關於邊際成本等的考慮更聚焦於一點：必要儘速完成統一使命，不可差池。我並不排除這種解讀成立的可能性。不過，我偏向認為他們的顧慮是多元的。對台灣的考慮應該只是其中之一，至少未必是唯一。

重要的是，如果習大任期拉長，兩岸統一是否果然可更快或更順利完成？我偏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快速統一，於中國、於台灣是否真是好事，這才是真正問題關鍵。對此，我偏向否定答案。

撇開以上問題，對中國大陸來說，為維持政權穩定，讓領導任期拉長，究竟好不好？雖然我承認他們所顧慮的問題的真實性，但是，我的答案終究也還是否定的。我以為，中國不宜再朝向權力集中，而應該是逐步朝向分權與均權。危機難免，不可不慎，但是，關鍵考慮的是如何在減少危機的前提下朝向分權與均權，而不是逕行朝向集權。否則，中國可能將繼續形成一個高壓鍋。危機恐會繼續累積，終致無從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