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導演楊德昌已經去世九個月，台灣這邊早就沒有什麼文章去討論他的作品。記得楊導演去年七月去世的消息，最早是從台北電影節那邊知道的，現在台北電影節又將開始，加上最近經常從凱達格蘭大道與中山南路交接的「景福門」經過－－那是楊德昌一部電影中的「諷刺性」經典畫面，片中的這座國家一級古蹟在夜色中五光十彩，上面並高掛「中華民國萬歲」的燈泡大字－－，才想起去年有編輯友邀我寫點關於楊導演的文章。

我沒想寫，倒不是去年此刻忙著找房子搬家，而是我對楊導演的電影真的沒什麼「深刻的感受」。並且我總覺得這位被稱為台灣都會電影的第一高手，影片裡除了很沉鬱的蒼桑感外，還給我一種很老氣的感覺。人見人愛的【一一】，片中的小男生張洋洋那副老氣橫秋的模樣，而今回想起來竟也很有景福門「古蹟」之味。

一個三年前被男友拋棄的朋友最近又談戀愛了，我們兩人在我家廚房討論了一小時多她的新男友，她說不出來自己究竟為什麼喜歡他，一再使用的形容詞是「很單純」；可不知為什麼，當時我腦海中幾度翻攪出「表演」的想法。日前在一部電影的首映會終於得見她的新男友，整個人看來有點老氣。回家路上，我又騎車路過景福門，忽然想起的既不是楊導演的影片，也不是蔡明亮的【愛情萬歲】，而是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

那是蔡明亮電影我唯一喜歡的影片，最主要的原因不在青春，而是老沉之中散放出忍不住的青春之氣，青春之中滾動著一股「很單純」的感覺。這部影片中有很多看來很「青春的表演」，這種表演教我跟楊導演口中那種「非常靜態的單純愛情」(請參見本文最後倒數第二段)，產生非常遙遠的距離。我自此漸漸覺得楊導演口中那種「單純的愛情」是幻象，很貼近【一一】中金燕玲上山學打坐、下山就很快破功的「修行」幻象。

我們平常人其實對表演不夠了解，以致我們還沉沒或沉醉在各種幻象中，而不自知或沾沾自喜。(2008/04)

‘幾乎在每次批鬥之後，都有人來找我，或者談話或者要我寫思想匯報，總之他們要我認罪，承認批鬥我就是挽救我。我當然照辦，因為頭一兩次我的確相信別人所說，後來我看出批鬥我的人是在演戲，我也照樣對付他們。’

－－巴金：《隨想錄第一集》

(1)

近來在各類傳播媒體上，屢屢出現如是關於「愛」的字眼：「把人生的愛找回來」，「把交通的愛找回來」....。其句型之一致，言辭中情感之失意與迷惘，在在皆教人在沉默於舊約「人類被逐出伊甸園」的告解氛圍中。

昨日之熱戀變轉為今日之冷戰，昔日之有情轉成今日之無情，於是，人類用時間與空間(伊甸園)，如是壯闊的宇宙力量，一筆概化了渺小自我的惆悵與迷亂。也用此自欺欺人地掩蓋了那個渺小之人，做為一種奇特生物載負著如何的責任與能力，以及行走在一條奇特情感道路的微乎其微的可能。

那是城隍爺生日的前兩天；祂住在台北大稻埕迪化街的霞海城隍廟。八家將在六月的黃昏時刻出巡，八張花臉四十條霞光在街上亂竄，空間好像超過三維，時間宛如融合過去現在與未來，我覺得有什麼事要發生，但似乎又沒什麼事可發生。

我在對街竟然看到Thy。他的臉在擁擠的人群中看起來很清楚，四十條霞光在晃動不休的人群中也很清楚。他對我眨了兩次眼，好像他早知道我要到這裡來，好像他早就站在那裡等我；那對我是第四十一條與四十二條霞光。

大四下我們一起讀著(Umberto)Eco的《符號學理論(A Theory of Semiotics)》；沒有人可以給我們問、也沒有人可以教這門新學問，我們不時讀到近乎歇斯底里地「也哭(Eco)」，都是靠著Thy近乎傑克李蒙般歇斯底里的語調，將我們從歐美兩派符號學理論中，殺出一條「台灣海峽」。

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Eco那本(義大利)原文版的《玫瑰的名字》已出版兩年了，距離它給改編成電影還有三年的時間，史恩康納萊最後一部007【巡弋飛彈(Never Say Never Again)】，在我們等待著我們所屬的第二梯預官入伍之前正好上映。

這距離我們退伍已是兩年之後的事了；當兵將我們分隔成有如兩個星球之遠的人。我在退伍第一年時聽他的家人說，他返家後很快就北上了，第二年我聽人家說他交了一個在高中當老師的女朋友，腿很長，裙子很短，好像還很喜歡跑國家音樂廳的古典鋼琴演奏會。

那地方對我新鮮得像外星球，從沒去過；幾次搭公車從不同方向經過，都看到它有著很大的廣場。

我愉悅且好奇地問他最近如何，他的眼睛依舊像以前頑皮的眨著：「還記得『也哭』嗎？！」我很激動地點頭，頭髮已經夠長到流海可以掉下來遮住一隻眼睛；胸中充滿著天安門廣場示威學生的話語：「人只年輕過一次！」

