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2年水平社成立到目前的100年間，日本政府為了消弭歧視部落民的問題，先後制定了不少法律。1969年到2002年間實施了所謂的「同和三法」，在這3個關於「同和運動(部落民解放運動)」的法律下 ,投入了無數的預算。希望藉由改善部落民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的情況,消弭分斷數百年的社會斷層。
「同和運動」的主要措施,首先是改善部落民日常生活的惡劣環境。中央指示地方政府在同一區域必須提供同樣的生活設施。「同和地區」的居民常常會發現，自己這一地區無水又缺電，但是緊鄰的其他地區卻是水電供應齊全。在中央的這個指示下,改善「同和地區」惡劣的生活設施，也就成了地方政府的急務。另外部落民的貧困,很多是因為就職與教育機會的短缺。安定部落民的就業問題，振興部落民的產業，強化「同和地區」社會福祉，成了「同和運動」的主要工作，同時又為了消弭社會大眾對部落民的「差別(歧視)」,在全國大力推行「人權擁護運動」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同和三法」雷厲風行的33年間，一般民眾的感受又是如何的呢?
一個在京都任教職四十多年的朋友，在她的任職期間與「同和三法」實施期間重疊。她第一次任教的地區也正是京都市的「同和地區」，她自然比任何人更親身體驗了這數十年的「同和運動」，她的感想是如何的呢?
京都市在「同和運動」中與其他城市不同,它必須背負著一個歷史包袱去努力。1951年時由於京都市役所(市公所)的一個臨時職員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部落民」的小說，這篇小說部分歪曲了部落民所處的情況，被認為是歧視部落民的小說。小說的舞台設在京都市, 京都市的「部落問題」就被暴露在社會大眾的眼前。執筆者又是「京都市役所」的職員,京都市也就產生了連帶責任。京都市自然會感覺到社會的嚴厲視線與壓力。在「同和運動」中，京都市也就煞費苦心，有時還特別賣力演出。
這個朋友說京都市長曾經與「部落解放同盟」*的幹部聯袂到甲子園觀賞棒球比賽，棒球比賽多數是實況轉播的,行政首長與「部落解放同盟」的幹部並列一起的這種形像，無疑地是向螢幕前社會大眾的一場演出,目的在表明市的立場。京都市在公職上也盡量安置部落民。安定部落民的職業是國策，也是京都市奉行的目標。這個朋友談到在她任教的那間學校裏，有些職位的三分之一安置了部落民。教員方面也有類似情況。這些為了配合「同和運動」所作的各種安置，自然不一定是「適才適所」的安置。這些被安置的教員也就不一定能夠勝任他們的職位，結果自然是給周圍的一般教員帶來負擔。在「同和運動」進行期間,教員每月都必須參加「同和教育」的研修。在研修中活躍的便是那些被安置的教員，這也就叫一般教員很不是滋味。但是「同和運動」「同和教育」的施行既是國策,又是地方政府的責務，一般教員也就無處投訴。
在「同和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時，社會大眾也都嫉惡如仇,認為「差別(歧視)」」是不當的,歧視者受到被歧視者的糾彈，也是理所當然的。問題是何種言行是屬於「差別(歧視)」的言行呢?
根據「部落解放同盟」的解釋,哪種言行是「差別(歧視)」的言行，端看被歧視者如何感受而定。如果被歧視者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那麼那些讓他感覺到傷害的言行，也就是「差別(歧視)」的言行。
一般社會大眾，既非部落民，自然難以了解部落民的心情，對於哪些言行可能傷害到部落民，也就很難把握。朋友說他們也都每天繃緊神經，小心翼翼,注意自己的言行，害怕落人口實，而受到糾彈。在這種氣氛下，要彼此溝通與融合，就有了困難。學校里管理階層的風險就更大了，朋友提到他就看到受到糾彈的校長身心俱疲,不得不到保健室去避難。行政方面並非不知現場情況，不是避而不談,就是視若未睹。「同和運動」既是國策，也許地方政府把現場的矛盾與混亂看成是過渡期的一種現象也不一定。
充滿了矛盾與混亂的「同和運動」隨後是如何發展下去的呢?
19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跟著而來的是所謂的「失落的10年」。日本政府地方政府也無力再列出巨額預算來支撐「同和運動」。同時在過往的「同和運動」中，巨額資金的運用,成了利之所在,自然產生了不少弊病,出現了「同和利權」的現象,再加上有部分的「部落解放同盟」幹部牽涉到「同和利權」的問題，一般大眾也逐漸淡化了對「同和運動」的熱情與期待。2002年中央政府主導的「同和運動」也就到了尾聲。
長達33年的「同和運動」，期間雖然充滿了矛盾與混亂,但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部落民的生活環境、教育機會、就業機會也得到了明顯的改善。2023年京都市將會把「京都市立藝術大學」搬遷到京都車站東側的崇仁地區。崇仁地區就是京都市役所臨時職員在1951年撰寫的部落小說的舞台。崇仁地區居民已移遷到市營住宅，如今京都市計劃將原本為「同和地區」的這個地方,打造成藝術都市京都的象徵。
*「部落解放同盟」是由1946年成立的「部落解放全國委員會」改名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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