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判斷是個永恆的難題。但是，我們卻又恆常需要在任一時刻的當下進行價值判斷。

人生中的重要抉擇如擇偶、擇業、擇居家、擇...，當然涉及價值判斷，就是我此刻要不要去讀書，或是該去看電視，或是出去看電影、逛街？或是幫忙做點家事？這是個當下要做的抉擇，而抉擇也立即牽連到價值判斷，哪件事更有重大意義？更應該？

價值判斷中幾乎又恆常涉及權值(weight)的問題。看電影與看書，哪個更有意義？更應該優先？也許，多數人會認為看書更有意義，但是，李安年輕時可能覺得去看電影更有意義；戴姿穎可能覺得去打球更有意義；管中閔還可能選擇去打牌。

價值權值是個人主觀賦予的(雖可能有文化的共同影響效果，最後的權值賦予終究訴諸個人心態)，從而，綜合衡量之後，一件事究竟該不該做，或該做哪一件事及該依哪一種方式來做，各人會有不同的抉擇。只是，有些人的權值可能讓人覺得很奇特，其行徑也就顯得很怪異。好比說，介之推說什麼也不去做官，而寧被燒死在山火之中。這是什麼樣的算盤或行動原則，一般人就難理解。文天祥不接受蒙元朝廷的徵召，寧可繫獄，最後並被處死。方孝孺堅拒依皇帝旨意寫詔書，結果竟遭誅十族的懲罰。反之，洪承疇、吳三桂、祖大壽等卻在曲折心路歷程下最後趨附於長期死敵。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各自都有價值判斷中的潛在權值。未必能明言，但是，卻已經在各自行動中起到重大作用。

洪承疇與吳三桂、祖大壽等不會不知道降清會為他們帶來漢奸罵名。這是他們的行動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是，顯然有他們覺得值得付出此代價的理由。不管吳三桂是否為了陳圓圓，洪承疇是否為了孝莊后，或是為了更大的權力，乃至期待他日再起，總之，他們的奇特行動選擇背後都有特殊的價值權值。同樣地，文天祥當然不會不知道不降元會帶來什麼命運，但是，他卻決定不降。顯然，他有想要堅持的更高價值。重點是，為什麼那是更高的價值呢？有什麼比生命更重要呢？為什麼他會認為這比生命還重要呢？

毛澤東說，他一生做了兩件大事，就是趕走老蔣，與發動文革。他知道，搞文革，多數人不贊成。但是，雖明知如此，他卻還是做了。為什麼？他顯然認為：即使文革會帶給多數人痛苦，但是，也會帶來某些值得的價值。而且，後者的價值超過所造成的痛苦犧牲，所以，他還是堅持要這麼做。文革的正價值超過犧牲，那是什麼正價值？真能超過犧牲嗎？為什麼？

無論如何，顯然毛賦予"破舊"行動以極重大的正價值，這樣的價值權值，是出於毛的主觀。但從旁人來看，卻很難理解。

對於毛的文革決定，我認為可能部分是出於一種變態心理。變態心理使他給"破舊"行動極重大的價值權值，故能以極大的痛苦為代價。所謂變態，就在於很難用任何理性來理解這樣的價值權值：是否因為看到大動盪卻可無動於衷？或是預見大亂之後必然大治(而若無動亂就無可治)？當我們具體觀察到文革中許多善良的人或甚至是社會菁英分子，卻橫遭凌辱，甚至橫死或痛苦到自殺。毛知曉後會覺得痛苦嗎？還是覺得欣慰(因為大治將臨)？

變態就是表現在賦予事物奇特的價值權值。當然，究竟是出於心理變態，抑或是特殊的生活經驗與深奧思維影響到認知基模(cognitive schema，預存的認知結構)，又或是兩者皆有，恐怕很難分辨。變態心理可能也與認知基模融合無間，無從切分。所以，當事人自己固無從判別有無變態，旁人縱覺有變態，恐也難認定究竟有無變態或何者為變態。

綜合毛發動大躍進與文革的一切作為，多數深入觀察者大概都會認為他對事物有過激的反應或說是變態的反應。譬如他想在15年裡超英趕美，可能就是對集體羞辱感特別敏感：覺得中國被西方與日本羞辱，所以急於要扳回，而且不惜在過程中做大犧牲。再者，據說毛對知識份子很仇視，故稱之為丘九(比丘八還不如)。這也可能是他受過知識菁英(如北大學者)的羞辱所致。但是，別人對同樣的經歷卻未必有他這麼激烈的心理反應，或者會有更多的忍耐。從而，他的過激反應就有可能是出於一定程度變態心理所致。

