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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0/09 15:35:11瀏覽4000｜回應21｜推薦18 | |
| 近來國內輿論對於蘇嘉全的農舍跟農地問題一直陷於「合法與不合法」的爭議，只有少數頭腦清醒之士認識到這是道德問題而非一般法律問題（詳見洪志坤、郭正亮的批評）。然而這些少數的洞見仍是從「政治權力」的觀點出發，認為蘇嘉全應該替自己設定更高的道德標準才能有助於民進黨在明年大選獲得的支持，並未真正意識到這是社會正義的問題，可與目前在美國各大城市如火如荼的人民佔領運動相互連結，是全球平民百姓對於權錢勾結的社會壓制的集體反撲。 為何農業發展條例會規定農地10分之1可蓋農舍？這應該請蘇嘉全好好向當初參與520農民運動的民進黨前輩（如林濁水等人）詢問，當初是怎麼樣為台灣農民爭取權益。台灣農村原本就是住宅與農田合一，農民世世代代在自己的農地上蓋屋建宅。但實施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後，農地變得只能農用，農舍成了無法改建的違建，所以才有了後來的法令放寬農民在農地上興建農舍的規定，讓老舊的農舍得以改建。因此就當初立法的時空背景跟源由來看，這個1/10的規定本來就是特殊條件下的權宜之計，是為了替農民解決房屋老舊無法改建的問題，並不是讓蘇嘉全還是陳瑞仁之流把利用這個規定把農舍農地當成私人的度假別墅。 因此從土地正義跟農業正義的角度來，蘇嘉全跟陳瑞仁的作法並無不同，雖然他們蓋的農舍價格天差地遠，陳瑞仁也在合法之外替自己設定了更高的法律標準（沒有蓋到1/10，不需建照卻申請建照），但他們都是以投機的方式便宜取得農地作為自己私人的度假休閒或居住之用，根本上完全違背了當初立法的精神。 或許有人會爭執於農民跟農業活動的定義，主張任何人都可以在下班之後從事農業活動，農業生產也未排除自耕自食。但是這種狡辯是無法通過社會正義的檢驗。要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只要大家問自己一個問題，為什麼社會需要針對農民跟農業制訂這麼多特殊的規定？如果沒有這些特別的農業規定，蘇嘉全跟陳瑞仁，乃至於現在被牽扯到的八萬或十萬多戶農舍都不必擔心違法的問題，不用去斟酌於土地跟農舍是否農用。之所以要針對農民跟農業特別規範，就是因為農民被視為社會上的弱勢者，所以需要特別的規定來保障他們的利益，並且針對他們遭受的剝削給予補償。 換言之，要利用農發條例的規定買地蓋農舍之前，每個人都應該先問自己是否具有農民這個弱勢者的身份，才能在道德上符合買農地蓋農舍的要求。而所謂的農民當然不是有種田就是農民，而是必須以此為業者才具有被稱為農民的資格。為何如此？因為過去農民之所以被視為弱勢者，就是因為他們除了種田，別無任何謀生的管道跟能力，因此相較於其他行業者才會淪為經濟上的弱勢。如果一個人可以當個週末農夫跟夜間農夫，就表示即使不務農也不會影響生計，如何配稱為農民？即使是經濟上的弱勢，也並非務農所造成，當然不該具有農民身份。 因此吾人可以看出，無論蘇嘉全跟陳瑞仁再怎麼辯稱自己在法律上如何合法，但其行為的本質上已經違反了社會正義的原則。但這個問題是他們個人的問題嗎？顯然不是。因為除了他們之外，還有少則三萬多則八萬十萬以上的人跟他們從事一樣的投機行為。這種社會行為其實就是典型的階級剝削，都市有錢階級以低價購買農村土地，剝奪了弱勢農民唯一的生產要素，然後把這些原本可以生產千百人食用糧食的土地變成只供一人一家享受，這就是剝削。 另一方面，賣地的農民雖然拿到了金錢補償，卻喪失了唯一的生產工具，也同時喪失了農民的身份資格（無法再領老農津貼），而且還得回過頭來向商人購買糧食。當國內農產品產銷不足消費需求，政府就會迫於壓力開放更多糧食進口，進一步導致農民收入偏低，使得更多農民想要賣地換錢，這種惡性循環已經讓台灣農業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實在很難相信農家子弟出身，又當過全國最高農業首長的蘇嘉全會對此情形毫無所悉，只能說當他成為有錢階級之後，就從受壓迫者成了新的壓迫者。 如果我們暫時跳開農業問題，拉到國家統治階級（包括藍綠政治人物）層次，我們會發現這些政治人物都遠比他們所欲統治的人民富有。馬蔡兩人身家上億不說，連擔任公職部多不久的蘇嘉全都可以砸錢買地蓋豪宅，顯然我們應該告訴台灣的年輕人，從政才是快速致富的管道; 而且對於那些還迷信藍綠政治人物會為民喉舌苦民所苦的老百姓，當這些政治人物身家不是千萬就是上億起跳時，你覺得他們還會真的關心老百姓的米酒咖啡問題嗎？別傻了！ 因此我們不能單從法律或藍綠政治鬥爭的觀點看待蘇嘉全的農舍問題，而應該反思為何當初為弱勢爭福利的法令到頭來竟成為都市有錢階級蓋豪華農舍跟假日農場的工具？又為什麼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機關對此「亂象」從不主動稽查處理，也不肯修法防堵？如果一般台灣民眾無法看清這其中的利益關連，那無論2012執政的是藍是綠還是橘，這種剝削的行為都會一直變本加厲的延續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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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