不過，他接下來的回答竟然有如李鵬手下的機關槍。

他告訴我他在「符號市場」裡討生活，他且進一步用嘲弄的眼神觀看我那震驚中灑落的傷感表情。天色一下子變得很暗，人聲在我們身後沸騰，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的耳朵跑出「理想淪喪」之類的話嗡嗡作響，我的眼睛竟然出現像【前進高棉】般的慘烈畫面，我剛吃過冰淇淋的牙齒開始發酸。他的臉依舊像四年前般的頑皮，他的聲音之中笑聲不減：「我知道你最近如何對待電影。」(註)我忽然想起當年是他，問了我一個從沒想過的問題，給了我一個還沒想過的方向：「你有沒有想過要拍電影？要寫影評得多看外文書。」

「想聽聽我的愛情嗎？」他勾著我的手臂，像以前一樣，好像我是他的男朋友。傑克李蒙式的話語就這麼排山倒海而來。

(2)

‘如果你知道【暫時停止呼吸】是引發我談「愛」的動力，你一定會吃驚得說不出話來，對不？！哇！呼吸與愛情、黑色喜劇與茅山道士、殭屍與功夫－－中國版的【魔鬼終結者】－－引發對我一個年輕女子，在大家都坐得像殭屍的電影院，暢談我自己的愛情觀，就像喝黑松沙士一樣痛快。

我不明白，我一點都不明白，我竟然沉浸到那一片抽象的言詞中去，像耍飛鏢一句接一句活生生地丟出來。怪哉！我這一片談情說愛之詞，沒有半點具體愛情事件發生，僅只是論述一組觀念而已。光這樣我就說了一個多鐘頭，好像一部劇情長片那麼長；連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動得不得了。我真的不明白，到底是哪來的勇氣，教我膽敢與偉大的電影相爭鋒？這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你說是吧？！

我就用這份昂揚的情緒去忽視楊惠姍的「變胖」，那個被媒體宣揚得該死的「事實」，就是它改變了原本電影的「虛構」空間。對啊，就是那部沉悶又教條得教人快不能呼吸的【我這樣過了一生】。我竟然在一家二輪戲院，用原本多引人遐想的話題，收拾了當年最轟動的這兩部國片ㄟ！

事情？ㄛ，「情」事是這樣的啦：那家戲院就在我當兵時的營區附近，當時我以做為一名壯年男子的苦悶心情，認識了營區近旁的一名年輕女子，甚至還有她的父母。剛退伍時，求職那種等－等－等等的心情，令我很苦悶。一個禮拜天，一個下雨天，一張報紙攤開在我吃喝起來的小吃攤桌上；我去那家戲院前，約了她。在黑漆漆的戲院裡，我頭一次跟她說「該找個對象了吧」，不知為什麼，就在銀幕上的殭屍衝進來準備咬人的同時，我的心好像被半年前所讀的一本有關愛情心理學的書給咬中。

我幾乎以為自己曾如此去實踐過這句話：「愛是需要學習的」。我用一股誠摯且滿懷著「親身體驗」的熱情，滔滔不決地申論，並不時駁斥一般人錯誤且可悲的觀念：「用『緣』的被動心態去等待愛情的降臨，那根本就是錯認了，愛情僅僅不過是有沒有找對『對象』的問題－－『找』對人了，『碰』對人了，愛情就OK了。」

(3)

那女子的眼睛隨著我的論說愈睜愈大，我愈說她的眼神看起來愈專注；這樣的眼睛哪簡直鼓動著我繼續不斷在電影院中「前進」。她時或微吐出唇的舌頭，既濕潤了她的嘴唇，也把我的語調愈弄愈溫暖，把原本看起來抽象的言詞，化為過去似曾發生過的一段浪漫，而教人愉越地掙扎的回憶。

而今想來，這段「空談」的經歷，確實使我對那些理論產稱了血肉般的觸覺；雖然，這次與她談過話後，我再也沒和那名女子見過面，雖然，我再也沒去試過這樣的經驗。因為，自此之後我開始浸潤到這樣一種沉思狀態中：自我實現與社會期望之間某種不可割捨的神秘關係－－我懷疑「社會表演」雖不完全佔有這份關係的全部，卻更可能開展出超越這兩者的「第三度空間」。

你了我的意思嗎？我真正的意思是：難道是台上的動態演出(電影、虛構)，台下的靜態凝視(我甚至感覺到那名女子幾度「暫時停止呼吸」)，竟促使了台下的我的「表演」。真實與虛構在這段時空中沒有了界線，表演(我)與不表演(她)、急速的呼吸與不呼吸，在這個時空演繹開了一齣舞台劇！‘

我問Thy相不相信愛情？他眨著眼對我說，回去翻翻《青春的天空》中袁瓊瓊訪問楊德昌，同樣的問題的那段文字。

  ‘問他相不相信愛情。楊德昌微笑，很秘密地向內凝視自己，說：「有一天，我到墾丁去...」他到墾丁海邊去，整個海邊空無一人，「只有我，海灘，海與天空，四者。那時，我真的相信天地間有簡單的愛情。」他用「簡單」兩個字，然後又說：「可是我們現在並不活在那種世界裡。」楊德昌大概覺得現代人的愛都太不簡單了，感情的悲與複雜皆在這裡。‘

Thy臨走前尚告訴我：「你知道知識份子的弊病嗎？別把『知識的活動』取代了『活動本身！』說完狂笑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