陳布雷，曾是老蔣文膽，頗有思想與文采，卻於國共戰爭國軍失利之際自殺。一方面，自殺可能反映他的風骨或理想主義性格。但是，同時，也可能反映他的情緒易於過度激動。而容易情緒激動的人，往往賦予事物的價值權值也不同於一般人。譬如，毛有可能對於有知識驕傲的人特別重的負價值，也可能賦予底層人民的經濟窘境特別重的負價值。或者，他也對於弱國的被歧視狀態特別痛恨(當然也就賦予特別重的負價值)。基於此，他採取了系列行動，以期扭轉事態。即使行動對大眾造成很大的傷害，而他也在所不惜。

奇特的價值權值，背後可能出於非理性(當然這並非必然，有待細緻討論)，甚至是變態心理。變態心理可能通過非理性的價值權值賦予而影響行動決定，而對事態造成困擾，並為人們帶來傷害悲劇。

希特勒顯然出於變態心理而發動戰爭與屠殺，造成了大悲劇。他將猶太人的處置問題視為重大議題，並提出"最後解決辦法"，結果造成大屠殺悲劇。猶太人問題有那麼嚴重、急迫嗎？有必要採取屠殺行動來解決嗎？一般人不會這麼想，但是，希特勒卻似乎這麼認為。這裡就涉及變態心理所導致的奇特價值權值。

陳水扁有沒有犯罪？我想絕大多數國人是有共識的。如果不然，以台灣目前綠大於藍的懸殊態勢，早就為他翻案。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不此之圖，是因為犯罪事實太過顯然。從瑞士傳回台灣的消息告訴台灣方面：扁家洗錢。這是能無視的事實嗎？

但是，有些人會認為：國民黨執政，什麼做不出來，捏造犯罪事實又有何難。在如此堅信之下，加上先前對扁的信任，就可以得出扁的犯罪其實是出於政治迫害。

這究竟是涉及事實判斷，還是價值判斷？應該都有，是受價值判斷所引導的所謂"事實判斷"。阿扁是好人，這是涉及價值判斷；國民黨是惡勢力或黑組織，這也涉及價值判斷。台灣司法不公，也涉及價值判斷。這幾種價值判斷的權值蓋過瑞士通知洗錢訊息的公信力(價值判斷)的影響力。當然，這都還是簡化的邏輯。

陳師孟很可能是個極聰明的人，否則不太可能成為台大教授，又受重用而擔任總統府秘書長。另外，他是陳布雷的孫子，很可能由此證成他的聰明。不過，也因為他是陳布雷之孫，他的反藍，又有了強烈的特殊意義。

我猜想，陳師孟通過陳家人的背景，很可能對蔣家與國民黨有比我們一般人更深入的認識。這也是他反藍意義特殊之處。

話說回來，就像一輩子生活在中國的中國人，對中國在國際框架下的角色的認識未必比非中國人或不居住在中國的人更佳，因為他的認知參考架構是較局限性的。另一種情形是，認知參考架構雖然未必侷限，卻受到奇特的價值權值所扭曲。好比家人傷害犯罪，往往往往不完全是因為對方客觀上惡性重大，而是另一方主觀膨脹了某些問題的惡性重大程度，因為給予了扭曲的、失衡的價值權值，以致更覺得對方的所為是不可忍受的。外人認為，不至於要以傷害來反應的事，罪犯卻已經覺得無可忍受。罪犯可能給了不同於外人的權值：讓某些問題行為的負面意義過度膨脹，以至於感覺不可忍受。

對於兩蔣與在台灣的國民黨，大家都知道他們曾經做出不好的事，特別是白色恐怖，乃至二二八殺戮。問題在於：應該給這些行徑多大的負分？反之，國民黨政府也做過一些貢獻，那又該加多少分？最後，總分為何，是正是負？現在仍然挺蔣挺國的人，不會不知道他們曾經做過那些不好的事，但是，卻因為給予了正面的總評價，所以才繼續挺他們。這裡面，當然就涉及價值權值的給予方式。

遺憾的是，儘管每個人都在做總評的時候進行了價值加權，但是沒有人清楚交代如何做價值加權？各分項的加權值究竟分別是多少？總評價往往出於類似直覺的東西。即使是菁英人士，這時候也一樣。我們看到謝長廷會拜宋七力，中研院一批人挺妙天，現在又有許多菁英人士挺妙禪，就不難看出，主觀的、甚至受變態心理所影響的價值加權如何影響人的行動抉擇。

陳師孟顯然決定相信阿扁，而繼續否定國民黨。這是一系列價值判斷的結果，裡面有複雜的價值權值在起作用。他願不願面對自己的價值判斷，做個深入檢討，並向眾人明言其價值判斷的理由呢？重要的是，裡面有沒有隱藏著某種自我中心，乃至自私心的作用呢？揭露這些，是對社會負責，同時也是對他自己負責。並可促進理性檢討事情與尋求未來應該的行動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