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心在高原上

從新竹縣某一個戶政事務所走出來，我望望陰霾的天空，告訴自己：遠方，會有一片遼闊的高原，能眺望人間燈火，能看見更廣遠的世界。我走不走得到？可不可以攀爬上那座高原？ 

大學未畢業，我便找到國語日報作文班的教職，至少不致畢業即失業，我有一點點安心。跟方走在校園裡，遇見教中國文學史、杜甫詩的李老師，大三他做過我們一年導師。李老師叫住我：「妳為什麼沒有來考研究所？」我不假思索回答：「很想先工作看看。」「這麼可惜！妳如果來考一定考得上。」我是用功的學生，知道自己不怕讀書，但有一個世界我還不知道，我想去尋找。跟老師錯身而過，方喃喃嘀咕：「他怎麼知道誰考得上、誰考不上！？」那時研究所還沒放榜，我猛地省悟，老師剛才那麼說，也許傷了我身旁的同學，那時我的心早已飛出校園，急著加入鋪展在眼前的新世界，我拉著方的手：「他不知道，我知道，妳一定會考上的！」

作文班裡，面對的都是小學生，我是菜鳥，分配到低年級的課，下課後小女生依戀在我身邊，甚至玩我的頭髮，我覺得自己簡直是來當褓母。課後時間被小朋友團團圍繞，我只好把作文簿抱回家改，坐在客廳一邊聽著新聞，二哥一把抽去我手中的本子，大聲朗讀出來：「我的作文老師長得高高瘦瘦的……哈哈哈！」二哥笑得肚子痛：「難怪妹要去教小學生，哈哈哈哈！」二嫂一起哈哈哈哈：「到底是教幾年級，現在小學生也長得很高耶！」我搶回作文簿：「一年級啦，怎樣！」

這種褓母生活真的不是我對未來的想像，剛剛滿一個月，我就辭職了。我寄出雪片般的履歷表，也參加報社的考試，但是運氣不佳，碰上的是《經濟日報》的招考，我的財經常識連略識之無都談不上，考一半就知道自己可以閃人了。我在每一封求職信裡附上大學時發表過的小說、散文，甚至古典詩的論文，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但我還是得到了一些面試機會。

我來到陳映真、王拓先生的面前，我想要去《人間》雜誌當採訪編輯，我讀過每一期的《人間》雜誌，一期都不漏哦！陳映真先生低頭翻動我的那疊作品，拿下眼鏡微笑看著我：「喜歡寫小說啊？」我靦腆點點頭，他問了我對《人間》雜誌的看法，我侃侃而談，他的表情、聲音溫柔極了，啊，如果來這裡工作，我會不會因為崇拜而愛上他啊？暈眩之中，王拓先生的聲音像一桶還掺著冰塊的冰水潑過來：「妳知不知道做這個工作很辛苦，隨時要上山下海耶！」我從恍惚裡醒來，怔怔望著他：「我知道！」他懷疑地看了我一下。我那時只有四十一公斤，長髮披肩，一副沒曬過太陽的模樣，其實我能吃苦的，我什麼都不怕……我的腦海瘋狂轉著《人間》裡的黑白照片，想要參與，想要走進去，卻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兩位男士對看一眼，然後告訴我等候通知之類的話。

我雖涉世不深也懂得他們說的是場面話，知道自己沒希望了。我收到的是另一家雜誌社的通知。那是一個同樣報導人間疾苦的雜誌，在台灣經濟一飛沖天、外匯存底不斷刷新上揚的時光，報導亟待伸出援手的一樁樁悲慘人生。雜誌社設有捐款帳戶，接受讀者的捐獻。一年多後，這個雜誌老闆夫婦被指控侵吞募款，雜誌停刊，詳情究竟如何，我沒有看到後續的報導，我只待兩個月便離職了，再不曾跟當時同事聯絡。但雜誌裡報導的一則一則人間悲劇都是真的，都是我們這些年輕的大學畢業生走進黑暗巷弄裡真實的捕捉，沉痛的書寫。

有時得到資訊模糊的個案訊息，沒有確切住址，我們得到當地戶政事務所查詢，找到里長先了解事實……在偏遠鄉間，尋找著不知是否存在的地址，我沒有交通工具，就只靠這雙腳。

那天來到新竹地區的一個戶政事務所，等待資料調閱時，一位協助我的科員聽到我大老遠從台北搭火車再轉客運跑來，好奇地問：「小姐，妳這工作這麼辛苦，一個月多少薪水？」哪有人問人家這種問題的！雖然薪水少得可憐，我還是坦誠回答了：「一萬二。」他眼珠子幾乎掉出來：「那麼少？」他憐憫地看著我：「太壓榨了！妳有大學畢業吧？」什麼話，「當然啊！」「那你為什麼不去考公家機關？」真煩，為什麼不考研究所？為什麼不考中小學教師甄試？為什麼不考高普考……這些日子以來，不斷被問這些問題！「我不想當公務員。」「公務員有什麼不好？」「我想做比較自由的工作。」那位好心的科員，回頭指一指辦公室，有剛提著大包小包青菜回來的，有耳朵夾著電話，手裡一邊打著毛線的……「妳看，很自由啊！」他又強調了一次：「公務員很自由啊！」

一拿到資料，我落荒而逃，仰頭看著灰撲撲的天空，想著剛才那個人說的話，想著這個雜誌社這樣壓榨員工，還有些說不出來的詭異，那些捐款，真的都送到受訪者的手中嗎？我是否被斂財者利用了？大學畢業三個月以來，第一次，我感覺到了委屈，眼淚無聲滑了下來。

我再度辭掉了工作，繼續尋找……我到底在找什麼呢？

1986，台灣解嚴的前一年，整個社會是一鍋未掀開鍋蓋的滾水，報社、雜誌蘊釀著一個星團大爆炸。而我，開始從一個個奇奇怪怪的雜誌社，展開報導生涯的奇幻旅程。

　　　　　　　　　　　　　　　　　　　　　　　　　（2011九月號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