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沈富雄先生，我一向推崇，認為他是智者。他學醫，並取得美國醫學博士學位，曾在美國行醫多年。老來回台參政。因為對阿扁對阿扁是否接受陳由豪政治獻金一事用四種可能性回應媒體詢問，令綠營不滿，而失去其綠營立委席位，但是他仍然長期論政，意見仍然頗受重視。

最近，沈富雄在媒體上公開建議，心理學系與社會學系等科系不妨撤銷(註一)。他特別提到台大社會學系博班招不到學生的事件，用以支持他撤銷這些行為科學系的論點。顯然，他是基於功用不足的理由提出這種建議。我以為，這終究是一種短視的心態，並不足取。對於沈先生會發出這種論點，我頗覺遺憾。

太陽花學運中，各大學社會學系師生參與甚深，且頗受矚目，像陳為廷、魏揚等人都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研究生；不止如此，像該系姚人多教授也積極參與學運，並扮演重要角色。他也是為蔡英文寫出"最後一哩路"敗選講詞的人，現任總統府副秘書長。

林萬億，不論大家對他的評論是正面或負面，總歸，他擔任年金規畫重責，而他也是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的畢業生。衛福部負責少子化議題的呂寶靜次長，也是他社會學系的低兩屆同學。

如果台灣社會近期發生了重大積極變化，社會學系師生似乎與有功焉。

當然，上述事實也可能恰好用來印證社會學的負面存在意義。對某些人來說，社會學系好像專門產製些麻煩製造者、不務正業人士，甚至是禍國殃民之輩。這種負面印象其實有可能影響到當今社會學系的招生。

是不是禍國殃民，很難簡單論斷，深受不同評價觀點的影響。以曾獲14A高度評等的彭淮南為例，沈富雄先生卻對他的長期低利率政策非常不以為然，認為是錯誤政策，使台灣經濟不發展。低利率政策的是非，恐怕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認定，而會是長期的爭論議題。

我想再提一個人，美國密西根大學社會學者佛利曼(Ronald Freedman)，對他的功過是非，或許也將有新的意見。

多數台灣人大概都不知道這位佛教授是何許人也。但是，他對台灣卻有不小的影響。

在1960年代初，台灣開始接受節育政策(這過程與蔣夢麟有關，他在農復會主委任上強烈建議台灣要實施節育)。美國紐約人口局遂派遣社會學暨人口學者佛利曼來台，通過嚴謹實驗研究，找到家庭計畫推廣方案，開始在台灣全面推行家庭計畫工作。台灣的家庭計畫工作曾數度獲得聯合國評為開發中國家第一名，並鼓勵世界各國派遣相關人員來台研習。鑒於家庭計畫工作成功，台灣的生育率遂快速下降。從而，台灣的人口轉型加速在1980年代中完成，也就是出生率與死亡率都降至低水準。

如果從降低生育水準的標的來說，佛利曼教授對台灣居功厥偉。後來他也得到衛福部前身衛生署頒授的貢獻卓著獎章。作為社會學者，而獲得醫學主導的衛生署的頒獎，意義深遠。事實上，我很懷疑，如果是台灣自行尋找人口政策的主要執行者，大概就不會找到社會學者頭上，而比較可能是尋找醫師或是經濟學者。台灣最早參與家庭計畫工作的一位先驅，大致上是周聯彬醫師，就是醫學背景。但是，真正引導台灣家庭計畫工作的人卻是美國的社會學者佛利曼教授(早期密西根大學的人口研究主要是從屬於社會學系)。此外，長期主導台灣家庭計畫工作的孫得雄教授，台灣的人口學泰斗，也是密西根大學社會學博士。

不過，話說回來，台灣生育水準的快速下降，人口轉型過速，也為台灣帶來了新的問題。少子化就是問題的一環，並還被認為是一項國安問題。事實上，人口老化是問題的另一面，都與快速人口轉型有關。家庭計畫工作則是促成快速轉型的主要力量(註二)。也就是說，太成功的節育措施，帶來了新的人口問題。得失之間，難以簡單做出結論。

無論如何，我想要強調，社會學者絕不是只從事些無關痛癢或專門製造麻煩的課題。它完全可以做些攸關國計民生的重大研究。如果社會學發展落後，反而可能正是使相關問題無以解決的原因。

我無意在此誇稱社會學有多大的功用。這大概是白費力氣的事。理工醫學背景者輕視行為科學，這是普遍的現象，而且偏見不易扭轉。台灣偏見尤烈。

但是，不尊重一門在長期發展著的學科，絕不是健康的心態，而更可能是誤大事的導因。

沈先生也提到廢掉心理學系之議。我非心理學背景，但是，心理學與社會學同為基礎行為科學。固然，心理學作為最靠近"理科"的行為科學，其"科學"性卻也因此常被質疑。可能連心理學自身都對其科學性充滿疑問。也所以，心理學界中有些人特別致力於研究倫理的標準化---似圖憑以證明其科學性。

但是，我覺得要努力在方法上接近理工科式的科學性，對於行為科學來說，不但不公平，而且可能是走錯了路。就好比德國哲學家高達瑪(Hans-Georg Gadamer)在"真理與方法"一書中所示：講方法可能反而會錯過真理；真理是不會由方法來限定或保證的。

行為之所以為行為，而不只是物理運轉，正緣於行為可能有主體性、有主觀意義，並也因此，行為中的機緣性(contingency)更就倍增。行為不同於物理現象，也無從逕以物理現象的研究標準期之於行為研究。但是，這一點也不足以導出說行為不值得研究，或其研究所得無意義。人既會有行為，就需要去研究人的行為。

政治、經濟、法律等學科比較不被懷疑其功用。社會學與心理學的功用卻被質疑。這裡並沒有方法邏輯上的根本差異。大體是因為前者領域更窄，研究也似乎較易專精、深入，但是，前者也可能因為自限主題範圍，而忽視重大的跨領域因果關聯。

德國社會學先驅韋伯(Max Weber)批評(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並極力闡明宗教倫理對經濟行為所起的作用。韋伯的論述並未被學界普遍接受。但是，學界的韋伯熱卻是很明顯的。以得到第一屆唐獎的歷史學者余英時為例，他晚年所提的一篇重要論文(註三)，可說是在和韋伯論述對話。余英時想要反駁韋伯論述，但是，一則，他的反駁的核心論述是否更能得到肯認，頗有疑問；再則，他致力於反駁韋伯論述，實際上反映出韋伯論述的重要。

韋伯的學術訓練背景並非社會學。事實上，德國的第一所社會學系是韋伯所創。也就是說，韋伯是從他種學科背景(法律與經濟)出發，卻走向了社會學。是他把自己的研究定位為社會學。社會學從一開始，就傾向於避免局限於政治、經濟或任何其他單一社會領域的研究視野。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 Becker，大學畢業於社會學系。當記者問他，曾主修社會學，為何轉攻經濟，他回答，經濟學有嚴謹的分析架構。那麼，社會學的訓練有意義嗎？他說社會學提供他寬廣的視野。他等於為兩者做了最簡要的比較，是各擅勝場。

也曾有學者指出，經濟學討論人如何"做決定"，而社會學卻研究人如何"被決定"。也就是說，經濟學強調人有理性抉擇能力，而社會學卻看到人如何被既存社會文化結構所強制。

以上的論點都不足以勾勒兩者差異全貌，也未必完全準確。但是，多少能幫助看到一些有意義的輪廓。

基礎的行為探索，很難。至今成果也還有限。這是行為科學被輕視的重要理由。但是，我們必須嘗試去了解。放棄嘗試，絕不是健全心態。

行為科學的另一個問題是它們很難不與價值議題牽連。而對價值卻永恆有爭議。行為科學至今無法掙脫這個爭議泥沼。而一旦陷入，又很容易激動情緒，甚至導致衝突。這是許多人對行為科學輕視或敬謝不敏的理由。但是，同樣地，我們就是擺脫不掉價值判斷。而最合理的價值判斷，應該還是出於學術研究所引導的判斷。避開了行為科學，避不開價值判斷，反而會陷入更糟的判斷模式。

我們或許可以基於市場供需的理由，避免因為成本較低廉而濫設社會學等科系，但這絕不等於要取消社會學系。事實上，早年，一度兩岸都忌諱社會學系，都禁掉社會學系。台灣方面怕社會學與社會主義連結。大陸方面則表示，已經有馬克思思想，哪還需要社會學。從而，除早期少數幾系，中間約有23年，台灣未再成立社會學系。台灣社會學系是否過多，不應該憑主觀印象來判斷。

台大社會學系博班之所以兩年招不到學生，部分是因為該系不願濫竽充數，寧缺勿濫。當然，報考人數少仍然是原因。而這與就業困難或許有關。但是，就業困難或許另有原因。再者，難道因此就要撤銷這個系？何妨由市場維持平衡，也就是說，不必強求有人來讀，但是，當有人來讀時，又為什麼要關上大門？

註一：

由於沈先生是在電視政論節目中臨時提到相關議題，並沒有清楚、完整交代他的意見。我們或可推測，他的意思並不是要撤銷所有心理學系與社會學系，而只是汰除部分系或所。他應該也不是只針對心理學系與社會學系，而是以此為例的性質相近系所。

註二：

對於台灣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另一位社會學與人口學者陳寬政教授較不看重家庭計畫工作的作用，而強調台灣整體社會經濟變化的作用。沒錯，整體社會經濟的變化影響更深遠。但是，家庭計畫工作至少有兩重意義：一是扣動扳機的作用，促使婦女得以從生育角色中得到解放，因為在技術面上大體可以控制是否生育。這是一系列台灣社會近代變遷的重要起點。其次，台灣家庭計畫工作推動相當順利，效率極高，充分運用了基層組織與訊息傳遞網絡，故能具體產生良好效果。這可是經過相當精密實地實驗研究後所做的規劃。請注意，印度曾為了強行推動節育而引爆政爭，導致總理拉吉夫甘地下台。中國大陸把計畫生育列為施政重點，也惹出許多麻煩。總之，我以為陳教授可能低估了台灣家庭計畫工作的總體效能。

註三：
余英時晚年出版"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1987)一書，其中"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文可說是與韋伯論述進行多面向的對話，其中特別涉及"入世苦行"議題，後者被認為是韋伯論述中的重要概念。 其他篇中亦多少與韋伯的現代化論述有所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